紫色战旗

第358章 世界观

第三百五十八章 世界观

1945年5月,斯大林在致丘吉尔的信中表示,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效地发展。

1945年6月,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斯大林坚信苏美两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巩固的友好联系,今后也将顺利地发展。

即使在丘吉尔铁幕演后的1946年9月,斯大林仍然认为,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

同年12月21日,在与罗斯福之子会谈中重申: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

1946年4月,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这一主张。他指出,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

不仅如此,在承认存在差别的基础上,斯大林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宝贵而且迄今仍有价值的思想,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

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

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这种条件下,才有合作。

基于此,当时苏联的外交目标是,保障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保障巩固和发展苏联已有的成果所必需的和平环境。

发展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大力促进世界苏联体系的建立和加强。

支援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民主基础上解决战后和平调整的问题,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1946年10月29日,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告,战后苏联也如先前那样忠于此种国际合作原则,并决心为在这方面达到成功而不惜任何力量。

斯大林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对苏联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因为:第一,恢复和重建苏联的国民经济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西方的援助。

斯大林曾明确指出,苏联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的强大的新高涨。为此,苏联需要同西方国家加强政治、贸易和化的联系以及人员的交流,需要获得美国的贷款援助。

所以,在对外关系上,苏联今后也将忠于自己的政策和平和安全的政策,各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政策。

第二,为了维护二战的胜利成果和苏联在二战中获得的利益,需要继续维持和维护雅尔塔体系。

第三,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

1945年他还谈道,现在英国在君主制度下,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

1946年初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我们的道路简短而又迅速,代价是流了很多血和作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避免这样,就避免吧。

第四,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斯大林认为,新的战争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二战后和平与安全已成为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没有本国的人民,谁也不能打仗,而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人民已经疲于战争。此外,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目的,可以用来为新战争辩解。所以,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为了维持与西方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斯大林在各种场合多次批驳关于苏美关系日益紧张的传闻。

1946年月,针对丘吉尔演讲后的国际局势,斯大林指出,必须组织广泛的反宣传来反对新战争的宣传者和保障和平。

1946年9月,他重申,我不相信新战争的实际危险。但无条件地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有可能建立友好的、长期的合作。

1946年10月,他他不同意苏美关系已日益紧张。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斯大林在同史塔生的谈话中,有人把苏联的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得到合作。

他还,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

他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为了减少磨擦和冲突,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如从伊朗撤军和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等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在某些问题上,如各国革命问题则对美国态度暧昧。

由此可见,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两个,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指针,但都是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为转移的。

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只不过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斯大林受意识形态的推动,使大国合作转向了与欧美的集团对抗。

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和俄国传统的继承者,斯大林把国家利益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推行共处合作或者革命对抗以及向哪个方向转变,都要服从于国家利益这一最高目标,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次要因素。

基辛格曾指出,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

美国战史专家盖迪斯也认为,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国家的安全放在国际主义利益之上,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促使他向东欧和世界各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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