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战旗

第512章 后勤之要变革

第五百一十二章 后勤之要变革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战略,常被说成在战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这个时期的战略究竟有哪些特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文明时期,启蒙运动的思潮和宗教的衰落,作为一种推动力,使得若干人道主义的因素被引进了战争的事业。

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限战争和消耗战略的时期,这两个概念意味着战争的目的被认为大都不是为了彻底打倒敌人,而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办法是让敌人感到继续作战的耗费要比作出让步更大。还有一派认为,这一时期战争的限度不是出自选择,而是出自必然,在决定战争限度的诸因素中,通常认为占首要地位的是后勤

假定在这一时期内果真是所谓补给镣铐和后勤专政对战略起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就会奇怪,对这个时期军队补给方法和运动方法的研究,为什么现在同150-200年前已知的东西相比仍无很大进展。

我们看到,是坦佩尔霍夫杜撰了所谓五日行程制度,所谓五日行程制度,是指作战军队距离仓库不得超过五日行程,只有建好新的仓库以后,军队才能继续前进。

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也在第二卷做了注释,它实际上成了后来研究这个题目的每一本书嘲笑的对象,是克劳塞维茨,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拿破仑的后勤与其前人的后勤之间的差别,直到今天仍被大家接受的关于18世纪军队运动和补给的观点,就是由这两位作者提出来的。

但是,只要对18世纪的后勤保障方法作一番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可看到,这两位作者描绘的一切,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对不起坦佩尔霍夫!甚至腓特烈二世也并没有采用五日行程制度,除非在七年战争之前三年也许用过,但就在那时,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从后方前送的补给品也不可能超过军队需要量的10%。

不管克劳塞维茨怎么说,18世纪军队确系依靠就地取给维持军需,并以此作为当然之理,其中至少有一支军队——特别谨小慎微的哈布斯堡军队,还专门为此目的而组建了一支特别补给队。正因为如此,18世纪军队的行军状态之好,比公认的水平还要高得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行军中有的就是克劳塞维茨本人曾经介绍过的。至于说军队运动通常每天不超过10英里,这是确实的,但是,在未铺路面的道路上用双脚行走,又有什么部队能走得更多呢?

许多现代的军事史著作的作者们,看来很乐于计算路易十四或腓特烈二世的军队需要多大的后勤尾巴来保障供应,但是,同这些著作给人的印象相反,在那个时代的材料中很少有这方面的叙述。携带行李的标准,特别是军官们的行李标准,公认是很宽的,但这同军队是否需要从后方供应毫无关系。

指挥官当真把他不能实施某一作战行动归因于补给纵队过大,这样的事例我只发现过一次,即1705年豪赛对路易十四说,如果要围攻兰道,所需的辎重队可能长达54英里。但这也并非因为豪赛的心肠太软,或是不愿意就地取给,而是因为在前两年兰道已经两次遭到围攻(1703年被塔拉尔围攻,1704年被马尔波罗围攻),因而其周围地区的资源已经彻底耗尽了

至于在野战条件下随军行动的补给车队,当时的文献中很少有材料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必然对军队的运动起束缚作用,也很少有材料能说明这样的车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摆脱的。

总之,主要是在进行围城战时才需要这样的车队,也只有在这时才可能有一个从后方实施定期补给的问题。

在其他情况下,18世纪的军队都是依靠就地取给解决其大部分需要。

18世纪以前的军队从来就是这样做的,18世纪以后的军队也注定要这样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星期,都是如此。

要说18世纪的军队同以后的军队比起来对于就地取给的艺术不大在行,这是确实的,但这并非因为有什么过多的人道主义,问题在于当时没有专门的后勤机构来负责野战条件下军队的给养保障。结果,征集粮秣要靠部队自己进行。

人们合理地认为,这样会造成大量逃亡,因而为此必须采取复杂的,有严密组织的行动。为了免除这种麻烦,指挥官们通常同意让承包商来进行就地筹措工作,而承包商们的强盗行为使得军队甚至在最富裕的地区也要挨饿。

为什么长途快速行军比较少见?为什么军事评论家们坚持认为实施任何战局都必须以经过长期准备的仓库为基地?这不是因为不能够——更不必说不愿意——就地取给,而是因为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战争主要是一些围城战。

为什么主要是围城战?

一则因为,从当时的常备军制度说,养兵费用太大,不能轻易把兵拿到战斗中去冒险。

再则因为按照那时的观念,战争不过是达成特定具体目标的政治经济手段,但这不同于精神的或思想意识的手段。

三则因为敌人若不下决心实行决战,深入敌境的战略行军就会白费力气。再加上从守方来看,荷兰筑城专家柯霍恩式或法国筑城专家沃邦式筑垒设防的城镇具有非凡的防御力,从攻方来看,则要塞是无法逃跑的,这样,围城战之所以如此频繁,而快速行军之所以比较少见,其原因就一清二楚了

假定一支军队有10万人,它在战局期间,这里通常按180天计算,所需的补给品全部须从后方前送,那么,由此而加给运输系统的负担就会大得使整个战争根本不可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量究竟有多大。有时也确曾有人作过计算,但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种计算除作为一种理论演算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10万人的军队有6万匹马,其所需饲料若全部从后方前送,数量之大就连想一想也是近乎荒唐的。

说后勤对17、18世纪的战争有影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影响同有些人想象中的限制军队运动的所谓补给脐带毫无关系。

确切地说,从三十年战争起,指挥官们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军队及其成群的随从已经膨胀得过大,因而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就象那个漂流的荷兰水手 一样,他们注定了要从一个驻地到另一个驻地永远不断地浪游。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时代的某些最著名的行军,特别是1701年尤金亲王从泰罗尔经威尼斯到隆巴第的行军,确实是由一系列快速推进组成的,其所以要实施这些行军,无非是由于得不到经费设置仓库,因而不可能再呆在一地不动了。

此外,这些情况使得当时的每一次围城战都成了同时间的竞赛,正是为了解决保障围城战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提高运动能力,勒-梯里尔和卢弗阿才首次建立了他们的补给仓库体系。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但我们看到,仓库所储存的,以及它所能够储存的,充其量不过是军队需要的一小部分,所以法国军队在行军中自然而然地仍要依靠就地取给。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后方进行补给的概念完全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当时总是强调以尽可能少的耗费来进行战争。

的确,在那个时代,仅仅为了让军队不靠本国而靠邻国的资材维持生活,就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以为吝啬如腓特烈二世的统治者们肯从自己的国家拿出一块钱来,尽管这一块钱也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那就不仅是不懂得18世纪的战争,而且是不懂得战争这一残忍而野蛮的事业本身。

这个事实,对于纠正错误意见,包括关于启蒙运动的那一派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