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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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八节

丞相李玮被刺,震动了长安。

长公主下令,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

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现在就算杀了李玮,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绝不会半途而废了。

正月十三,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隆礼重法,重本抑末,和谐稳定,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

大臣们没有异议,一致同意。

太傅杨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

正月十四,长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当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

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只能勉强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国”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必须和天子、长公主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正月十五,未央宫,麒麟殿。

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傅杨彪、太尉张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

郑玄、王剪、许劭、胡昭、淳于嘉、刘和、杨奇、司马防、赵温、张喜等二十名鸿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议事。

徐陵、麴忠、卫固、崔林、王晨、韩铭、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体的大门阀、大商贾、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

其它诸如皇亲国戚、州郡县官吏、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贾、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

一百多人聚焦在麒麟殿上,共商中兴大计。

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希望通过这场辩议,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学术、政事、民事、兵事等等无一不包,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但最后归根到底,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

李玮刚刚说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驳斥。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李玮针锋相对,盐铁放开,导致国库空虚,军资不足。军队既无力戍边,又无力平叛,天下何时才能稳定?只有实行盐铁官营,酒榷专卖,均输平准,才能增加国库收入,迅速平定天下。盐、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绝不能完全放开。

争论就此开始,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义”和“利”,谁更重要?

门阀大儒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产生了“本”亏“末”盛,骄奢贪鄙,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强调礼仪教化,“义”比“利”更重要。

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奢谈这种没有“利”的“义”有什么意义?难道凭“义”能平定叛逆,稳定边疆?能让百姓吃饱穿暖?

社稷和财赋,应该是什么关系?

门阀大儒们认为,国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盐铁官营,必然“利蓄而怨积”,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

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国富,则民强国弱,不利于社稷稳定,而国富国强,则能威仪四海,天下莫不臣服。盐铁官营,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确保社稷稳定。

“本”与“末”如何定位?

农耕为本,工商为末,朝廷实施盐铁官营,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碍了农耕发展。

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否会导致朝廷对农夫们的两重剥削?

门阀大儒认为,农夫穷苦,是因为朝廷压制粮价导致的,和盐铁没有关系。目前盐铁、耕畜价格已经很低了。尤其在这种战事频繁,对盐铁牲畜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各地盐铁、耕畜能保持现在价格,已经是充分考虑到了谷价太低对农夫造成的损害。没有农夫耕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谁还要盐铁?这种道理谁不懂?朝廷以谷价太低为借口实施改制,目的是想抢夺盐铁商贾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农夫的贫穷。

门阀大儒们还认为,朝廷控制谷价,把谷价定的很低,对农夫们残酷剥削,让农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朝廷还嫌财赋不够,要提高谷价,要盐铁官营,要对农夫们实施第二重更残酷的剥削。

农夫们田地有限,产出有限,田租赋税徭役又很重,谷价就算涨一倍,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农夫们的主要消费是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谷价涨了,盐铁农畜衣物自然也涨,这些东西的涨价幅度要远远大于谷价的上涨幅度,农夫们会更穷。农夫们无法靠田地养活自己,就要另谋生路,就要弃田,粮食产量就会下降,谷价会涨得更高,而其它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最严重的弊端除了导致吏治腐败外,另外一个就是盐铁涨价,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按照朝廷的意思,盐铁先官营,谷价后涨。也就是说,盐铁的价格要先涨起来,这样谷价的涨幅肯定要小于盐铁价格的涨幅。如此一来,农夫们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剥夺了,他们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两重剥削了。

朝廷的两重剥削将会把农夫们逼上绝路。

朝廷认为门阀大儒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威胁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积的盐铁和粮食挟持朝廷。朝廷既然官营了盐铁,难道还不能控制价格?退一步说,朝廷不涨粮价,只降盐铁价,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盐铁官营得到的财赋补贴农夫,行不行?

麒麟殿上的议政旷日持久,从正月十五一直延续到二月初,还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开始妥协的迹象正在逐渐显露。

盐铁的开采权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门阀、大商贾手中,很多普通商贾富豪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关心的是限田数额、商税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时间和他们频繁接触,做出了很多承诺,比如出让盐铁经营权,扩大限田数额,适当提高商税,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门槛”,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益。

这些人的群体很大,尤其是市籍商贾,他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过去,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反复,想当年孝武皇帝的告缗令让几万商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不同于大商贾,大商贾没有市籍,权势大,应对突变的能力强,而他们不行,只要朝廷要对付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一扫而空,所以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朝廷。至于普通富豪在这场改制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当然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在大门阀、大商贾后面摇旗呐喊,所以他们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底气十足,可以放开手脚对付大门阀、大商贾。实在不行,找个借口来次血洗,正好可以打击异己,抄没家产,充实国库,安抚农夫,顺便培养一批新的大商贾帮助自己推行新制,可谓一举多得。

大门阀、大商贾看出了危机,他们不再坚持,也试图做出让步。但他们的背后有庞大的军功阶层做支撑,他们的让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让的太少,条件太苛刻,无法满足朝廷的要求。

他们向远在西凉的大将军求援,向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军中将领求援。

大将军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李玮的书信,年初,又接到了长公主、徐荣和张燕等人的书信,对朝廷要求改制一事表示理解和支持。

应李玮的恳求,大将军书告各地统军大将和各州刺史,详细解说了朝廷改制情况,请他们无条件支持朝廷。

至于限田罚租一事,大将军还专门做了解释。侯爵级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不在限田罚租之列,影响不到私人利益。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其中最高级的大庶长在历次封赏之后,受田最多的还未到百顷。而朝廷此次限田数额是一百五十顷,也就是说,所有军功阶层的人都不在限田罚租之列。目前朝廷拿出来的方案是初案,不是最后的《限田律》,所以你们无需担心,尽管上表支持即可。

二月上,在京将军,各地统军大将,各州刺史、部分太守、国相,纷纷上书,支持朝廷改制。这让大门阀、大商贾意识到,朝廷这次改制的背后是大将军,而大将军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筹措军资打仗,他是为了大汉的将来,为了小天子主政。如果大家继续和朝廷对抗,坚持不让步,后果难以预料。

二月十五,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大将军的书信到了。

大将军的书信劝告大家以社稷为重,以大汉为重,以天子为重。大汉如果不能中兴,如果再次走向倾覆的深渊,又有谁能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自己的田地,保住自己的财富?今日形势下,诸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确保大汉振兴。

他又给徐陵、麴忠、卫固各自写了一份信。北疆能够崛起,大汉能走到今天,你们居功至伟。但十几年来,你们赚了多少钱,从中获取了多少利,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抛开朋友关系,抛开同僚关系,我们就从利益角度来说,十几年来,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朝廷得利了,百姓得利了,你们也得利了,大家都得利了,大家处得很融洽。现在呢?现在你们还在得利,甚至把朝廷和百姓的利都抢到了自己的腰包里,朝廷和百姓已经不得利了,大家的相处已经不融洽了,这种不融洽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结果是什么?百姓不能活了,朝廷又没有钱财赈济和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就要以命相抗,结果是玉石俱焚。

回头去看看二十一年前的黄巾起事,西疆之乱,回头去看看十六年前的董卓之乱。

黄巾起事,摧毁了大半个冀州,摧毁了颖川和南阳,摧毁了青兖两州,请问,现在这些地方还有多少高门大族?西疆大乱,摧毁了整个凉州,请问,凉州现在还有几个世家富豪?董卓之乱,摧毁了洛阳和关中,虽然关洛的门阀世族、商贾富豪四散而逃,勉强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现在还剩下多少显赫门第?关西的杨家比你们有钱吗?关中的马家还有昔日的奢华吗?

好好想一想,想想你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朝廷既然能给你们积累财富的机会,保护和帮助你们赚取财富,那么也能让你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们的盘剥,忍受你们的欺凌和压迫,那么他们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们的脑袋。

自古以来,富可敌国的大家族、大商贾比比皆是,但你们现在四下看看,看看还能找到他们的后代吗?富不过三代这句话虽然太夸张了,但人如果因为权势,因为钱财而忘记了做人的本份,那么他距离败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果你们想明白了,愿意继续和朝廷,和百姓保持过去那种融洽的关系,你们还是能得利,只不过财富的积累要慢一点,赚钱要辛苦一点。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过了,相信你们赚取的财富不会比过去少,只不过相对于你们的财富总量来说,财富增长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总之,竭泽而渔未免太短视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把眼睛总是盯在钱财上迷失了心智。赚取钱财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气生财,你们把赖以保护自己的朝廷丢弃了,把赖以生存的百姓丢弃了,你们还有活路吗?

徐陵、麴忠、卫固从这份书信里看到了血腥。大将军还是过去那头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吃人的。

二月十六,徐陵、麴忠、卫固上表,愿意把手里的盐铁开采权交出来,但要求保留盐铁的经营权,同时建议朝廷把限田数额提高到五百顷,超过限田数额部分的田地征缴两倍田租。

李玮很高兴,马上做出了让步。盐铁经营权可以让出一半,但限田数额只能提高到一百顷。

随着大门阀、大商贾交出盐铁开采权和部分经营权,麒麟殿的议事马上进入**。各方势力为了利益,和朝廷讨价还价,争论再掀**。

三月初,李玮拿出了他的第三个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李玮把提高谷价的议案撤下了。

门阀大儒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价低贱,已经严重剥削和伤害了农夫,如果盲目提升谷价,而朝廷又不能绝对掌控盐铁价格,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各类物价同步飞升,继而对农夫造成第二重剥削和伤害。

可怜的农夫连遭两重剥削,境遇将更加悲惨,这完全背离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个方案还是不能让大门阀、大商贾满意,双方争执不下,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尤其在中兴初期,更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这样的僵持对朝廷非常不利,时间越长越不利,李玮为此忧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们不急,他们跑到太学,和博士、诸生们辩议经文,纵论时政,谈词说赋,闲暇时切磋琴棋书画,悠闲得很。

三月中,骠骑将军鲜于辅禀奏朝廷,辽东战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战云密布。扶罗韩听说汉军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担心汉军征伐大漠,和乌丸人能臣氐、修武卢结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汉天子承认他的大鲜卑王地位。

如果扶罗韩丧心病狂,出兵攻打边郡,北疆就有一场大战,朝廷需要征调更多的军队和粮草军械,而钱粮的筹措很可能成为大门阀、大商贾要挟朝廷的武器。为此,朝廷必须尽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议和制定,并下诏颁布执行。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急了,连连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团团乱转,病倒了。

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闲聊之中说到了太学的事。

这段时间,当代鸿儒、通儒、大儒、诸多名士几乎都在长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所以三辅、河东、关西、洛阳等地的儒士纷纷慕名而来,一则想看看大儒名士们的风采,二则想聆听大儒名士们讲授经学,三则如果有机遇,得到他们的一句点评,马上就能“一飞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运的还能入辟公卿府。

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

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儒生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致使经文章句更加难懂,并导致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后,一则师法、家法渐渐废弃,二则章句大量删简,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和儒学的发展,所以其很快成为“天下所宗”之儒学。但今、古文经学两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学,他们时时刻刻打算击败新经。

郗虑、赵松匆匆而至。

“现在有一个巩固新经地位,彻底击败今、古文经学,让儒学迅速发展的机会。”李玮笑着说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