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六

萨尔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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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得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官刘,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重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年)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道路模糊,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把上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牛魔王下凡,还是杀牛刀太钝,反正是用刀捅、用脚踹,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位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就是失败的真相。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是不可能的。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待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不过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

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

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

西路明军就此全军覆没。

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因为,他是战死的。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

因为此时,他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

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

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

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

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

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

但东路的刘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

刘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刘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刘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账,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儿不答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待在沈阳。

不但一直待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条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党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朝廷。

因为掌控朝廷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