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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得毫无征兆，却充满了无限的悬念。
苏一玮陪同省委副书记马长安和省委组织部长谢国民刚走出市委礼堂，就看到礼堂前面马路上拥满了上访群体，他们打着“我们的工厂我们做主”、“守住糖厂，拒绝折腾”的横幅，把刚刚散会的人堵在了礼堂门口，自然形成了两个庞大的阵营，一边是刚刚开完会的省市领导和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一边是上访的群众，马长安的脸色陡然变成一片愠怒，目光盯着旁边的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长福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长福一脸恐慌地说：“这可能是个别人别有用心，听到省上领导要来，故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上演了这一幕。要不，请马书记和谢部长在小会议室里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去处理。”
马长安冷了脸说：“我不管是个别人别有用心，还是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我只要求你做到两点：一，要正确对待群众的诉求，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千万不能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造成矛盾激化和升级；二，无论你们采取怎么样的工作策略，我不管，我只要结果。”
说完一转身，向小会议室走去。
苏一玮一听这话说得有点模棱两可，前面讲的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后面又讲的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结果。此刻，他也顾不得多想，见刘长福匆匆离去，便向市委秘书长李学文急忙丢了个眼色，李学文自然心领神会，赶紧跑到前面去引路。到了小会议室门口，便招呼马长安、谢国民一一进了小会议厅，入了座，待李学文给各位领导泡了茶，退出后，马长安才说：“一玮呀，你也看到了，群众的思想工作做不彻底，问题迟早是会暴露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群众上访事件，问题的关键是要如何做好对群众的引导。糖厂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了，为什么搬迁搬不过去，还频频上访？我看还是市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更需要我们的观念和工作方法与时俱进，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苏一玮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待马长安说完，便接了说：“请书记放心，我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马长安顿了一下，又说：“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既要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还要注意维护大局稳定，经济是关键，稳定是保障。一个地方的发展快不快，经济势力强不强，除了地域性的客观因素制约外，领导人的因素也很关键，我希望你们这届班子不要辜负省委的期望。”
苏一玮说：“我知道我身上的担子很重，以后还望书记多指导。”
正说间，李学文进来添水。谢国民抬腕看了一下表，问：“外面情况怎么样了？下午省里有个会，马书记还得回去。”
李学文说：“刘市长正在做工作，现在还僵持不下，工人们好像情绪很大，迟迟不肯离去。要不，我带你们从侧门出去，然后到市政府宾馆休息一会儿。”
马长安有点不高兴地说：“看来，他们是在逼宫呀。”
苏一玮马上站起来说：“要不，我们先送书记和部长去宾馆休息一下，回头我出去做做工作。”
马长安说：“宾馆我们就不去了，回省里还有事。市上的具体事务你们去解决，我不能越俎代庖，该你们抓的，你们去抓，我只抓你们，做不好我拿你们是问。”说完站起身来。
从侧门出来，苏一玮送马长安和谢国民上了车，看着小车一溜烟地走了，心里不觉有些沉重。昨天，他从省城到了高州，今天刚刚在全市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表态性发言，没想到会议一结束，出门就遇到了千人集体上访。虽说他刚上任就发生这样的事不太吉利，不过，话说回来，是问题迟早会暴露的，与其以后发生，还不如现在就来，这样也好让马书记知道这是陈年旧账，否则，等以后发生了，他还要担负起领导责任。
他看了一眼李学文，李学文象征性地嘿嘿笑了一下说：“真不好意思，你刚来就遇上这样的事。”
苏一玮苦笑了一下。的确，他现在还两眼摸黑，一点都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说：“没关系，该来的，迟早要来。是问题，想瞒也瞒不了。不知道这些工人的诉求是什么？”
李学文说：“市上为了加快旧城改造，决定将地处市中心的糖厂搬迁到郊区去，工人们不答应，才引发了一次次上访。”李学文叹了一口气，又说：“过去，糖厂的效益非常好，工人的福利待遇也很好，都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主要是这几年的效益不太好了，工资都很难得到保障，他们觉得与其搬到郊区去等死，还不如死在城中心，大不了卖地也能卖出个好价钱。”
苏一玮“哦”了一声。他知道，类似这样的问题，全国各地都很多。旧城要改造，这是必须的，也是一种趋势，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引发新的矛盾。
苏一玮出了侧门，见外面人山人海，刘长福正在给上访的群众做着工作，群众的怨气很大，责问声此起彼伏，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苏一玮心里不免有些担心，看来群众对政府的积怨挺深，否则，也不至于对立到这种程度。
这一突发事件不仅苏一玮没有想到，刘长福更没有想到。刘长福方才出了政府礼堂，一看这场面头就嗡一声增大了。这真是怕鬼有鬼，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他真后悔上次闹事时，应该把带头闹事的抓起来好好管教一下，有时候，过分地宽容，必会留下无穷的后患。尤其当他看到马长安的脸由晴变阴，冷冷地丢下那几句话之后，他的心不由得一阵收紧。堵住省委副书记的路，往小里说是群众上访造成的，往大里说就是政治事件。如果前面有人给他挡着，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问题是前任市委书记何得权刚刚调走，后任书记苏一玮今天正式赴任，事情正好在他主政期间发生了，这无疑对他会产生负面影响。当领导的，最怕的就是上级领导对你有看法，一旦有了看法，你就是做出再大的成绩也很难消除领导对你的印象。刘长福也顾不上多想了，立即把几个常委招呼到了身边，看到信访办的主任程民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窝在他心里的火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就朝程民吼了起来：“你这个信访办主任是怎么当的？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你才出现？”
程民一看市长发火了，知道事情很严重，就战战兢兢地说：“刘市长，这事儿我们事先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一直在会场上，刚出来才看到的。”说完，突然压低声音悄悄对他说：“要不，让公安局出面，把带头闹事的先抓起来，其他的人也就作鸟兽散了。”
刘长福白了他一眼说：“那不是火上浇油吗？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说完，对旁边的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庞多雄说：“庞书记，在这关键时刻，安全上的事，你还得亲自部署一下。”
庞多雄说：“我已经给公安局长常安打过招呼了，让他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防止群众的过激行为，并让他立即组织一些强干的民警，穿便衣混入上访队伍中，随时注意他们的动向，如果有什么人煽动闹事、破坏公共设施，立即采取果断行动。”
刘长福说：“还要注意，切不可与群众发生正面冲突。”
庞多雄点了点头说：“知道，我已经交代了。”
刘长福吩咐完毕，就向人群缓缓走去。常务副市长江满天、市政府秘书长黄海涛、信访办公室主任程民等一概人紧随其后跟了去。不知是谁，从交警手中接过了喊话筒，顺手递给了刘长福，刘长福边走边用嘴吹了吹气，听到里面的声音很大，像在刮风，呼呼地响。可是，他的心里却很虚，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些爷爷们劝回去？这都怪糖厂厂长陈永德，说让他盯紧些，如果有什么动向要立即向他汇报，没想到还是出了这样大的事，真是个窝囊废。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群，刘长福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必须迎上去。来到近处，他拿起话筒对人群喊了起来：“工人同志们，我是高州市市长刘长福，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选派三到五名代表，我们坐下来商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这样一窝蜂地拥挤在一起，有什么诉求也得不到好的沟通，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交通，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你们说好不好？”话音刚落，就听大家一片起哄：“不好！”
“我们没有代表，我们是心甘情愿自发来的。”
刘长福没想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被来访的群众否定了，他的身子不觉一阵阵地往下沉，心里对带头闹事的人恨死了，恨不得立刻将其抓起来。但是，他却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来，还必须悉心地做解释：“我知道大家心里有怨气，但是，有再大的怨气也得坐下来说，你们这样一起哄，我根本听不清你们说什么？”
这时，人群中出来了一个中年汉子，大声说：“你听不清我们说什么，可以看到我们写的是什么？横幅上有———我们的糖厂我们做主！政府为什么要横加干涉？”说完，下面的人一下呼应了起来，声音一片嘈杂。那场面真有点和老电影中工人罢工的情境差不多。
面对这样的被动局面，刘长福深知群众的力量不可抗拒，在这种节骨眼上，既不能太客气，也不能太强硬，过分的客气和迁就，反而会助长了他们的蛮横之气，过分的强硬会容易发生对抗。他看了一眼群情激愤的工人们，软中带硬地说：“同志们，你们这样乱起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什么问题坐下来我们好好商量解决，你一言他一语，像吵架一样，哪里是解决问题？回去吧！你们先回去，下午选派三到五个代表来政府，我们召开专门会议解决你们的问题。”
“你们市政府答应过我们多少次了，说要协调解决，每次协商完了，还不是把我们的意见当成了耳边风。今天我们就要见见省委副书记，让他给我们说句公道话。”
“对，见不到省委马长安副书记，我们不撤！”
“省上领导越怕见我们，我们越要见见他，我们工人阶级虽然不是领导阶级了，但也不是敌对阶级，吃不了他的，他怕什么？”
刘长福说：“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马副书记还要赶到省里去参加重要会议，请大家体谅一下。再说了，问题出在市上，总归还得我们市上解决，请大家相信我们。”
有人接上说：“我们还真的不相信你们，如果你们政府不主张把糖厂这块地皮卖给开发商，也不会造成我们搬迁。”
“说千言，道万语，我们就是不搬。”
刘长福越听，头皮子越发收得紧了，脸上也不觉一阵阵发起烧来，他已经陷入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前面是上访群众，后面是省委副书记马长安。进，他无法说服前面的上访群众，退，他又无法面对马长安。昨天晚上，马长安特意把他叫到宾馆去，询问了糖厂搬迁事宜，他还信誓旦旦地承诺说，没问题，我们保证按计划让他们搬迁。马长安还为此鼓励他说，好，干事就要果断。当然了，个别群众有意见也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是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懂得旧城改造势在必行，城市化建设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当时听了，还不住地频频点头。现在，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正好见苏一玮朝这边走来，不觉一喜，心想总算来了个挡箭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苏一玮，倘若他摆平了，这是他分内的事，摆不平，也算是给了苏一玮一个下马威，到时候他再面对马长安也不至于十分难堪。想着，就拿起话筒大声说：“大家静一静，安静！
安静！这是我们新来的市委书记苏一玮同志，现在，让苏书记给大家说说。”说着，把话筒朝苏一玮递了过来。
苏一玮还没有做好精神准备，话筒已经递到了他的面前，他只好接过手。看着对面黑压压的人群，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说：“糖厂的工人同志们，我叫苏一玮，刚刚被省委任命为市委书记，没想到走出会议厅就在这里与大家见面了，说明我们还是有缘分的。”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一下，对面的群众都有人附和着笑了一下。他接着说：“我知道，大家选择今天集体来上访，就是想见见省委马副书记，事不凑巧，因为省上有个重要会议，马书记要赶回去参加，他不能与大家见面了。不过，马书记已经做了指示，要求我们深入调查，合理解决。刚才，我问了市委秘书长，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来上访，主要就是搬迁问题，是不是？”
下面有人相应：“是的，糖厂是高州几十年的老国营企业了，我们也曾经为高州做过贡献，现在厂子效益不好了，政府就要把我们赶走，这样做太不公平了。”
苏一玮说：“这样吧，我初来乍到，对高州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现在让我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也不现实，过两天，我到糖厂请你们一起坐下来好好谈谈，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种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说行不行？”
“什么叫合理？你们认为搬迁就是合理，我们不能答应。”
“今天要是不撤销政府的搬迁决定，我们就不离开这里。”
苏一玮又说：“我所说的办法，绝对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决定，就是能够让大家普遍接受的，使大家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的办法。”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呢？”
“好！你就说说这个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你怎么办？”
大家一听，一下起哄了起来。
苏一玮感到群众的强烈呼声就像一股强大的气浪，一下向他扑了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底气不足，败下阵来，那不仅仅难以收场，更重要的是就此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大家对你的信任，也失去了班子成员对你的期待。他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迎难而上。等大家的噪声稍稍平息了后，他也想好了该怎么说，便大声说：“好，既然大家问我做不到这一点该怎么办？那我就明确地告诉大家，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让大多数同志满意，那说明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市委书记，我主动引咎辞职，让位给有作为有担当有能力的人来干，这样行不行？”
苏一玮的话一说完，周围一下安静了下来。在场的人谁都没有想到，包括站在苏一玮旁边的刘长福、庞多雄、江满天、李学文都没有想到，苏一玮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放出这样的狠话，这不是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吗？既然苏一玮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中年汉子说：“好！我们就看你如何兑现。”
一位老工人站出来说：“好了，大家撤吧，苏书记才来高州，也得让人家松口气呀。”
大家这才开始撤离，人群便像潮水般慢慢向周围四散开来。
苏一玮一直目送着大家离去了，他才离去。然而，人群虽然离开了，苏一玮的思想负担也由此加重了，如何处理好搬迁问题，如何让糖厂的职工大部分人满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知道他这样说是非常冒险的，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他市委书记这一职位的极大的挑战，但是，他既然说了，就不后悔，如果连这么点担当都没有，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办事，当了这个书记又有什么意义？
苏一玮的这番话，不仅打动了在场的上访群众，也打动了站在马路这边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党政部门的处级干部们，他们为新书记能有这样的担当和责任叫好，但更多的是为他捏着一把汗，怀疑他能不能真正把这一纳入政府计划的搬迁方案扭过来？倘若扭不过来，他又如何下台？当然也有个别人在等着看热闹，牛皮不是吹的，汽车不是推的，你苏一玮为了显示自己有多能干，想要否定原班子的决策，讨得群众的拥护，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话说出去了，将来如何收场，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站在苏一玮身旁的刘长福，此刻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苏一玮这次真的把牛皮吹大了，对于糖厂的情况他太了解了，这已经成了市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你要拿出一个能够让糖厂职工普遍接受又使上面领导认可的办法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你几句话就退去了上访群众，也显示了你的能耐，但是，如何兑现承诺又是一回事，如果做不到，那你只能兑现你引咎辞职的承诺。
这些日子，刘长福心里一直窝着火。本来前任市委书记何得权升为副省长后，省委副书记马长安鼓励他说，长福，好好干，省委决定让你临时负责全市的全盘工作，至于下一步的事，我会为你积极争取的。他知道，有了马长安的这句话，他接何得权的班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所谓临时负责，只不过是过渡而已，等到红头文件一发，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市委书记。然而，任何事情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在他日日盼着省委下发红头文件的时候，没想到马长安打电话告诉了一个令他万分失望的事，高州市委书记已经另有人选。听到这个消息，他差点憋不过来气。他辛辛苦苦栽树，却让别人来摘果子吃，这对他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马长安又说，长福，想开一些吧，有些事，不是依你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组织这样安排，恐怕也是出于多方利益考虑，你是高州人，估计要升，也只能去异地升。对此，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既然上面这样安排了，你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然而，更使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外来书记年龄比他小，看去又这么白净。这使他的自尊心大大受到了伤害。倘若来的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年龄比他大的人，他的面子上也会好受一些，可这个苏一玮偏偏看上去又这么年轻，这么英俊，两人要是不一起参加活动倒也罢了，两人要是一起出席活动或者同时坐在主席台上，电视一放，看到新来的书记这么年轻，他又这么老成，别人肯定会认为他太无能，否则，上面也不会安排这么年轻的书记来领导他。一想起这些，他就感到非常憋气，觉得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后台好。没有后台，在下面打拼几十年，还是原地踏步，有后台，只要上面的人说一句话就可以坐上头把交椅。刚才在会议上宣布完决定，他的心里一下空落落的，感到非常失衡。如果不让他临时全盘负责倒也罢了，负责上几十天，再把权力拱手交出去，就像割他身上的肉一般疼痛。他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一纸任命书，决定官员的身份，也决定了其他人的命运，你就是心里再不服气也没办法。
然而，使刘长福没想到的是，苏一玮竟然公开拿着市委书记的官帽来做赌注，好呀，这可是你苏一玮自己当众承诺的，不是我们逼你的。刘长福突然感到有些说不出的兴奋，对他来讲，这何尝不是一个机会？既然你愿意做赌，那我就想办法成全你，让你乖乖地引咎辞职。
下午一上班，刘长福就分别给报社总编罗广文和广电局局长孙建国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做好新任书记上任的宣传报道，尤其面对千名上访群体，苏书记敢于担当和自我挑战，这种精神值得称道，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媒体一定要加大力度进行弘扬。
布置完毕，他不觉长长透了一口气，他知道，只要媒体一宣传，全市人民都会知道了你的承诺，这无疑把苏一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将来你要是实现不了你的承诺，你不想引咎辞职也由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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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放完毕，高州电视台就紧随其后地播放了《高州新闻》。今天的《高州新闻》不同一般，一是新来的市委书记苏一玮上任了，二是，在新闻中从不播放的群体上访事件竟然出现在了新闻中，这一下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平时不爱看高州新闻的人也把注意力放到了这条新闻上。更主要的是，在这条新闻中，新来的市委书记竟然向糖厂的上访职工做出了公开承诺，他要是解决不了糖厂的问题，就引咎辞职，让位于有才能的人来当书记。这一下引起了观众的热议，有人为此感到高兴，也有人感到担忧。在糖厂职工林师傅家里，就由此引发了一场热议。林师傅一家三口人外加他的外甥女钟晶晶，四个人边吃晚饭边看电视，当《高州新闻》放出新书记苏一玮的图像后，林师傅还有点沾沾自喜地说，这位新来的书记人不错，我们今天上访时还见到了他。没想到钟晶晶一下高兴地说：“苏一玮，我认识他。他原来在我们西州当市长时，口碑就非常好！”钟晶晶的工作单位现在还在西州，这几天正好休假，她就赶到高州来看望姨娘。钟晶晶上高中时，父母相继去世了，无依无靠的她就来姨娘家生活。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了西州，结婚、生孩子、又离了婚，没想到在她人生低谷的时候，她与电视上出现的这个人有了一种值得她留恋一生的情缘，是他给了她阳光与温暖、信心与力量，才让她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成了西州市文广局的副局长。而苏一玮哩，自从六年前调到了金州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她知道，许多美好的东西，只要曾经拥有，就不要计较天长地久。只要他的事业能飞黄腾达，她会从内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真没想到，现在，他又从金州调到高州来当书记，而且，上任第一天，她就从电视中看到了他。一晃几年过去了，看他还是那么的神采奕奕，只是在他的额角，出现了白色的发根，看来他也开始染发了。岁月无情，去留有痕。她正想着，突然听到表妹林小菲高兴地说：“爸，你看你，也上电视了。”在上访的人群中，钟晶晶果然看到了姨父。姨父在糖厂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几十年了，随着糖厂的兴衰起落，姨父也由原来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小老头了。他站在人群中的那个样子，活像旧电影中的劳工。使钟晶晶没有想到的是，苏一玮又出场了，当大家一步步向苏一玮逼近时，她真为苏一玮捏着一把汗，然而，使她没有想到的是，苏一玮竟然当着这么多的人，作出了公开的承诺。这简直就是一场豪赌，难道，他不明白这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挑战吗？当苏一玮承诺完之后，电视上竟然播放了姨父的话，姨父说：“大家撤吧，苏书记才来，也得让人家松口气。”钟晶晶这才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说：“姨父真是个好心人。”姨父叹了一声说：“唉，这位新来的书记，人倒是很不错，可是，他根本不知道，糖厂的职工这一次是专门冲着省委副书记马长安去的，他没有必要去为别人承担风险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红口白牙说下了大话，到时候兑现不了可咋办？”钟晶晶一听姨父话中有话，就问他：“为什么要冲着省委副书记去的？”姨父说：“反正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人悄悄给厂里透了消息，说搬迁的主意是这位马副书记出的，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大公司，想低价买走糖厂这块地，然后拿过去再倒卖。工人一听，非常气愤，才聚集起来，想截住马长安，让他做出让步，没想到马长安溜走了，把难题交给了这个新来的市委书记苏一玮。”钟晶晶听完，不觉又为苏一玮捏了一把汗，难道苏一玮一点儿都不知情？
此刻，他们正议论着苏一玮，可谁能想到，苏一玮却在离他们不远处的一个小摊点上吃着烤土豆。
多年来，苏一玮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地，他总要以平民化的姿态，混入人群中，去亲自看一看，听一听，这样才能体察到真正的民情，听到社会最真实的声音。这种习惯的养成，也许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苏一玮早在学生时期，因受古装电视剧的影响，就对古时官员微服私访有了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觉得有朝一日自己当了大官，也要微服私访，了解社情民意，做个真正的清官好官。这种少年时期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成了他为官后的一种文化情结，他觉得，一个领导要知道自己辖区内的民情，不能仅仅看材料听汇报，还要亲自下去，要以普通人的身份介入其中，倾听群众的声音，了解下情，这样才有利于真正做到勤政为民。倘若前呼后拥，小车一长溜，记者一大堆，充其量是造势，不是倾听，所看所听到的也是变了味儿的，或者是人为加工过的，不是最原始最生态的真实。甚至，许多时候，上面的领导还没有下来，基层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看到的是早已排演好了的一场戏，而不是真实的民情。虽然他现在还不是他理想中的大官，但至少也算是一个地方官，趁着当地媒体还没有把他晒熟，搞几次微服私访很有必要。
早上的群众集体上访，的确给他的心灵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像这样类似的群体事件为什么在各地总是频频发生，而且愈演愈烈，甚至还形成巨大的对抗？这不能一味地指责群众愚昧自私，应该要从决策本身找原因，是不是我们的决策出错了，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只想到了政府的利益，想到了自己的政绩，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讲维稳，如果政府不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制定决策，如果不能够及时地纠正自己的错误，维稳将是一句空话。
下午上班，他分别听取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丁学辉和发改委主任的汇报后才得知，糖厂搬迁是市政府今年要办的十件大事之一，曾几何时，糖厂是高州有名的国营大企业，谁能成为糖厂的一员那是他的福气。到了九十年代末，糖厂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职工人数达一万多，成了高州市的纳税大户。没想好景不长，进入2000年后，进行国企改制，改来改去，越改企业的效益越差，一半工人下了岗，丢掉了饭碗。工人们不时聚众上访，搞得市领导屁股也坐不稳，后来通过工人层层选举，大家一致推举销售部的张子东当了厂长。这张子东原来是华东片的一个销售业务员，因为他人灵活，脑子好使，销售成绩突出，不到几年就当了销售部副经理。工人们把他推举到厂长的位置上后，他真不负众望，不到半年就有了新的起色，不到一年，经济效益大幅度地增长，不但工人的工资有了保障，福利待遇也搞得很好，那些早已下岗的工人也都纷纷重返到了工作岗位上。这样持续了好几年，有人开始眼红张子东，说他多吃多占，拿着厂里的钱财请客送礼，维护自己的人脉关系。于是乎，有人联名告张子东在经济上有问题，市委收到了状告张子东的信，不得不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查了一个月，终于查出了张子东有行贿的事实，把他“双规”了两个月，又查出了他的家庭财产来历不明。组织上考虑张子东为厂里出过力，只免除了他厂长职务，没做别的处分。张子东下台后，糖厂的副总陈永金终于如愿以偿，顺利接了班，成了糖厂的董事长。刚好那年遇到了全球金融风暴，销售不畅，产品越积越多。上半年凭着厂里的老底子，算是硬撑了下来，到了下半年就不行了，工人工资没保障，到了年底，厂里发不出工资，就用产品顶工资，有的家庭两口子在糖厂的，光发下的糖就可以开一个小商店。鉴于这种情况，工人曾打着“为了活命，我们要求张子东复出”的横幅向市委市政府请命，甚至，还有的人打着“不怕不贪，就怕无能”的横幅，要求陈永金下台。陈永金无奈之下，从银行贷了一大笔款，先解决了工人的工资问题，但是，经济效益始终不见好转，一年又一年，由于销售不畅，造成了恶性循环，生产得越多，欠债也就越多，无奈之下，只好留了少部分人上班，把大部人裁了下去，让其自谋生路。这样一来，群体性的上访事件接连不断，旧的矛盾没有解决，现在又要让他们搬迁到市郊，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糖厂搬迁了能救活糖厂吗？如果救不活糖厂，这搬迁还有什么意义？对于糖厂的职工，他们并没有增加收入，反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方便，他们的反对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这搬迁的费用从哪里来？如果这笔费用完全靠卖地皮够不够，不够的话，所欠的缺口是政府来补偿，还是糖厂自己承担？苏一玮不得不向他们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副市长丁学辉说：“这是何书记在位时制订下来的计划，主要是从城市建设，旧城改造这方面考虑得多一些。至于费用问题，预算了一下，卖地的钱用来补贴搬迁还是差不多的。”丁学辉所说的何书记，就是原来的市委书记何得权。
苏一玮还是觉得市政府的这个搬迁决定过于草率，城市需要建设，旧城也需要改造，如果不把糖厂问题处理好，这样的改造又有什么意义？
晚饭后，他从宾馆出来，独自一个人溜达着，就溜达到了糖厂的大门前，见两个看门的老头儿在门口下棋，他便趁机悄悄溜进了厂区内。糖厂的占地面积非常大，走进里面很空旷，一边是工业区，一边是生活区，一条宽敞的马路，将两边分隔开来。工业区那边，是排列整齐的厂房和仓库，有好几间厂房都挂着锁，开工的只有一两处，显得冷冷清清。生活区这边，有食堂、大众浴池，职工公寓，还有篮球场、足球场。图书阅览室好像很久没开放过了，门前布满了灰尘，篮球架有一个篮环吊了下来，上面的油漆早已斑裂。他很难想象昔日的辉煌究竟是怎么一种情景，从现在的样子中看到的却是一副败相。
他转了一个大圈儿，从后大门出来，看到一大片住宅区，都是红砖砌就的小平房，像是八九十年代盖的，非常陈旧，看去有些年代感了。马路也很旧，破破烂烂的，马路两边，有许多人摆着小摊，有的卖水果蔬菜，有的卖小吃和酿皮，他看到了一个卖烤土豆的，闻到香喷喷的土豆味儿，感到十分亲切。这种味道，是小时候植入他的嗅觉之中的，那时候，家贫，吃不饱，土豆就成了他们家的主要食品。尤其在冬日的长夜里，饿了，就围在炭火炉旁烤土豆吃。当外皮烤黄了，一捏，感到软软的，就知道熟了。磕磕上面的灰，一掰
两半，一
股浓浓的香味就扑鼻而来。经他这么一想，就有点馋了。为了好与卖土豆的大伯聊天，他就买了一只，趁机搭讪道：“老伯，请问你住在这里吗？”
“额，我就在这家属区住呀，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干，在这里摆个摊儿，一天能挣多少算多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你老原来是糖厂的职工吗？”
“是呀，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我们糖厂呀，兴旺得很，谁能成为糖厂的职工很自豪，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随着改制，越改越不行了，到了这几年，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听说糖厂要搬迁，你们工人们怎么看？”
“哎，说啥哩，名义说得好，搬迁是为了旧城改造，是为了城市发展，实际上还不是有人瞅准了糖厂的这块位置好，想让我们搬迁了，他们占了这个黄金地段来发财。所以，糖厂的人都不愿意搬迁，放着城市中心不住，谁愿意跑到离城二十里外的戈壁滩上去？再说了，折腾来折腾去，职工一点好处都得不到，还要把好位置让出去，谁愿意呀？”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怎么样？”
“就这破平房，能怎么样呢？早在八九十年代，这些房子刚修起那会儿，整个高州的人都很羡慕。后来楼房越来越高了，房子越来越漂亮了，像这个平房早就不行了，一遇上下雨天，整个马路就积水，下水道不行，水浸到屋里，东西都被淹了，我们就跟了遭殃。”
“要是搬迁的话，这片家属区是不是也要拆迁？”
“要的，要的，说是随厂子一起搬迁，要在那里盖家属楼，还让我们自己出一部分钱。这几年厂子效益不好，工资都拿不全，大家哪有钱？”
正说间，又有人来买土豆，苏一玮只好中止了聊天，心里却一阵阵往下沉，这样一个厂子，搬迁还有什么意义吗？与其让它搬迁过去死，还不如在此地死而后生。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慢慢地，那个想法便越来越清晰了，如果先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让糖厂拿出这块地皮进行公开招商引资，开发出一个中央商务区，既解决了糖厂的难题，也完成了旧城改造，岂不两全其美？
次日一上班，他又叫上李学文，一起坐车察看了一下糖厂的周围环境。糖厂在高州老城区，加上糖厂职工的家属区，占地面积很大。
而这片陈旧的厂房和低矮的平房，在整个城市的格局中极不协调，从发展的角度来讲，的确需要拆除，让这块黄金地段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他问李学文，糖厂搬迁后，这块地皮计划怎么开发？李学文说，按政府的发展规划是要搞一片高档住宅小区。苏一玮又问，市里做这个决策时请专家们论证过没有？李学文说，哪里论证过？没有的。苏一玮没有吱声，他觉得老城区要改造，应该请一些专家充分论证，在多种方案中选取最佳方案，不能凭个别领导的主观意志想修什么就修什么，那不是他家的后花园，是一座城市，是关系到城市的品格和千秋万代的大事。更何况，随着这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潮，许多边缘落后的地级市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进行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到头来，导致了房产过剩，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便是一例。前车可鉴，高州不能走这样的歪路，否则，更大的隐患还在后面。苏一玮又问，旧城区有没有大的商业区？李学文说，旧城区商业味很浓，但是，都是过去修建的一些老百货公司，小摊点，大棚式的商场，大的商业区还没有。苏一玮一听，觉得在这样的城市中心地带，如果把糖厂拿来只搞一个高档住宅区实在有些浪费，也有风险。
回来后，苏一玮开始做功课了，他先让李学文安排一个时间，到糖厂搞一次座谈，最好让上次参与上访的群众多参加一些人。政府那边，你通知一下刘市长、丁副市长和发改委、建设局、国资委，让他们一起去参加，时间定在后天。苏一玮部署完毕后，就打电话和北京的李教授取得了联系，他把高州糖厂的情况简单向李教授做了说明，想请李教授抽空来一趟高州，为糖厂的改造做一下评估，他才好对糖厂对症下药。李教授在城市战略规划领域德高望重，过去苏一玮在西州当市长时，与李教授打过好多次交道，李教授曾为西州做过旧城改造的设计，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李教授后天去新疆考察论证一个项目，如果可能，他打算在回来的时候，中途来高州一趟。苏一玮听了非常高兴，他觉得要把这盘棋走好，必须把前期的功课做好，否则，要想扭转前任领导的决策，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他当然明白，扭转过去的决策，本身就是一种否定，一般来讲，后任领导不问前任领导的事，更不能翻前任领导的老账，否则，你就犯了大忌。可问题是，前任领导没有把工作做到位，才引发了他刚一上任就出现了群体上访事件。现在，问题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他责无旁贷，必须处理。
这不仅关系到了糖厂的安定问题，更关系到了他的承诺兑现问题。如果自己真的兑现不了，那他恐怕真的得卷起行李走人了。如果把问题处理妥当了，无疑提升了他的人气指数，也奠定了他在高州的绝对领导地位。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苏一玮刚透了一口气，点了一支烟，秘书田小科进来请示说：“书记，门卫刚打来电话说，您的表妹来看你，是不是让她进来？”
“表妹？”苏一玮不觉皱了一下眉头，感到好生奇怪，他哪有表妹？他只有一个表妹，在新疆，她不可能不打一个电话就来高州找他？他本想说不见，可又一想，既然找上门来要见他，就见一下是真是假，便说：“让她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