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当了礼部右侍郎，虽然官衔还是二品，但已是实权派。
在清朝，尚书是不大管事的，很多都是由某个亲王和宠臣挂个名，主要管事就是右侍郎，管的事情多，自然就有实权啊！
实权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工作自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自己都说，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的预期。
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尽管曾国藩忧国忧民，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心里特别着急，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扭转这样的局面，他这才想起林则徐遭贬时候的心情了，感同身受啊。他整日跟那些人打着交道，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重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他认为这个人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但是当时“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对他的猜测都很感到意外。
有预见性，也是曾国藩超乎常人的地方，就像他与肃顺交往一样。
在礼部右侍郎的位置上，他是一个廉官，可也仅仅是清廉而已，再这么混下去，自己就废了，成了庸官了。
他不想当庸官，庸官祸国殃民，非他所愿。
想明白了之后，他上书给道光皇帝，陈述了当上礼部右侍郎的痛苦：奴才是想真正做点大事的，替皇上分忧的，可是现在每天净是一些繁杂的小事，奴才都厌烦了，现在奴才想过家过清闲的日子，请皇上恩准。
他在奏折上不敢写当朝的弊端，怕得罪人，只说是每天被小事缠身，太累了。
道光皇帝也知道礼部是个杂事很多的衙门，他很器重曾国藩，这人是朝官的典范啊，要是让你走了，天下的人怎么看待我这个皇帝？你不是想做点大事吗？如今兵部那边很多事情要处理，那你也别闲着，去兵部帮帮忙。
就这样，曾国藩去了兵部，署兵部右侍郎，算是平调。
兵部和礼部一样，一潭浑水，不过好在兵部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势力范围内，曾国藩在兵部办事，不像在礼部那样被人碍手碍脚的，多少有点活动的余地，什么事情都请恩师去出面处理，他这个当门生的，只管执行就行。
到了兵部，看到国内各地那么多紧急飞来的奏章，都是底下暴乱的，曾国藩也没有想到大清居然会这样乱了。他心里同样急啊！
在兵部上班的那些日子，曾国藩开始留意一些能打战的人，最好有过实战经验的，干实事的人，另外，还把自己的朋友，就像江忠源、彭玉麟和胡林翼等人（镇压过农民起义），派到地方上去掌握兵权。对于那些狂妄残暴的八旗将领，他是看不中的。那些老爷们乐意过自由自在的潇洒日子，就让他们继续潇洒去。
他预感到会天下大乱，所以留意笼络这些人在身边，一旦有事发生，手下有人可用，也就有了政治资本。
转眼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这一年对曾国藩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才刚刚过了年，他想着给家人写信，说点在兵部上班的郁闷事，突然有消息传来，皇上驾崩了。
曾国藩打了一个冷战，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的前程将不再是如花似锦，等待他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一年，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后，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章阿。
老师倒了，他这个当门生，会不会受到冲击呢？这并不是他所担心的，他担心的是新皇帝掌握大权之后，接下来整顿吏治，还是剿平贼寇。
可咸丰皇帝接下来的举措，有些令曾国藩大跌眼镜。
处理了几个主和派的大臣，咸丰皇帝并未深入追究，他为了安抚众人不安的心理，还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几个穆彰阿的门生给升了官（曾国藩兼工部侍郎），另外还颁布上谕：……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
这是第二把火，咸丰皇帝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
从咸丰皇帝执政那一天起，清朝就国库亏空，官员腐败，民不聊生；加上鸦片的毒害，有钱的倒卖鸦片，没钱的抢钱吸鸦片；而军队更是纪律散漫，士兵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勇猛善战早已成往事；朝中大臣除了小心谨慎，法规犹是遇事即成投降之辈，整个大清朝是一天不如一天。咸丰皇帝想学其祖宗，励精图治，所以重用改革派大臣。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他看到了希望，一个好皇帝能够使天下平安，老百姓不再受苦。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售。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 ，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 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 ，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一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 ，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信。”
这道奏折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 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在咸丰帝的号召和带动下，平庸的清朝政府略见一些新气象，许多大臣为了讨好皇帝，纷纷献计献策。而曾国藩也是一腔热血，因为他更想让大清恢复生机。他每天都要扎在成堆的公文中，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尽管如此，他做事还是以认真著称。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咸丰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者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在他看来，自己累点、苦点不算什么，只要大清能慢慢好起来，任自己怎样付出都值得。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曾国藩处理完繁忙的国事之后，都会上书给咸丰帝，揭露官场的“委靡因循”、官吏的“畏葸”，希望咸丰帝能来一次大改革，烧一烧第三把火，整治大清国。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不烧了。
自开言以来，每天看那么多的奏折，咸丰皇帝已经厌烦了。（是他要求别人上书的）道光皇帝时期积累的弊端，此刻都反映出来了，每天的折子，用箩筐装，刚开始还看得很起劲，后来一见折子就头疼，干脆交给端华和肃顺，还有僧格林沁他们去处理。一头扎进了后宫，后宫有大把的妃子，等着他呢！
南方那些贼寇都闹大了，还挂出了太平天国的旗子，有愈演愈烈之势。曾国藩多次上书，请咸丰皇帝调派精兵良剿平太平天国，树立大清国的威信。于是，咸丰皇帝便派自己的舅舅赛尚阿亲自奔赴前线，担任总指挥，同时任命顺天府尹邹鸣为广西巡抚，一同征剿。这赛尚阿是首席军机大臣，当时朝廷职位最高的人，和咸丰帝的关系很是亲密。
曾国藩算是看明白了，这咸丰皇帝不是康熙，没有祖上的魄力，心里对汉人有看法，将汉臣当奴才用，宠信的都是满族皇亲。
肃顺和端华他们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可那是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官员听话干活了，可是政令不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闹事只有，曾国藩写信给远在湖南服丧（父亲去世）的江忠源，让其设法抵抗贼寇。道光二十八年的时候，江忠源在家乡开办团练，镇压当地瑶民起义有功，迁升浙江秀水知县。他有剿匪的经验，接到曾国藩的信之后，遂就地募兵数百人，称为“楚勇”，入广西助剿太平军，隶属于乌兰泰部。不久，他给曾国藩回信，说清军的战斗力太差，远远不如他招募的“楚勇”，要是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楚勇”，就好了。
可是朝廷忌惮汉人，压制汉官的势力，能够允许你有几百个士兵，就不错了。
曾国藩心里很清楚，他就是累死在任上，也于事无补，这个时候，他必须想退路。如果他上书奏请还乡，皇帝肯定不允许，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激怒皇帝。
激怒皇帝，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在上疏之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这次是冒死上疏的，原因是曾家曾受先皇恩德，不能有负先皇。自己身为二品大员，如果此时不直言上疏，既对不起先皇，又对不起百姓。
他已经做好了被株连九族的心理准备，但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为了天下黎民百姓，他豁出去了。
于是，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 一是谨于小而反忽于大。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毋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
看来皇上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千犯天威?”
自古忠言逆耳，你皇帝现在听不进去了。
这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间字字见血，把咸丰帝刺得是脸面全无，以致下不了台。
可以说，曾国藩的此次上疏古今少有，非比寻常:他担心这篇上疏又像前几次那样杳无音讯，于是便把重要的地方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而这一次是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给皇帝提意见，即当面揭皇帝的短。
反正他已经把一家子的性命都搭进去了，再赌一把。（预知后事，请看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