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初入商场，立刻认定走官商之路是他的惟一选择，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商业尚处于初期阶段，再加上清朝官场的腐败，商人如果不寻找官场靠山的话，根本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于是，他挖空心思，通过赌博式的投资先结交王有龄，后又接连结交了左宗棠、文煜、宝均金等权贵，在为自己寻找到可靠的靠山的同时，辗转腾挪，大发其财。成为晚清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胡雪岩在极力向官场靠拢的同时，由于自己对政治并不在行，对于官场倾轧不甚了解，对形势完全看不清楚，以至于在后来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斗争中，随风飘摇，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公关官场，不惜代价
官场是胡雪岩“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工夫。汪康年《庄谐选录》记载：“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在众人对王投以势利眼之际，胡雪岩独报以殷勤礼节，假以私财表现出相当的政治远见。”在王有龄这边，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霖，他对胡的“慧眼识俊杰”自然念念不忘，后来，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升浙江巡抚，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资便得到难以计数的回报，还博得了“东南大侠”的美誉。
胡雪岩对候补者尚且如此，对在任官员的结交更是不遗余力，而且他很懂得因人制宜。胡初遇左宗棠时，杭州已被太平军攻陷，当时浙江舆论指责胡不忠不义，置生死至交王有龄于不顾，只为自己苟且偷生，也有人说他潜出杭州赴沪购粮饷时私吞了公款。当时，左宗棠已继失城自缢的王有龄而任浙江巡抚，闻传言对胡顿生反感，甚至“欲问其罪”。
但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摸准了以一员汉族举人破格而入值清廷的左宗棠为建不朽功业、立万世英名需要各方辅佐，所以，他在入浙以后，三天内筹到10万石粮，这无疑唤来了及时雨，也成功地向左宗棠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后来，胡为左宗棠协理洋务、充当西征粮台转运、筹款购枪，每件事都干得相当出色，喜得左宗棠称他“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是“商贾中奇男子”，在心目中形成对胡倚若左右手、须臾不可离的心理定势。
除了结交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忻、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上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众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说的是其曾祖宽厚待人。但人们却可以从这条史料中了解到胡雪岩与军门一级的官员有礼品往来，彼酬此酢，而贵人、大亨往往就是他的座上宾。
胡雪岩能够结交到为数众多，各种各样的官场权贵，并非一味地用砸银子或拍马屁等单一手段，他能够抓住不同的人不同的弱点，有目的的进行突破，对“症”下“药”，或献钱，或献美，或献策，因人而异，紧紧地围绕每个人最想要的东西来行动。他说：“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胡雪岩的高明，在于他能发现不同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并满足他们的愿望。
当初，浙江巡抚黄宗汉露出口风要动一动了，胡雪岩就得考虑一下浙抚的位置谁来接替最为合适。
为自己的利益计，这个位子由何桂清接任最合适，为此，胡雪岩忍痛割爱，将阿巧让给了何桂清。从那之后，何桂清对胡雪岩非同一般，一直到死，都是胡雪岩生意的坚强后盾。
赠金、赠美，对以一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又都失去了作用。起初，由于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期间的谣言，那时的左宗棠对胡雪岩既早闻其名，也早有戒备，他甚至接到许多状告胡雪岩的禀帖，决定一律查办，指名严参。这位素有“湖南骡子”之称的总督，在胡雪岩前去拜见时，甚至都不让他坐，很是“凉”了他一把。然而由于胡雪岩的“手腕”实在高超，最终胡雪岩还是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甚至被引为知己，左宗棠由此成为胡雪岩在官场比王有龄更有力量的靠山。后来也就是因为左宗棠的一力举荐，胡雪岩才得到朝廷特赐的红顶子。
胡雪岩之所以笼络到了上述诸多官场大吏的鼎力相助，就是缘于他对“症”下“药”的送礼方式。这对“症”下“药”，说到底也就是投其所好。正如送礼，要送得合适，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方喜欢。而要对方喜欢，常常也就是送给对方急需的，又一时没有的。比如左宗棠喜奉承，求事功，胡雪岩正好给他送去了能使他成就事功所必需的东西，一送之下，也就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借助权势，遇事倾人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富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1万两。
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说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托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获免。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无疑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掂量，与其当罪犯，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是胡雪岩借助权势，压人屈服的一个典型事例，商者虽然有部分人为富不仁甚至其财富是不义之财，然而大部分富商的财富也是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得来实为不易。胡雪岩取得左宗棠的信任之后，为了进一步得到左宗棠的赏识，并最终成为左宗棠的“股肱之臣”，自然要尽心尽力为其办事，除了自己纳粮献银之外，要想恢复杭州战后元气，胡雪岩单靠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够，惟一的办法只有打富商的主意。于是胡雪岩便想出了“罚捐”这个办法。由于是“罚”，大部分富商都是不情愿的。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差使，以取得左宗棠的信任。于是，他动用了最后一招——权势。
从古至今，依仗权势去达到目的都一直是人们所唾弃的，是迫不得已时才采取的一个手段。胡雪岩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急于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从而把自己放在了众多富商的对立面，再加上他迅速暴富，早已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如今又仗“势”欺人，众富商当然不敢与官府作对，然而内心里早已把胡雪岩恨之入骨。从而导致其最终溃败时，几乎无一人出手相助，反而有更多的人落井下石的局面，最终验证了一句老话“有因必有果”。
落井下石，最终一击
虽然，胡雪岩做丝生意亏空的数额有不同的说法，但不管怎样，拥资二三千万的他按理不至于因此破产。无奈“人怕出名猪怕壮”，胡大官人的盛名使胡雪岩成为社会公众人物，一举一动受人瞩目，况且他的亏空额虽不至于让他掏空积蓄，但毕竟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如此这般，市面上便传言四起，说他“头寸失灵”（“头寸”也作“头衬”，是商业用语，意为款项。钱庄付出款大于收入款时需四出张罗款项，就叫“调头寸”）。胡“头寸”摆不平的传言搅得人心惶惶，人们纷纷前往提款，这样一来，胡雪岩的钱庄、银号穷于应付，拆东墙补西墙，顿现斗大的窟窿。
这个时候，胡雪岩偏偏又后院起火，上海阜康钱庄的档手（经理人）私下将各省陆续汇来应付兑款的协银弥补了自己的亏空。分驻各省的钱庄、当铺经理中有些人沉湎声色酒马，久而久之，开销巨大，不免私自侵占存款，也成尾大不掉之势。
由于以上原因，到1883年12月5日（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胡雪岩在上海、北京、镇江、杭州、宁波及湖北、湖南的所有阜康银号、钱庄都面临倒闭。
危急时刻，与胡雪岩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左宗棠当然竭力为他弥补善后。1882—1884年（光绪八—十年），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曾三次从金陵来到上海，每次都找胡雪岩晤谈。据《北华捷报》记载：左宗棠也曾试图力挽阜康颓势，“左督下令阜康复业，他并为此拨付30万元”。可是，挡不住京、沪等地大官僚竞相提款，原本可以应付过去的局面终于支撑不住。
阜康的巨额存户大多是官吏，胡雪岩宣布“倒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如：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在任粤海关监督、福州将军肥缺内贪污赃款甚巨，以及历年所获赃款均存于阜康钱庄中。当阜康面临倒闭清算时，因给事中邓承修弹劾，经顺天府府尹毕道远查复，文煜在阜康有存款70万两。狐狸尾巴既然已露，文煜索性上疏请捐出10万两报效公帑，先把皇帝嘴巴封住，其余请求追还。各地官僚也纷纷效尤。朝廷凭空可得一笔“外快”，当然也起了查抄的劲头，终于下达谕旨，谓：“现因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该商号之主、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各地亏欠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重治罪。”
胡雪岩有个叫德馨的官场朋友，差不多这时已升任浙江布政使。
《南亭笔记》记载：阜康骤然倒闭后，德馨曾密遣心腹到藩库提取2万两银子赴阜康，代为偿付不足千两的储户的存款。有人对此疑惑不解，说“是库银也，焉得如是”？德馨却胸有成竹地说：“无妨也，吾尚欠伊银二万两，以此相抵可也。”他还派心腹告诉胡雪岩，夜半三更后将亲自去胡府。到约定的时辰，德馨果然微服来访，与胡雪岩彻夜长谈。第二天，将胡雪岩所有的契据合同满贮四大箧抬回署内，叫幕友“代为勾稽”。韦庆远先生的《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载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史辨析》）一文就引此材料，断言德馨“出大力为之弥缝善后，这说明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共同利害关系”。陈德中《胡雪岩商政谋略》一书（改革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据此认为德馨是胡雪岩“落难时的官场朋友”，并说：“能在落难中得如此一位朋友作此帮助，也算是对胡雪岩平日广种福田的回报了。”可是，根据史料分析，笔者认为上述说法不符实际。因为胡雪岩死后，浙江巡抚刘秉璋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清清楚楚地写着：由于胡雪岩被律以官法，还要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追债文书，刘巡抚担心“事急生变，奇顿隐匿”，也就是说怕打草惊蛇，胡雪岩狗急跳墙藏匿财产，“因密商升任藩司（明清时代布政使别称）德馨”，然后才有了德馨“亲至其家，婉词开导，令其将所领公款数目及各典资本全行开送”。经核计，“尚足相抵”。即使前述《南亭笔记》那条记述德馨夜访胡府的材料，紧接其下也明明白白地记着：“后所还公款，皆出于是（指从胡府抬回藩署的四大箧契据）。人始服德之用心。后德谓人曰：‘余岂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尽，则二百余万之巨款将何所取偿乎？我非袒胡，实为大局起见也。’”由此可见，“与胡素相得”的德馨在胡危难之时，非但没有拉他一把，反而通过拿出2万银子替胡还债（其实事后也可追充返回）诱出了四大箧的契据合同。德馨不久被保举为江西巡抚，恐怕与他卖力为朝廷查封胡家财产有关。在清偿债务时，清朝官员又趁机巧取豪夺，如文煜以赔付70万存款为由获取胡庆余堂和元宝街胡宅等。
当时，户部严令各省追讨公款，其中命令两江总督核追胡雪岩侵取西征借款的行用补水银两（指交际应酬、保险、装运、水脚等费）10.6万余两。实际上，当年左宗棠知这笔款项只能以公了公，由胡雪岩具报，经陕甘督院堂咨会，户部早已核销，是有案可稽的，但此时户部却以“滥支”为借口，重算旧账。
两江总督一职在1884年（光绪十年）底因左宗棠到福建养病而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代理。他在复户部的公函中指出：“前值收还伊犁、俄人多方狡展，和战未定，而关内外防营须饷孔殷。”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深恐因饷哗噪”，才举三笔西征借款，共1595万两，“虽其所费较多，而其所全甚大”，并说胡雪岩“若仅委员之虚名，而其平时交接酬酢，丝丝入扣，一旦缓急相依，即竭力以图……奉公非不谨饬”，“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该款“早经报销”，“而纪纲所在，或不得不慎重出之”，朝廷不应“失信”；而且“迭当各省歉荒，强邻逼处，亦幸得借款之可待”，看在胡雪岩借款接济的份上，要放他一马。
所以，曾国荃要求户部从中斡旋，向皇帝奏请免追胡雪岩于西征款中扣存的水脚行用补水银两，并表明“嗣后不得授以为例”。
曾国荃总算为胡雪岩说了几句公道话，但在当时的一片查抄声中，这无疑是孤掌难鸣。经过两年的追查清理，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数目由浙江着追共得达161.39余万两，亏欠江海、江汉以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等经费78.68万两（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各省关自行着追的款项），亏欠绅民私款难以估算。
胡雪岩所亏公私款项目纷繁，数量巨大，断断续续扣抵，拖延三年，到1885年（光绪十一年），由浙江着追的公款尚有49.81余万两，由两江着追的公款尚有20.81万两。屋漏偏遭连夜雨，这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更失去了靠山。
当时，正好遇着户部尚书阎敬铭（1817—1892年，陕西朝邑〈今大荔〉人）办事雷厉风行，盯住胡雪岩不放。阎是道光年间进士，1859年（咸丰九年）到湖北总管过粮台营务，后来先后当过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署山东巡抚，镇压过宋景诗起义军和捻军，他既有在地方为官的阅历，又善于理财，1882年（光绪八年）新任户部尚书，第二年充军机大臣，“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走马上任后就碰到胡雪岩侵吞公帑私款的大案。
阜康倒闭时，阎敬铭以户部名义严令各省火速追讨。此时，他见胡雪岩拖延三年尚未完缴，认为胡“居心狡诈”，若任其亏空，不予严惩，年复一年，公款必致无着”。何况当时京外款项大多仍由商号汇兑，“非惩一儆百，流弊无所底止”。晚清刑部有个《诈欺官私取财条例》规定：对京城内开钱铺侵蚀竞换现银票存钱文、闭门逃走的人，可以立即拘拿送刑部监禁，同时查封其寓所资财及原籍家产，并羁押在京家属，限令两个月内将侵匿银钱全数完缴，逾期不执行者，连管事人及伙计所侵吞的，也要计入藏匿数之内，数目在一万两以上者，可定绞监侯（绞刑、缓期执行）。对照这一条例，阎敬铭认为：胡雪岩通过银号侵取官私银两，比钱铺侵蚀兑存票钱还要严重，胡在各省的银号钱店同时关闭，官民受害不独京城一处。胡期满三年尚未清还，已大大超过刑部《诈欺官私取财条例》所定的两个月期限。仅从上述三条来看，胡已罪不可赦，何况《大清律》另有规定：起运官将长押官及解物人若有侵欺者，计赃以监守自盗论。胡雪岩曾以江西候补道主管上海采运局，月支薪水银50两，通过与各省的公文往来，承领公款，又一手包办、管领起运的具体事务，所以亏空公款，实属监守自盗，罪更难容。虽然以上评论有失偏颇，但是，胡雪岩平日里行事过于招摇，招人忌妒，最终招致他人合力打击。
不谙政治，终成“祭品”
胡雪岩垮得快，不过是几天的功夫，垮台的直接导火线是资金周转不灵，钱庄遭到挤兑。此风愈演愈烈，到后来生丝生意、公济典当、胡庆余堂都受牵连，统统关门歇业了事。造成悲剧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台摇摇欲坠，政治敌手摧残所致。
胡雪岩一生纵横商场，与官场人物相交甚密，通过官商后台，打下一片江山。他先以王有龄为靠山，后以左宗棠为靠山，一步步走向事业的辉煌。左宗棠平太平天国，平捻军，平西北之乱，一步步攀上巅峰。
胡雪岩也跟着左宗棠一步步创造着事业的辉煌。左宗棠平定西疆之后，凯旋回朝，因其功而拜相，入主军机处，一时权倾朝野。同时，他又保举胡雪岩，朝廷亦赐予胡雪岩二品顶戴，赏黄马褂。胡雪岩名利双收，风光无限。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的生意之所以能够遍布大江南北，兼及海外，全赖官场势力庇护，其失败却也源于官场的倾轧。
自从湘军统帅曾国藩消灭太平军后，朝廷中汉人大臣地位日益显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手握重权，在朝廷中举足轻重。曾国藩明白功高震主，解散湘军，悄然引退。而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却羽翼渐丰，成了朝廷中新的焦点；左宗棠原为曾国藩的幕僚，此时也脱颖而出。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曾国藩在世之日，左宗棠、李鸿章还各自收敛，相安无事。曾国藩一死，李鸿章与左宗棠开始明争暗斗，互相排挤对方。
如果左宗棠与李鸿章和平共处，或者左宗棠压倒李鸿章，不论是战是和，总之不被李鸿章压倒，胡雪岩就不会垮台。
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商业不得不依赖于政治。政治上的斗争往往使得商业发展历经波折，如果不依靠官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而靠得太近，却又会成为官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在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近些年不断有经济丑闻出现。政府部门一些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把社会建设项目有意识地交给某商人，然后从中牟取回扣，而商人也运用金钱来左右时局，这在美国的大选中表现更为明显。在有的国家，政客往往是大商人、大财团的成员，他们操纵国家经济大权，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又为自己谋得更大的权利，这使得政治往往束缚于某个集团，甚至某个姓氏，出现了“异化”的权力。
这就是现代版的外国的“胡雪岩”，然而这样的路，注定是上不得台面的，从而也注定了这种方式也决不会长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