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风雨飘摇中死去。这时的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膨胀，已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茁壮成长的工人运动，也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
然而，中国的情势并不相同。胡雪岩并不是死于一场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激烈的劳资斗争。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传统中国在社会形态上更加近似于“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事实上，在近代的中国，独立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是普遍缺失的。
作为晚清最显赫的大商人之一，胡雪岩的生平，知者甚众。他起初依靠两江总督何桂清派系的王有龄，逐步起家，后在王有龄死后，转而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开办洋务，其所办的阜康银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时威风无二。后由左宗棠出奏保荐，受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如此显赫背景，又有谁能与之争锋，竟让其折羽？
扳倒胡雪岩的人，是一个叫盛宣怀的商人。胡雪岩依附左宗棠，盛宣怀靠着李鸿章。两个成功的商人背后，都有一个官场大佬在后面撑着。这就是晚晴典型的官场勾结。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的势力拼杀，直接导致了胡雪岩和盛宣怀二人的成败。最终结果，李鸿章胜出，所以胡雪岩玩完了。
胡雪岩和盛宣怀两人相较，从名声上来讲，胡雪岩这个容易被戏剧化的人物显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盛宣怀胜过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筹。
盛宣怀于1844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的官宦世家，从小被祖父和父亲赋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条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却不再争气，乡试不中，读了几年“高复班”，又考了两次，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开始闯世界。虽然没有文凭，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到地方去任职，见识不少，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27岁的时候，盛宣怀遇到了他一生中对他的前程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父亲的“雅故”——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遇到了李鸿章，盛宣怀从此就彻底脱离了“混”的境界。
从李鸿章身边的机要秘书做起，盛宣怀可谓一路顺畅。正像大多数“高考”落榜、仕途不举的人一样，盛宣怀接触社会比一般务“正业”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为曾经辅佐过父亲治理地方，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广，对于洋人的新技术、工业革命的成果有着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下干活，也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盛宣怀能被李鸿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亲盛康和李鸿章的旧关系，而是因为他热衷于引进先进西方技术来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洋务立场与李鸿章不谋而合。李鸿章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就已经意识到新式技术制造的洋枪洋炮的重要意义。之后几十年中，李鸿章一直视替朝廷办理洋务为己任，是清末洋务派当之无愧的代表。而盛宣怀从科举受挫之后，转而致力于“有用之学”，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后，他的这种“有用之学”在洋务中找到了根基，从而与李鸿章一拍即合，成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务明星。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这几个洋务大宗先后都受到了盛宣怀的控制，而开始轰轰烈烈、后来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铁矿以及集矿、焦、铁于一体的汉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在那个时代，电报、轮船、铁路、银行、矿务，这其中哪一样都可算得上前途无限光明的前沿产业了。从这个角度看，集这几大产业于一手的盛宣怀的层次显然要比只会搞搞倒卖生丝、偶尔做点军火生意、开办不太稳健的旧式钱庄的胡雪岩要高端不少。当然，盛宣怀的产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商户集资的，算到他头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岩可不同，他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尽管盛宣怀在整体的经济调动能力上高于胡雪岩，但就个人的经济实力而言，却远非后者的对手。
不过，胡雪岩的优势却算不上什么优势。盛宣怀虽然自己没多大的钱袋子，但他却管了很大一个仓库。这种官、商一体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胡雪岩枉为堂堂“红项商人”，却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脑袋里老琢磨着怎么利用眼前的优势获得短期的利益，显然缺乏一种长期的眼光，地主阶层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脚的一大因素。人们常说一个人钱多得富可敌国，这种话只能对一个小国说，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那是没有人能与国库相比较的。胡雪岩即使家里堆着金山银山，但和国家“软预算”拨款投资的“国有企业”或者和千万商户集资的“集体所有制”这两条大腿比起来，连条胳臂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根小拇指。这就决定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之间实力的悬殊差距。但胡雪岩没有认清这种形势，在他心目中，盛宣怀不过是个靠着后台暂时得志的黄毛小儿，要跟自己掰手腕，实在是拿脑袋当砖头使。
盛宣怀不亏是奇人，在帮李鸿章对付左宗棠的权力斗争中，以商界的手段直接整垮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胡雪岩一倒，整个大清的大生意，几乎都被盛宣怀抓在手里了。他的生意和官运扶摇直上，先后干过商务大臣和邮传部尚书，从一品，比胡雪岩高一个等级。
从清末到民国，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在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洋派系的权力角逐中，盛宣怀两边讨好，虽然他在官场也沉浮了一阵，但是他的结局要比胡雪岩好很多，他死后，葬礼还很隆重。
就在胡盛二人争斗不休之际。在中国的西南，另一个人物却正在崛起，他正是后来被人称为“钱王”的王炽。
王炽1836年出生，弥勒县虹溪人，字兴斋，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逃至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
与胡雪岩、盛宣怀不同，王炽是以贸易起家。他的早期所谓经商，实际上就是跟从马帮穿街走巷，翻山越岭，通过贩货赚取微薄利润。然而，作为封建时代的大商人，王炽不同于一般小商小贩之处，在于他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然要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而他的发迹之路，则与胡雪岩有异曲同工之处。时清廷云南布政使唐桐巡视督盐，摊派筹借白银十万，当地商贾无不避之纷纷，惟有王炽冒险以“天顺祥”名号在限期内独家承办下来。王炽的天顺祥不但一炮打响，王炽更由此使唐桐成为自己政治上的依靠，唐桐劝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1872年，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随着唐桐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他派王炽作为矿务公司总办。王炽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王炽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正是因为洞悉权力的奥秘，王炽对内结交云南巡抚岑毓英，对外则与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结为干亲。不止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而清廷则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以及盛宣怀的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的官阶。
王炽于光绪二十九年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病故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某种程度而言，王炽地处一隅，正是他幸运之处。他和胡雪岩同属于以商捐官、以巨额捐献而获顶带的“红顶商人”，不同于以官吏招商，头戴红顶官帽却纵横商场的盛宣怀。然而，却几乎仅仅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他得以在朝廷政治斗争剧烈的情况下，避开政治倾轧的激烈漩涡，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延伸自己的商业寿命。而胡盛二人，则既是官场斗争的受益者，又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在胡、盛、王三人命运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衰败的晚清朝廷国库空虚，在貌合神离的集权统治下，层层叠叠的官商结合，不仅是官员们借机发财的机会，也是朝廷维系的惟一选择。然而可悲之处在于，商人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附庸而存在。在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分散的个人、家庭两极之间，几乎是一个真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