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了方家劲，开出了竹联帮每月上缴130万“管理费”的条件，和方家劲达成了协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吩咐弟兄们在不露痕迹的情况下，将四海帮的地盘从条子(警察)手里接管过来。这一招叫瞒天过海，是他的黑道老师——陈惠文教的。
陈启礼一夜之间将四海帮彻底击垮之后，在黑道上声名大振，许多新血的加入使竹联帮势力大增，控制着台北市中心地区大片黄金地段。这一年，他才20岁，已经是一名声名赫赫、名符其实的黑道老大了。
新老四海帮一联手，对竹联帮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陈启礼不得不慎重考虑。他找到了何忠，提出要一批武器。何忠当即打电话联系，几天后，一批泛着蓝光的枪支摆在了陈启礼的面前。
“陈仁事件”使台湾黑道和政界卷起一阵不小的风浪。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当场下令清剿竹联帮，对与竹联帮有关系的官员严惩不贷。
数年后，每当陈启礼酒醉时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会忍不住泪湿衣襟，唏嘘不已，他右大腿有一个地方的皮肤，就是被看守队员们“好玩”剥掉的。
四海帮仿佛真的已全部解散，那些大哥级的人纷纷改行做正当生意，有的去了美国。当局对那些申请去美国的人，无论有什么劣迹，一律批准，手续非常简单。
趁着这个机会，竹联帮一些骨干和元老也纷纷离开台湾，到美国发展，如“青蛇”邓国沣，“黄鸟”陈志一(陈启礼一行人到美国刺杀江南时，得到了陈志一的大力帮助，陈志一到美国发展后，成为竹联帮美国分部的老大)。
陈启礼的父亲也为了他办了去美国的手续，联系了美国旧金山的亚路意学校，想要他去学经济管理，这个时候的他虽说在学校里还是学习尖子，却已是赫赫有名的黑道大哥。在淡江文理学院，一半以上的男同学都拜入了他的门下，就连他的科任老师，见了他也必恭必敬地叫一声大哥，有时他根本不上课，身心全放在了所谓的黑道事业上。
可怜陈父的一番苦心化成东流之水，并不能使陈启礼回到“正道”，他依然我行我素，精心策划着的复仇大计。他令属下弟子大肆散布传言，说四海帮并没有散去，只是没有公开活动。他找到那个被“黄毛”林天黄打死的记者的家属，要对方利用关系继续向政界施加压力。他知道，只要这件事一天不平息，四海帮就会因有所忌惮而不敢公开露面活动，更不敢和别的帮派发生冲突。当然，他也清楚四海帮的实力，现在有许多属于四海帮的地盘空了出来，这些表面上无主的地盘但却有一个人替四海帮守着，那个人就是台北市警察局长方家劲。慑于白道的威势，所以那些早就蠢蠢欲动的帮会没有哪一个敢轻举妄动。
竹联帮也不敢动。
陈启礼早想好了趁别的帮会不敢涉足的情况下将那些地盘占据的办法。
其实那是一个最古老最普通却又最实际的办法，任何人都可以想得到，但却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他陈启礼能够做得到。
他找到了方家劲，开出了竹联帮每月上缴130万“管理费”的条件，和方家劲达成了协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吩咐弟兄们在不露痕迹的情况下，将四海帮的地盘从条子(警察)手里接管过来。这一招叫瞒天过海，是他的黑道老师——陈惠文教的。
陈惠文在二十年代起就在上海滩混，后来加入青红帮，拜在杜月笙的门下，他可没有蔡金涂那样深得杜月笙的器重，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角色，后来随蔡金涂等人到了台湾，发展青帮势力，因蔡金涂不愿管帮内事务，所以青帮老大的位子就让他坐了。好歹也算是一个黑道元老，其公开身份是台北市理发公会会长、红楼剧场经理。陈启礼早在考入淡红文理学院时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陈惠文，陈惠文虽说在黑道上并不是一个很起眼的角色，却认识不少下三流的白道人物，深谙做人的大道理，在他的把持下，台湾青帮缓慢慢安稳地发展，在黑道上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与人无争。
他早在上海滩混时，就沾上了这烟瘾，几十年来都没戒掉。如今的毒品早已成了白色粉末状的海洛因，不再是过去黑褐色的原制烟膏，原制烟土也变成了稀有物品，但陈惠文认为吸海洛因的劲太大，没有吸烟膏悠床自在。每当道上的朋友去金三角进货（进行毒品交易）时，他便托人家给带一些烟膏回来。于是陈惠文得了一个“烟膏文”的外号。
虽然方家劲手下的人很配合，可当陈启礼派手下的弟子将地盘接手过来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和四海帮的人发生了小规模的械斗。
事情并不像陈启礼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他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也考虑到了许多将要发生的问题，可问题一旦发生了，却也令他措手不及。
首先便是四海帮的抵抗和报复。虽然当局勒令四海帮解散，但四海帮在解散之余，还保持着相当的实力，这一点远在陈启礼的估计之外。其次是械斗发生后当局的反应，竹联帮与四海帮的械斗尽管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可还是不可避免地有消息次日一早便见诸报端，当局恼羞成怒，令方家劲加强夜间巡逻，一有黑帮械斗立即予以平息。再次是台北市各大帮会，原先各大帮会慑于当局的威势，谁也不敢动，如今见竹联帮动了，也纷纷抢滩，想舀得一杯残羹，所以竹联帮在对付四海帮的同时，还要对付其他的帮会。
陈启礼这才感觉自己还是有些“幼齿”(幼稚)，但是这时收手已不可能，唯一的就是实施一套最快最简捷而又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他马上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有着通天教主之称，外号“跛脚秉遑” 的郑秉遑，郑秉遑是台湾三教父之一，在道上人缘极为不错，善于排解黑道仇怨。如果“跛脚秉遑”愿意出面的话，这事就有了七成的把握。“跛脚秉遑”是地道的台湾人，不像另两位教父“城哥”和“蚊哥”，是从大陆随军过来的。七贤帮在台湾众多黑帮中，算是一个资格较老的帮会，“跛脚秉遑”本人在黑道上的资格也很老，年轻时打打杀杀有一次不小心让人砍断了左腿筋脉，落下残疾，走路时一瘸一拐，便被道上的人在他名字的前面加上跛脚两字，他并不介意。
黑道生涯渐渐磨去了郑秉遑的戾气，他变得乖巧和善起来，深得众多黑道人物的信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排解黑道之间的仇怨，当双方的仇怨一旦解开，便会对他感恩涕零，从而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终于成了三大教父之一。
几天后，竹联帮老大林国栋在陈启礼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七贤帮的总堂口，开始了和四海 帮的“谈判”。
为了能保住根基，四海帮做了很大的让步，帮会活动也转入了地下。他们对竹联帮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不要赶尽杀绝。
但竹联帮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陈启礼亲自率领一帮子兄弟在一夜之间端了四海帮的老巢，逼得刘伟民和那些大哥级的人物连夜逃离台北。陈永和则回了台南老家。
陈启礼一夜之间将四海帮彻底击垮之后，在黑道上声名大振，许多新血的加入使竹联帮势力大增，控制着台北市中心地区大片黄金地段。这一年，他才20岁，已经是一名声名赫赫、名符其实的黑道老大了。
台北市的诸多帮会没想到竹联帮下手这么快，当有所醒悟时事实已成定局，想趁乱抢一点地盘的计划也落空，如果再想从竹联帮手里去抢夺一点地盘回来，无疑以卵击石，搞不好反被竹联帮吞并，倒不如就此罢休，死了那条心。
此后不久，陈启礼在和平东路大富豪酒家宴请了大批并非黑白两道的人，正是这些人，使陈启礼的计划得到完全的实施，他们都是记者。这就是为什么竹联帮一次次发生械斗之后，而报纸上却说台北治安良好的原因。
利用新闻媒体这一招也是他从陈惠文那里学来的。而他日后的脱胎换骨，也是从做媒体开始的。这一点，台湾所有的黑道老大都始料不及。
陈启礼自认为所做的一切足可瞒天过海，可黑帮械斗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的耳中。青帮出身的蒋介石很清楚黑帮的势力纷争会给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更清楚当黑帮势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颗中国数一数二的光头所担心的问题，果然在日后成为现实。在蒋氏父子统治期间，台湾黑帮只跟政界有些牵连，并未完全涉足政界，而李登辉上台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64年2月，原中和帮帮主孙德培从狱中出来了，可今非往昔，虽然不少人仍尊他为老大，可他早已主灰意冷，不愿再在道上混了，不久便去了法国，从此再无音讯。
1964年4月，陈永和回到了台北，消息迅速传开去，陈启礼听到后并不感到意外，他对身边的人说道：“其实他早该回来了。”
“他回来了，我们怎么办?”跟随陈启礼多年的“灰鸭”柳茂川问。
“还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大宝又不是三头六臂，谁怕他？”张安乐嗡声嗡气地说。
张安乐，外号“白狼”、“智多星”，具有硕士学位，并进过美国有名的斯坦福大学，是台湾黑道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高学历人才之一，他同陈启礼一样出自书香门第，父母是大学教师，自幼聪颖过人的他14岁就开始泡妞、打架，成为学校霸王，后加入南海路帮，16岁那年因在永和镇砍伤一名便衣宪警入狱教化一年，出狱后声名大振，升任护法。从台北市大附中考上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后，巧舌如簧，铁拳如锤的他在淡大的名气很快大了起来。淡大是个深受黑帮影响的学校，以前四海帮强盛时，几乎每个学生都自称是四海帮弟兄，后四海帮被竹联帮击垮后， 竹联帮势力在这里得到很快的发展，但另外几个帮会，如牛埔帮、芳明馆、青龙帮和血狼帮，都在这里招了不少弟子，由于张安乐的名气太大，牛埔帮一名叫斧头的人纠集一帮弟兄找他寻衅，被他一顿拳脚打散，从而和牛埔帮结下怨。陈启礼知道这件事后，带了一帮子竹联兄弟找到牛埔帮老大——外号“牛财仔”的胡铁牛，将张安乐与牛埔帮之间的恩怨化解，张安乐感于陈启礼仗义，遂带着一帮兄弟离开南海路帮，加入竹联帮。成为陈启礼手下的悍将。
杨剑平说道：“大宝回来了，我们有必要做一点防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两年他在台南混得不错，除了那帮原先跟他的外，又多了不少兄弟，四海帮在台南的势力不小。”
陈启礼看了众人一眼，说道：“他会来找我的。”
但陈永和并没有去找陈启礼，回到台北后很快在台湾大学一带立住了脚跟，重组四海帮。由于大宝的名气很大，许多昔日散去的四海帮弟子重又归入他的门下。虽然同是四海帮，却已经有了新老之分，老四海帮在大哥蔡冠伦的领导下，在武昌街开办了一家船务公司，经营“地下期货”，不时和别的帮派发生小摩擦。
在台南这两年，陈永和学会了许多，意识到帮会就像一个企业一样，要生存，就必须稳定基础，呈良性发展，首要关键就是不能和当局发生矛盾。他仿效美国黑手党做法，发展事业以养帮派，开办赌场、舞厅、餐厅，从而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尽量不和别的帮派发生冲突，以保存实力。
就在陈永和大展手脚将新四海帮改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管理的帮派时，陈启礼手下的竹联兄弟还在靠收取保护费，帮人看场子过日子。
不仅仅是陈启礼，台北市其他的帮派的老大也觉得陈永和的所做所为不可思议，开舞厅、餐厅，那是正经的人干的事，既然是黑帮，就应该干黑帮的事，打打杀杀，夺取地盘收保护费，经营赌场妓院什么的，黑白不分向来是黑道上的大忌。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陈永和。
既然陈永和不图“发展”，陈启礼就没有必要将这块心病放在心上，就算要报复，依陈永和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和竹联帮相比。
在陈启礼的建议下，竹联帮老大林国栋同意杨剑平率领一批经过训练的“竹联远征军”，横扫台岛，所向披靡。
1965年，竹联帮已成为台湾第一大黑帮。陈启礼在帮中的声望无人能比，林国栋有自知之明，主动提出退隐，将帮主之位让给陈启礼，但陈启礼坚持不受，无奈何，只得由另一位元老级的人物陈大伟暂管帮中事务。但实际上，竹联帮内大小诸事全由陈启礼说了算。同年，人称“鬼见愁”的吴敦拜入竹联帮，和“智多星”张安乐一起，成为陈启礼的左膀右臂。
吴敦，外号“鬼见愁、“笑面虎”，是刺杀著名作家江南的凶手之一，也是江南命案中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吴敦其貌不扬，三角眼，他的下巴呈戽形往上翘，嘴里岳一颗门牙，讲话口齿不清，是一个咋咋唬唬，胡打乱杀的角色，谁见了谁讨厌。早先，吴敦投在陈惠文的青帮门下，教唆手下人员用劣质茶叶向商店强行推销，公开勒索，后见结怨的人多了，便离开青帮，投入陈启礼这棵大树下。并且，他还是台湾电影界的名导演刘家昌的副手。
在陈惠文的介绍下，陈启礼认识了已经从警界退休的警官何忠。何忠原是基隆市警察局副局长，由于正职不大管事，局里的大小事务全由他进行处理，在频繁的公务活动中，结识了不少黑白两道的人物。像方家劲一样，何忠也收受不少黑帮上贡的香火钱，老谋深算的他担心有那么一天事发，所以提前退休，回到台北经营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他的餐馆就坐落在青帮的地盘上，懂得规矩的他当然要拜会一下山主。陈惠文也当然知道这位退休警官不可小觑，在何忠的一再要求下，陈惠文将陈启礼介绍给他认识。
在陈惠文的一再灌输下，陈启礼也意识到做为一个黑社会组织，不能再向过去一样行事，眼看着陈永和的四海帮办企业、办公司，并且插手演艺界，成立影业公司和文化传播公司，大赚其财。他不禁眼红不已，虽然竹联帮也实施一套较为实际的人才培养和组织管理的方法， 也曾仿效四海帮开办赌场和妓院，并派人强行控制一些娱乐场所，收取厘金，一时也进账不 少，但比起四海帮来，如小巫见大巫。
1966年，竹联帮元老周榕也组建飞龙影业公司，这是竹联帮首次涉足演艺界。同年，“灰鸭”柳茂川服兵役期满退伍后，靠着家中的万贯家私，从帮中选出几十名有潜力的弟兄，组成战斗堂，在新生北路的“中兴妇孺教养院”中集训。这批未来的杀手每日在教官的指导下 进行着美国特种兵式的训练。而这些所谓的教官是陈启礼高薪从当局的警察学校中聘请来的。
随着何忠和陈启礼的日益交往，这位见多识广的退休警官建议陈启礼用现代武器充实帮会。陈启礼对何忠的建议未于采纳，因为他知道台湾当局对枪支的控制是极严的，当年四海帮之所以解散，也是由“黄毛”林天黄枪击命案而引起的，黑帮之间的打打杀杀，靠的都是冷兵器。但此后不久一次竹联帮与老四海帮的冲突中，使他改变了主意。
那一次老四海帮与竹联帮为了争夺黄兴路的一块地盘大打出手，当竹联帮仗着人多势众一举击败老四海帮时，没想到刘伟民带着一帮新四海兄弟卷入这场械斗，刘伟民手中拿着一把美式卡宾枪，对着人群一阵狂扫，当场打伤十几名竹联兄弟，有两个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新老四海帮一联手，对竹联帮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陈启礼不得不慎重考虑。他找到了何忠，提出要一批武器。何忠当即打电话联系，几天后，一批泛着蓝光的枪支摆在了陈启礼的面前。
1967年陈启礼在“蚊哥”许海青的赌场里认识了“赌博郎中”陈仁后，两人情投意合，很快结成朋友。陈仁加入竹联帮后，向陈启礼提出了一个无本万利的赚钱术，先以合伙开公司的名义寻求投资人，当资金到位时立即将资金抽空，然后宣布公司破产。这是一种手段高超的诈术。陈启礼首先想到的就是方家劲，这么多年来，方家劲不知收取了多少黑道弟兄们的血汗钱，诈一点应该没关系，就算日后方家劲知道被骗，也拿他无可奈何。现在方家劲答应介绍别人投资，当那个人意识到被骗时，也只能自认倒霉，谁也不敢把方局长怎么样。
同年12月12日，陈启礼大婚，妻子陈怡帆，是一个出自中层阶级家庭的小家碧玉。
婚后没多久，陈启礼便成功地诈取了两个企业家约五百万的投资资金。尽管公司“倒闭”， 陈启礼还是给方家劲送去了三十万的辛苦费，在方家劲的帮助下，又有几位倒霉鬼相继落入了他们的“陷阱”。
诈骗的成功使竹联帮的经济得到充实，每个帮中弟子每月可领到一笔不少生活补贴，俨然跟公司的上班人员一样。
陈启礼非常任信陈仁，将帮中的财政大权交给他管理。对于陈仁的为人，张安乐提醒他要注意，“赌博郎中”这个外号不是平白得来，况且张安乐手下的兄弟发现陈仁和台北市刑警大队一个姓聂的刑警组长走得很近，而那个叫聂文龙的刑警组长曾在几个月前因一桩涉及竹联帮的赌债事件中仗着其职业的身份想摆平此事，陈启礼根本不吃那一套，两人当场就翻了脸 ，陈启礼指着聂文龙的鼻子，轻蔑地说道：“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刑事组长，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你干你的警察，我当我的流氓，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硬要来淌这趟浑水，得称一下自己有多少斤两。”
聂文龙的见陈启礼不给他面子，当下没有发作，只说了一句：“你等着看吧。”便转身离去。陈启礼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但半个月后，他的黑道老师陈惠文却因放高利贷被刑警大队抓了去，被判管训三年。
黑道上的人放高利贷完全是小儿科，陈启礼也知道那个姓聂的跟他过不去。在周榕的劝说下，陈启礼请方家劲出面当中间人，和那个聂警官见了面，并赔礼道歉。可是三个月后，杨剑平在当局每年一次的扫黑行动中被抓。以往每年一次的扫黑行动，大多抓几个下三流的角色，让媒体曝曝光，算是对上头的交代，可这次竟然抓了竹联帮的大哥。陈启礼找到方家劲后，才知又是刑警大队抓的人。
陈仁是怎么认识那个聂文龙的，陈启礼并不知道，但他奉行的一条做大哥的原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他并没有将张安乐的提醒放在心上。
陈仁似乎很卖力，每一笔帐目都交给陈启礼审查。对此，陈启礼怪张安乐多心了。
在黑道生涯中打滚这么多年，陈启礼走向了成熟。已是竹联帮老大的他终于领悟陈惠文几年来对他说的那么多“废话”：要想在黑道上扎稳脚跟，得心狠手辣，会打会杀外，更重要的是远筹帷幄，以智取胜。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动辄拳脚相向，血染衣裳，那只是一个莽夫的所做所为，他对自己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目标，要当第二个杜月笙。
为了竹联帮的发展，他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常常彻夜不眠。在社交场合，他一改昔日凶相毕露的锋芒，每每显得谦虚有礼，因此，他结识了不少台北市中下级官员。
1968年夏天，新老四海帮合二为一，联合三环、文山等几个和派向竹联帮“讨债”了。 陈启礼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竹联帮虽然捷报频传，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自身也陷入困境，再加上芳明馆、牛埔帮等几个大帮会在一旁虎视耽耽，所以陈启礼考虑怎样摆脱这样的局面。可惜他的黑道老师陈惠文还在管训，否则倒可以替他出谋划策。为了保存实力，陈启礼不得不忍痛让出地盘。竹联帮独霸江湖的局面开始改变。
此一时彼一时，今日四海帮的实力已非同往日而语，除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外，也一样拥有现代化的武器。四海帮在人员方面虽然没有竹联帮多，但他注重人员素质，正如陈永和对同道宣称的：我们四海帮个个都是精英。
对于陈永和的话，陈启礼不得不承认，四海帮从建帮伊始就注重人员素质，其骨干都是大学生，吸收人员入帮时，订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分初审、复审、决审，考核项目包括 体力、智能、反应、口才、仪表等。且帮内分工明确，分战斗组、社交组、经济组、内务组 等。四海帮是台湾第一个极具现代化管理的帮会。
四海帮自1962年以后，经过那么多年的修身养息，是该到了重振帮威的时候了。
竹联帮在抵御四海帮等几个帮派攻击时，同时着重于内部改革。因为竹联帮大都是一些社会烂仔，所以搬用四海帮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要用另一套管理办法，对此，陈启礼套用了白道上那种阶层管理模式，确定了每位堂口大哥在帮中的作用，堂口以下还有一批小头目，像金字塔一样，层层相连却又互不干涉，但必须服从总堂的统一指挥。这套方法虽然实用，却也为后来竹联帮四分五裂埋下了隐患。
当然，和白道的关系还得加强，每月定时将香火钱送到那些与竹联帮确立了友好关系的政界“老大”们的手里，免得出了事没人罩。
频繁的械斗使几个帮会消耗了大量的元气，相互之间谁也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彼此都不愿意就这么干耗下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面子，为了帮威，他们都不愿屈服于对方，唯有继续往下撑。
一场场械斗使陈启礼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已成为现代工商社会的台湾，要想发展帮派势力，必须完全走出以往黑道纷争的路子。帮会和帮会之间就像西方国家的各个党派一样，不能以火拼的形式解决问题，而要走公平竞争的路子，这条路子能否行得通，要取决于帮派之间是否和平共处。
尽管他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却打定主意要试一试。他在主动让出一大片地盘的同时，向昔时的冤家对头伸出和解之手。
在陈启礼的主持下，台北市几十个有势力的帮派老大在民生西路的大和圆酒家聚合。商讨如何解决黑道恩怨、共同谋利、共同发展等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实质性问题。
为以防消息外泄，酒楼打烊，不接外客，另外还有一批竹联帮弟子扮成路人在街道上闲逛，不允许陌生人靠近酒楼。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闻到消息的台北市刑警大队大批人马气势汹汹赶到，带队的是那个和陈启礼结下梁子的聂文龙。现在的聂文龙，已是台北市刑警大队副队长。
怎么办?
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双双狐疑，愤怒的目光盯着陈启礼，因为这次集会是他首先倡议的。如果让那些警察冲进来了，这不明摆着让当局把黑道一网打尽吗?
“抄家伙，大家冲出去!”有人提议。
“如果大家一窝蜂往外冲，肯定会跟他们发生冲突，就算大家手里有家伙，也不一定打得过他们，万一有哪位老大不小心挂(死)了，我怎么向他手下的兄弟交代?”这时的陈启礼，露出了惊人的胆识来，“你们先避一避，我去会他。”
这家酒楼的老板本就是竹联帮的一个头目，在陈启礼的安排下，酒楼老板带着那些黑帮老大上楼躲避。
陈启礼打开店门，站在门口，笑着对带着一帮警察冲上了台阶的聂文龙道：“聂队长，我刚刚买下这间酒楼，还在清理期间，准备做点正当生意，就算聂队长要喝酒，也没必要带着家伙，还领着那么多兄弟来，等明天开张时，我再请你来好好喝一杯，至于你手下的兄弟，人太多，我可照顾不周。”
“我听到消息，说这里有许多黑帮老大在聚会。”
陈启礼暗暗一惊，帮会老大聚会的消息控制得很严，是怎么传出去的？莫非有眼线(警察的线民)混进来了。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在座的全是黑帮老大，就算和白道有关系的话也是彼此利用，犯不着降低身份去干那种为黑道所不容的行当，但消息确实传出去了。
把消息告诉刑警大队的那个人是谁?
“聂队长，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进来搜!”陈启礼说，“台北市的治安可不像你聂队长想的那么差，是不是你听错了?”
聂文龙哼了一声，朝身后一招手：“给我搜。”
“慢!”陈启礼不亢不卑，“这可是我私人的地方，聂队长，台湾是讲法制的，我可不希望有人在我的店里乱来。”
“我这是执行公务，旱鸭子，别人怕你我可不怕。”聂文龙拿出搜查令，“对付像你这样的人，我早有准备。”
陈启礼将身子让了一让，说了一声：“那就请吧。”
聂文龙带着手下人一窝蜂冲进店里，折腾一番之后一无所获，出门时，聂文龙头也不抬对陈启礼说了一句：“打扰。”
看着警察走得一个不剩之后，陈启礼吁了一口气，就在他在门口挡住聂文龙那短短的时间内，几十个帮会老大已从酒楼后侧的阳台上，溜到了隔壁一家夜总会的娱乐城中。
这次黑帮老大的聚会虽然半途而废，但却彼此达成了某种共识，不再向过去那样凭义气用事，做些无利可图的争斗，即使有了仇恨，也是请中间人，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解决。一时之间，台北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在此之后，陈启礼经常以中间人的身份现出在黑道的纷争上，只要他出面，黑道纷争立刻停熄。这一点，他的唯一对手陈永和，是远远不及他的。
由于讲义气，讲道理，热衷于主持公道，陈启礼在台北黑道声名鹊起，地位日重，成了黑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就在陈启礼踌躇满志，欲宏图大之际，他最亲信的人，“赌博郎中”陈仁背叛了他。
曾是竹联帮账房先生的陈仁，携了6000多万帮会的公款逃到了台北市刑警大队寻求庇护。陈仁为什么叛帮，陈启礼可以不去深究，至于那6000多万，他也可以不要，但陈仁临走 时拿的那一本帐簿，却是他的命根所在，帐薄上不但清楚地写了历年来所上贡的香火钱的人名及数目，而且还有竹联帮进行地下生意的明细帐。如果帐簿一曝光，无疑会给竹联帮带来致命的一击，使他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他马上交代帮内一等一的杀手张如虹，不择一切手段和代价杀死陈仁，拿回帐簿。
但陈启礼万万没有想到，陈仁还算是一个够义气的人。陈仁来就是聂文龙的内表弟，当初陈启礼和聂文龙结下梁子(恩怨))之后，聂文龙就要陈仁接近陈启礼，进而打入竹联帮。尽管陈仁掌握了大量竹联帮从事地下生意的犯罪证据，却没有和其表姐夫很好地合作，只透露过一次黑帮老大集会的消息。陈仁自知如果长时间在陈启礼身边干下去，终有一天要露馅，何况“白狼”张安乐早已怀疑他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竹联帮，这6000多万只是他在竹联帮两年多时间来所赚的钱的一小部份，至于那本帐簿，则是他的保命符，只要只不把帐簿交给警方，竹联帮就没事，就算陈启礼要找他算帐的话，也会有所忌惮。等过了这段时间，请“蚊哥”出面(陈仁在赌场里混时，早就认识许海青)，化解他和竹联帮的恩怨，大不了将钱和帐簿还给陈启礼，因为他认为陈启礼是个“讲道理”的人，但他失算了。
几天后，自以为平安无事的陈仁在四海帮的地盘——西门町，被张如虹等几名杀手袭击。重伤之后的陈仁尽管奄奄一息，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于是陈仁将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向警方全盘吐出。
“陈仁事件”使台湾黑道和政界卷起一阵不小的风浪。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当场下令清剿竹联帮，对与竹联帮有关系的官员严惩不贷。
1970年9月，竹联帮包括陈启礼在内的不少骨干落网。竹联帮倾刻间四分五裂。而黑道帮会也是人人自危。
同年10月，陈启礼被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判刑三年。
聂文龙因办案有功，提升一级，升台北市刑警大队大队长。几个月后，却因“受贿罪”被死刑，在狱中处决，但据办理此案的官员透露，此前，聂文龙一向以清廉自居，并无多大数目的存款，不知为什么银行的帐户上突然多出了6000多万。
至于那个在医院里的陈仁，有一天被一个医生“不小心”弄错了药，倒致突发性心肌梗塞而死。
凶手张如虹等几个人，一直潜逃在外。后被基隆警方抓获，在押回台北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几个人一同丧生。
方家劲被撤职却并没查办，回到新竹在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当局清剿竹联帮的行动中，“白狼”张安乐由于还是学校的学生，所以没有被抓。
半年后，“白狼”张安乐在阳明山召开重组竹联帮会议，这位淡江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在淡大以63名太保和太妹组建新竹联（被同道称为淡竹），并迅速扩大势力。他以清朝八旗制度为榜样，定红、白、黄、蓝、黑、灰六种颜色为旗号，下用鸟、龙、狮、豹、熊、凤为堂，每堂设堂主、护法。他自封总护法，仍尊陈启礼为老大。这次会议作出了两个决定：(一)广设赌场，专门找“凯子”入局；(二)大量吸收新血，扩大基层组织，培养人才。
自陈启礼入狱后，竹联帮虽经当局清剿，但仍有些势力，可惜的是每位堂口大哥只管手下的兄弟， 彼此谁也不服谁。虽然“白狼”张安乐重组竹联帮的行动极为有效，但成效不大。这个时候，竹联帮元老周榕出面持掌大局，接替了陈启礼的老大之位。周榕和张安乐一向不和，因而竹联帮虽有实力，却形同一盘散沙，和四海帮一样，也有了新旧之分。
四海帮和牛埔帮趁机进行合作，代替了竹联帮在台湾黑道霸主的地位。
陈启礼被送往专门管训政治囚犯和甲级流氓的绿岛(即火烧岛)服刑，在这里，他认识李敖和一些因“美丽岛事件”被当局关押在这里的文化名流。
李敖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挥笔痛骂国民党及其“大有作为的政府”，还对那些一面向国民党当局献媚，一面又向台湾大众邀宠的党外文化人讨教做人的“本领”，极尽挖苦，成为台湾当局和一些知识分子所忌恨的文化痞子，1968年被当局以煽动判乱罪送入绿岛。
在绿岛，种种酷刑令人毛骨悚然，国民党当局对付关押在这里的囚徒是毫不手软的，像当年在大陆时的中美合作所一样，可惜关在这里的人不是共产党员，当新进来的囚徒一走进行刑室，见到五花八门的刑具时，屎尿早就流出来了。这里刑罚的残酷早在台湾大众之间广为流传，即使是黑道上杀人不眨眼的硬角色也闻之色变。在黑道上，若有一个人“敢以进绿岛”来发誓的话，那么他说的话是没有人怀疑的。
尽管竹联帮和陈启礼的家里人拿钱四处打点，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刑。初进监狱的当天，他就受到了“招待”，每个进入这个监狱之门的囚犯都要被打50鞭，叫做入门鞭。由于他家里使了钱，所以打得不是很重，几天后伤口就结疤了，和他一起进去的那个死囚犯，50鞭完后已是皮开肉绽，被拖出行刑室时已剩一口气。后来陈启礼才知道，原来这行刑下手时力道不同，别看每一鞭都在抽，内中的学问大得很，抽的弧度、力道以及接触人体的部位都不尽相同，更何况行刑手所用的鞭子也不同，蛇皮的、牛皮的、帆布的、带钢丝的、夹刀片的、挂小铁丝的，光鞭子就有十八种之多。
在这里，没人把囚犯当人看待，看守队员可以任意拿人取乐，随便叫两个犯人，让他学狗咬，咬得彼此体无完肤，然后用盐水擦身，看着犯人惨嚎，看守队员发出满足的大笑。另外找几个男女囚犯，要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群交，并且要弄出许多花样来……逼囚犯吃自己的屎尿，把囚犯当沙包打……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数年后，每当陈启礼酒醉时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会忍不住泪湿衣襟，唏嘘不已，他右大腿有一个地方的皮肤，就是被看守队员们“好玩”剥掉的)。
白天，囚犯们在狱警和看守队监视下干着超体力的重活，晚上，回到监室还要提心吊胆害怕随时被叫出去接受刑罚。
苦囚生涯更加磨练了陈启礼的意志，在这相对平静的环境里，他苦思自己，开始苦读父亲寄来的古文史书和当年陈惠文送给他的几本书，使他懂得什么是“上天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真正认识到了杜月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运用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一有空，他就和囚于邻室的李敖及那些文化名流一起探讨做人的大道理，议论时弊。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过去。监狱真可谓是一所大学，在这里面，陈启礼学到了在外面学不到的知识，懂得如何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制服别人。监狱代替了淡江大学成了陈启礼高分毕业的唯一所大学。在这里，陈启礼真正获得了日后成为杜月笙第二的资格。直到1976年蒋介石辞世，台湾当局大赦，陈启礼和李敖他们才离开绿岛。
然而，他却声明不回竹联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