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还在继续，投诉什么的都只不过是生活的插曲，根本不会对我的生意造成任何影响。严格来说，这些投诉只是偶然事件，毕竟它们没有一件是合理的。但不管它们合理还是不合理，我都不会因为区区几百美元而得罪那些想要退款的投资者，我知道不能“因小失大”的道理，更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规律。因为这样会影响我的声誉和生意，正是这种机警，我才能把我的业务维持得如此之久。
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但我总能处理得很稳妥。例如，一天中午，一个银行信差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这位信差向我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五张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并要求兑现它们。我的职员检查了票据，似乎心存疑虑，他又把这些票据转交给我，希望我能拿主意。
按照这些票据上的数额，如果它们都是真的，那么每一张都能兑换150美元。但是，我拿到这些票据后，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伪造的。这些票据的确是从我的公司流出去的，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我甚至知道其中的细节。我还知道让这些票据流出去的人是谁。然而，我既不会承认这些票据是假的，也不会直接揭发那个幕后主使。
相反，我果断地满足了那个银行邮差的要求，为他兑现了所有票据。当他拿到那750美元后，我也回收了那些假票据。对我而言，这只是小损失，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拒绝兑换这些票据，银行就可能认为我在欺骗投资者。即使银行知道这些票据是伪造的，让警察逮捕了那个信使，并定了他的罪，也依然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会被当作证人，接受警察的反复调查。我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都想见到我，包括我的那些投资人、邮政警察、投诉我的人等。除此之外，还有捐赠处派来的律师。这些律师多如牛毛，与之相比，新泽西州的蚊子加起来的数量都会相形见绌。他们经常涌入我的办公室，在我的耳边嗡嗡嗡地乱叫着。
我必须一一应付他们。如果这些律师从事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比如工人慈善、士兵慈善等，我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并向他们的组织慷慨地捐献大量的资金。然而，对于另一些律师，我的态度会截然相反，比如有律师向我提议为残疾的小狗、小猫建窝，如果用这样的理由来让我捐款，我是万万不会答应的。我可以保证，他们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里弄到。另外，像顽固的改革者，或是反酒吧联盟等，我也不会向它们捐款。
有一天，一位俄亥俄州的律师前来拜访我，他也是来争取我的捐款的。在拜访我之前，他已经去过马里昂，但是那里的金融家没有一个愿意向他捐款。之后，他又从马里昂辗转来到我这里。然而，非常不巧的是，他来拜访我的那一天正是我十分忙碌的一天。对我们来说，没有见到彼此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相见，俄亥俄州的政治集团就会得到5万美元的捐款，而我也能获得足够强大的政治背景了。
但是，我们都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过，为一件错过的事情而懊恼，那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我的一位职员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律师的名片。我随手接过名片，轻轻扫了一眼，便将它扔在了一旁。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名片上的名字了，只隐约对名片上的地址有些印象。
当时，我问自己的职员：“他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自己是从马里昂赶过来的，需要和您商量一些事情。”那位职员回答。
我命令自己的职员说：“你告诉他，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见任何人。”
职员提醒我说：“那位先生向我表示无论如何都要见到您，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
“我才不管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足够忙了，绝不可能抽出时间去见他。”我对那个职员说，接着又吩咐我的秘书：“梅利小姐，你代我去见见他，让他和你商量，这是我最大的仁慈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梅利小姐结束了与那个人的谈话，兴高采烈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她告诉我：“先生，那位先生要求一定要与您单独会面。”
“真是个固执的家伙，但是想见我的人多了。既然我说过现在没空见他，那么即使他是总统，我依然不会见他。”我说。
梅利说：“那位先生说自己是参议员哈定派来的，他有非常机密的任务要执行，一定要见到您。”
我不耐烦地说：“既然如此，你就告诉他，我不会见他，因为我不认识什么哈定。我和许多参议员打过交道，但现在我很忙，不希望哪个参议员现在来打扰我。我不能为所谓的参议员哈定开这个先例，因为我还要对整个州的其他95个参议员负责。”
对于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并不好，事后，我甚至觉得只有缺乏经验的“菜鸟”才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但最终我也原谅了自己的愚蠢，因为没人能想到那个参议员哈定后来竟然成了美国总统。
如果我当时接见了那位专使，并把赌注压在了参议员哈定身上，那么这将是一个回报多么丰厚的赌注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将在不花费任何成本，不采取任何外交手段的情况下与美国政府建立亲密的关系，届时，没准我还能得到一个大油田的租赁权，成功取代辛克莱石油公司呢！
然而，我之所以会错失良机自然是有原因的。那天，我忙得焦头烂额，因为有人告诉我，我被起诉了，法院正准备审理有关我的案件。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麻烦。我到处联系知情人，想要知道案件的进展。就在我焦急地等待记者给我提供消息的时候，那位来自马里昂的律师要求一定要见我，所以我是不得已才拒绝他的。
后来，我等待的那个记者带着我一起坐车前往法院。在进入法院之前，我又和那个记者详细交换了彼此所知的信息，然后我向法院交了1000美元的罚款。在法院审判我之前，我之所以会交这笔罚款当然是有目的的。这就像一个出色的交易，我用1000美元换得了一个小时暂缓执法的时间，这对我来说再划算不过了。因为正是有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才能思考出应对法律制裁的策略，从而使我的证券交易公司不至于提前倒闭。
投诉我的是一个家具商。在几个月前，我在这位家具商店里购买家具时从他那里借贷了200美元。而今天，他竟然向法庭起诉我，声称自己应该拥有我公司一半的股份。我对这个案件本身并不担心，真正令我烦恼的是法庭会因为这个案件冻结我的银行存款。我在世界信托公司、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汉诺威信托公司、波士顿国家银行、第一国家银行分别拥有400万美元、70万美元、20万美元、4.9万美元和1万美元的存款，而这些存款都被法院冻结了。
我之所以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来争取时间，就是想提前转移我的存款。很明显，冻结的金额越少，我的损失自然也就越小。我其实并不担心在两家银行里的小额存款，我担心的是那些在信托公司里的大额存款。不过，我提前向这些信托公司打了招呼，弥补了部分损失。我从特里蒙特公司转移了75%的存款，从汉诺威信托公司转移了90%的存款。然而，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在世界信托公司400万美元的存款一点也没有转移出来。
处理完法院的事情，我便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在冻结令被报道出来之前，我需要应对办公室里的多项工作。我非常清楚，这则消息如果传出去，各路人马就会争相“挤兑”我。为了降低公司倒闭的风险，我需要提前想好一个万全之策。
其实，我的内心并不是十分担心，因为我还有足够的资金来运转。我在波士顿有300万美元的存款，此外，我在其他地方还有300万美元存款，这足以帮助我的公司渡过难关。
很快，很多报社都开始“挤兑”我，同时很多投资人也纷纷要求我退款。短短两天时间，我就向我的投资人退还了100多万美元。但一切还不是很糟糕，对我来说，提前退款也是有好处的，毕竟我不用再向那些投资人支付50万美元的利息了。况且，这些现象也只是持续了两天，两天后，事情开始发生转机。
不久之后，投资者又对我重拾信心。在退还完100多万美元后，我又得到了更多的新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