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诺顿[33]
1880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前身梅森理学院开学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关于“科学与文化”的演讲。通常，学术演讲不仅是本地一项值得庆祝的活动，也是用来解决当前学术问题的最理想场合，但这次学术演讲不一样——那是在英国教育进步最伟大的时代中最具有永恒历史价值的一次演讲。演讲旨在为19世纪的教育而战，并标志着一项“长期奋战的开端”。演讲者的其中两位是现行两种教育体制中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其相关内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辩，最终大众选择支持赫胥黎的观点。
赫胥黎的反对者
（1）商人
科学与文化的全部意义只有在正确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显现。如今赫胥黎的观点看起来很平常，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已经被现代人所接受——不会再有人否认“科学是现代教育基本要素”，也不会再有人反对“科学教育是深化工业进步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1880年的英国，这对大部分从事教育相关事务的人来说是十分惊世骇俗的想法。当时，科学研究的倡导者们主要面临两大反对力量，一股来自实业家，一股来自自由教育者。
实业家之所以会鄙视科学教育，除了认为它不实用外，更担心它会对商业造成影响。即使没有科技的帮助，英国的工业依然繁荣地发展了起来，这使英国工业界的领军者们觉得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套被验证过的成功法则，不指望科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看不到科学教育和工业发展之间重要的联系，然而，在德国这片“教授的集中地”上，科学教育使它在短短25年内，从微不足道的工业小国发展成足以与英国抗衡的竞争对手。
直到那时，英国本土才开始呼吁实施赫胥黎所提倡的科学教育。
（2）古典传统
科学在自由学习圈子里也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当时，大多数教育从业者都怀疑并否认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是文化知识组成的重要部分，但赫胥黎坚信“在真正完整的文化架构中，专门的科学教育跟传统的文学教育同样重要”。可惜，当时的学术界对他的这种说法十分不屑，仿佛在英式的花园聚会中看到了一个混进来的西部牛仔。赫胥黎曾客观地描绘了1880年代绝大部分英国人所接受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曾帮助人们在过去三个世纪里搭建起整个自由教育的架构。对此，赫胥黎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很多人以为文化知识只能通过自由教育获得，而自由教育便是文字以及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同义词。另外，他们还觉得，虽然通晓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人很少，但那才叫真正的学者；其他人就算在别的方面再博古通今，再手艺精湛，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成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真正的学者并不需要用大学学位来衡量他们知识之丰富，校长和大学教师会担有这样的名位，不过是为了显示他们较常人优越。”
（3）神学家
还有一个团体的学者们也反对科学，尤其是生物学。自1859年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那天起，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就因为进化论的问题爆发出“无休止的争论与冲突”，现代的读者几乎不可能想象这一争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给进化论和它的支持者们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暴力威胁。对于神职人员和信徒来说，进化论严重威胁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和由此发展出来的神学理论。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以赫胥黎为首，他被视为宗教的死敌，人人都称他为理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以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宗教反对科学教育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不但破坏了原有的信仰，还传播了无神论的思想。虽然到了1880年，关于进化论最激烈的争论期已经过去了，但由此引起的余震还是不能小觑。尽管赫胥黎在《科学与文化》一书中没有直接谈及到上述问题，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依然不难感受到当时的冲击。
这一切都是现代年轻读者们无法理解的，这是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里，科学倡导者们对现实发起的挑战。
赫胥黎在“科学与文化”的演讲中以及其他场合上都不断提到了教育改革的两大优点：第一，科学教育有利于培养工人，能促进工业的发展；第二，科学教育能帮助修正自由教育的方式方法，包括对自然科学这种现代化的学科进行改善，还能修正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育方式。赫胥黎的理念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不得不面对实业家和自由教育者的敌视。
赫胥黎论科学教育的实用性
在阅读赫胥黎的书时，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与敌人交手时所展示出来的技能。虽然他总是说：我不会试图说服你支持科学教育，但对于追求实在的人，他分析问题视角也可以功利——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说服梅森理学院的创始人兼工业实业家约书亚·梅森爵士。赫胥黎其实跟你我无异，只是他相信科学教育，并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下一代年轻男女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并使之更适应伯明翰的工业发展要求。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判断科学教育的成败，梅森理学院的成功即是最有力的证据。对于一味反对存疑之人，我只能说事实胜于雄辩。
在演讲的最后，赫胥黎再次重申一般科学的重要性，因为一般科学既是一门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识，也具备了增加工业产品多样性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实用价值。
赫胥黎对自由学者
在面对另一群死敌自由学者时，赫胥黎采用不同的方法——以理性感召。首先他会跟你阐述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的关于文化的定义，然后即使明知自由学者会反对，他也一定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学习文化知识？为什么我们彼此会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分歧？也许，在自由学者们还没有想明白该如何回答时，赫胥黎便已经缓缓道出：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不管是文化还是学习都应该与时俱进。在中世纪，神学是唯一的文化基础，它为当时社会提供了最好的理想和标准，以便用来衡量和规范人们的生活。15世纪，大量古典文学传到西欧，并取代神学成为了文化的基础。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学、雕塑和理性思维的运用上提出了更具体的理念和标准。从此，来源越来越丰富的新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现代音乐、现代绘画和规模渐大的现代科学，开始从一个新的自然领域给予我们新的理念和新的判断标准。说到底，科学教育倡导者和自由学者之间的分歧产生的原因无非是后者的意识始终停留在15世纪，完全没有考虑到自那时以来世界知识潮流的巨大变化。如果就像大家所说的，文化发展是现代生活最好的评判，那不就更加证明了新领域知识所提出的理念和标准应该被纳为完整文化学习的一部分吗？赫胥黎以史实为据，清晰地向自由学者们推广了他的观点。
赫胥黎的风格和个性
赫胥黎演讲的风格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明显带着赫胥黎独特的个人标签——清晰准确、言简意赅。赫胥黎的文字和思想都有穿透人心的能力，让读者仿佛是站在窗边欣赏由他描述出来的风景，而不是仅仅捧着书卷。另外，赫胥黎的思维十分丰富多彩。据一位评论家说，赫胥黎特别喜欢钻研，尤其是对那些人们曾经研究过却半途而废的命题，这一点在他所有著作中多有体现。赫胥黎是一个强大而有趣的人，他总会在演讲时用壮丽如画的言辞狠狠打击他的敌人。
不得不说，赫胥黎是英国最杰出、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学习更好的回报。读者若有兴趣，不妨阅读他的《赫胥黎文集》，以及由他儿子编辑的《赫胥黎生平与书信》。读之，我们不难描绘出一幅无比清晰的人物肖像——那是一位充满**的真理追求者，无惧于对抗也不惜任何代价，那便是诚实直率、理智且具有远见性的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