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罗斯科·萨耶尔[61]
传记是了解伟大人物的钥匙。我所说的伟大人物，并不是那些富翁、手握特权或者血统高贵的人，这样的人在所有的时代、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很多，并不稀奇，我所指的是才华横溢的大师、事业突出或者因做了某件特殊的事而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的人们。怕麻烦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本能，而自传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捷径，使我们能与过去四千年里的大师级灵魂进行交流，使我们从中汲取无穷的乐趣。当然也不仅仅是乐趣，因为生活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强。
我们要培养才干、塑造品格，使自己像轮船一样，能够在任何命运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我们要志存高远，不论道路上是玫瑰还是荆棘，都要不遗余力地去实现自己的壮志，因为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名人传记会充当我们的榜样，为我们指明道路。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烦闷过、忧愁过，这时候我们都试图摆脱自身的困扰。也有的时候，我们或是命运不济，或是有些悲伤，或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或是铸成大错，这些又使我们困于自身之内，画地为牢。这时候传记就会来拯救我们，在看到还有人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事时，我们就会忘掉自身的痛苦。知道还有其他人类也经受过折磨，也经历过失败，但他们从中找寻到了力量，去忍耐、去奋斗，我们的悲伤所带来的孤独感就不再那么令人心碎，犯了错的人感受到的痛苦的孤立感也就随之消失了。
很显然，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喜剧、悲剧还是小说，都是为了引领我们走出自我，为此，它们教导我们虚构的人物是如何计划又是如何行动的，是如何体验快乐又是如何忍受痛苦的，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败的。许多小说具有伟大的魅力或象征意义，因此富有价值，我不想贬低任何这样的作品，我稍后将会讨论小说与自传的联系，现在我只需这么说就足够了：称一部小说忠于生活是对其最高的赞美。在军营里愠怒的阿喀琉斯、因嫉妒而发疯的奥赛罗、误把风车当巨人的疯子堂吉诃德、靡菲斯特、贝基·夏普、纽康姆上校、织工马南，以及小说世界里其他所有经典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永存，皆是因为他们被塑造得极为逼真。但传记所描述的却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虚构的生活。
传记非颂歌
传记不像小说那么流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读者先入为主地觉得，传记作者肯定只会拍马屁，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通常十分完美，简直都像是怪物了。而其实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是魔鬼和天使的混合体，所以在我们看到完美无瑕的人物时就疑惑起来，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于墓碑上的墓志铭，不管写些什么溢美之词我们还都可以忍受，正如约翰博士所言，写墓志铭的人又无须对天发誓自己所言都是事实；对于公开致颂词的人，他所说的恭维话我们听的时候也不过就打个折扣；但若是墓志铭或颂词被写成了一两册传记，我们就可能看都不看一眼了。
现在很少有人去写这种传记了，因为它们一看就是假的，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对于要从政的人来说，可能还会默许别人把他们画得更像阿波罗，而不像他们自己；但这些作品，就像流行漫画一样，很快就被大众遗忘了。在早些时候，甚至在说英语的人群中，地位低贱的人给地位高贵的人送的一样礼物，就是赞颂。对于君王、教士、贵族、将军、诗人、艺术家或哪怕只是小有名气的人来说，谦虚是一种失传的技艺，因为这些人从来就不知谦虚为何物。直到最近，还有一位既愤世嫉俗又阿谀奉承的首相透露说，就连他这样的人都满足不了君主的虚荣心。然而，总体而言，现在流行的是不谦虚之人假装谦虚，而职业拍马之徒的机会却愈加少了。不过我们只需要浏览一下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记，就会发现那些最虚伪的传记和传记语言里也恰恰贴着真诚的标签。但总有客观的记载或时代特有的语言、语气，使它们露出马脚，因此不论是多么狡猾的作家，至多也只能欺骗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自己那一代人。
如果因为害怕被某个狡猾的传记作者欺骗而不去阅读传记，我们就会错过无穷的乐趣，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明辨真假——这是一种知识领域的间谍工作，充满了神秘感和意外惊喜，而且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
在写作的时候，人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自己的感情，自传作家也不例外。有些人不读自传，是因为觉得写自传的人肯定会故意把自己写得比现实中更智慧崇高、更聪明勇敢，这种看法是十分愚蠢的。虽然本韦努托·切利尼在《切利尼自传》中所记录的任何具体事件我们都无从查证，令人惊叹的《自传》却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切利尼，一位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衰落时期的大师：多才多艺又不走正路，迷信鬼神却不信宗教，个性迷人，为了铸造一枚完美的勋章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一时兴起而准备谋害邻居。还有歌德，他写出了有史以来最虚伪的自传，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事件进行重新安排，使这些事件更具备小说所需要的连续性和重点，就连他这么装腔作势的人，用这么装腔作势的手段，也还是没能隐藏（如果这是他的意愿）他最真实的自我。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抛却对自传的种种疑虑。最好的传记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即便是中等甚至下等的传记，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有很多传记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真实的内心，这就好比在矿石里发现了宝石一样令人眼前一亮。
阅读传记的乐趣
阅读传记的乐趣，就是和最高级的人类交往所带来的乐趣，这种丰富的乐趣是我们在活着的人中间感受不到的。虽然你有可能结识你这个时代很多有趣的名人，但如果没有传记这种能重现历史、使死者复生的艺术，你就还是无法结识前人。不过，因为有传记，你只要坐到书桌旁，就可以与拿破仑、俾斯麦、林肯或加富尔面对面地交流。你无须跑到他们的客厅里苦等他们出现，还只能交谈片刻，他们在书架上随时等候你的大驾，没什么事会打搅到你。他们说着，你听着，他们向你诉说内心深处的秘密。卡莱尔原来这么狂暴，路德原来这样直率，斯威夫特原来这么尖刻，但他们必须承认，那些缺点正是你窥探他们内心深处的入口。因此，你很有可能比他们的同代人更了解他们，你对他们的了解可能比你对密友的了解还要透彻，甚至比你对自己的了解更加透彻——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会自省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很难分析出自己复杂的动机，但对他们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所以然来。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发现自己身上那些特征的本质，不管是好的特征还是坏的特征；与我们相比，不管他们多么富有或聪明，我们看到的与他们的差别都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是相同的人性、相通的人情把我们和传主结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的生平如此感兴趣了。
刚才我随便提了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及宗教、文学的领袖，我们大概是不可能见到他们真人的，但借着他们的传记，就算是最卑微的人也能跟他们建立联系。我们都会有一些想法、感情或经历，不管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些经验都会因为跟伟人的经验相似而立刻显得高贵起来。然而，传记并不仅仅伟大，还很有趣味、很有意义，因此它跟其双生艺术——肖像画非常相似。假设用同样的绘画技能，那么能画出的最完美的肖像并不是王公贵族的肖像，而是那些能体现或揭示人物个性的肖像。维多利亚女王的面孔，就算是让达·芬奇来画，也不可能像蒙娜丽莎的面孔那样引起世人的关注或兴趣。有人十分钟不到就揭示了女王的脸，它非常简单，而且不会带给我们什么灵感；而蒙娜丽莎的微笑，400年来一直令我们着迷，因为它是那样神秘，那样无法捉摸。
虽然若是论影响力，有些人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有时候他们的生平却充满了魅力，比如理查德·杰弗里斯所写的《我心灵的故事》。也许有人不喜欢这本书，因为我曾把它推荐给一个朋友，他却告诉我，这部作品读起来太气人了，于是他就把它扔进了火堆里。但如果你认真去体会，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内心真诚的声音。所罗门·迈蒙的传记也是如此，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被禁锢在残酷的种姓社会中。约翰·斯特林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深远的作品，不过，多亏了卡莱尔为他写的那部生动的回忆录，使斯特林不致埋没，每当看到这部作品，我就想起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
传记写作的困难之处
这些实例足以说明，要写出一部伟大的传记，并不需要伟大的人物做原型，但需要一个伟大的传记作家来执笔，因为传记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单就传世传记杰作很少这一点，我们就能下这样的结论：技法高超的传记作家，比技法高超的诗人、小说家或历史学家还罕见。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谬论是，任何人都能书写生平，这就好像谁都能画出肖像画或谱出奏鸣曲一样荒谬！一般在一些名人去世之后，他们的家人就会着手编纂他的回忆录，结果也就是写出自己家族的、带有偏见的观点，跟国王和女王的官方传记一样谎话连篇。
只有从死者的公共关系里我们才能听到更全面的评价，但从他备受宠爱的妻子或饱受溺爱的子女那里，我们只能了解到他是如何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的。
个人感情，尤其是挚爱，可能而且通常都是为自家人写传记的人无法克服的一个障碍，就像明智的外科大夫不应该给他最亲的亲人做手术，传记作家也是一样。
传记作者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同情心和想象力，再加上艺术家的抽离能力——部分源于直觉，部分源于良知，有了这些，个人感情就无法再搅扰写作了。虽然鲍斯韦尔这位英语世界里的传记大家，狂热地崇拜约翰逊，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就是竭力画出完美画作的艺术家，而不是对偶像顶礼膜拜的粉丝。身为麦考利的外甥，乔治·特里维廉爵士在给麦考利立传的时候，是很有可能被家庭因素妨碍的，但他具备的传记作家的素质超越了这种家庭因素，因此我们看到，他对麦考利的记述，就和鲍斯韦尔对约翰逊的记述一样恰到好处。
这些例外证明，将自身从创作中抽离以及宏阔的视野，是传记作家不可或缺的能力，抽离能够确保公正，宏阔视野则是由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构成的。
培养鉴赏传记文学的品位
即便你天生不具备欣赏传记文学的品位，这种能力也是能够很快获得的。无数人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富兰克林的自传而开始对人物传记感兴趣的，这是一本奇书：年轻人会陶醉于书中朴实而丰富的故事，老年人会欣赏书中所体现的精明、乐观、坦率、智慧和幽默。富兰克林为自己立传正如笛福为虚构的鲁滨孙立传，但富兰克林的舞台很大，不像鲁滨孙局限在岛屿上。你会随着他卷入大的历史潮流当中，你看到的舞台是欧洲而非局限于费城或各殖民地。你吸收了富兰克林自然呈现的信息后，遍布全书的人情味会不时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他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忏悔——在他开始自我反省时，他发现自己的缺点比想象中还多；他承认自己徒有谦卑的外表，却并不真诚，他所记述的布莱多克的谈话充满讽刺。不过，要提到书中的典型段落就得先概括这本书。每个读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段话，在他看完这本书发现有未完成的句子时，他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自己就要与这位成熟的伙伴道别了。由于富兰克林还没有按计划写完自己在1775-1785年之间的经历，便与世长辞了，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在这10年间，如果说华盛顿是美国的国父，我们完全可以说富兰克林是这个国家的教父。
你也很可能是从其他渠道认识传记文学的，比如拿破仑或恺撒的生平，或者某个画家、诗人、作家、发明家、探险家的传记，使你有了最初的兴趣。但殊途同归，结果都是使你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新朋友，它就像你生活中活生生的伙伴一样真实，却比他们更有趣，更智慧，或者更独特；它时时刻刻都陪在你身边，只要你想交谈，它就会奉陪到底，绝不会弃你而去，也不会冷淡你，不会对你的迟钝冷嘲热讽，你若无动于衷，它也不会憎恨。这是由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你一个人，它的精神浓缩在这样一本书里，就像美酒装在坛子里一样，你随时都可以拿来品尝。它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它。
读者与那些文学经典形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世间所有事务都具有相互性，参与双方在性情气质上会互相影响，会互相施加道德压力；但在这笔交易中，作者给出了全部，而读者，如果具备一定的能力，就会收获一切，而且不用想着回报，也不会被人说成是寄生虫。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人，就不会有谁插在你和作者之间，影响你们之间的情感。在活人当中，很少有这样的人能给予你这样理想的伙伴关系。
各种各样的传记
正是由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这样独特的关系，虽然我们结交的罪人并不比圣贤少，却不用为他们的行为承受责任的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有机会遇到变态狂或罪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传记作品从阴暗的一面来看待人性的局限，比如恺撒·博尔吉亚和他父亲这样的大恶棍，或者像埃泽里诺和阿尔瓦这样的恶魔，或者是从犹大到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阿泽夫这样的叛徒、密探、间谍，又或者是骗子和小流氓，比如乔治·劳、卡里奥斯特罗和当今一些“创业者”，以及一些特别令人讨厌的江湖骗子。
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这些挚友平常但不平庸，他们身上的优点，我们身上也有，但是这些优点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完美，或者他们身上具有我们所不具备的品质，并且令我们为之羡慕。一个人身上具备相反的特征也会很吸引人，我记得曾见过一位柔弱的小个子老妇人，她简直是和平的化身，一只苍蝇都舍不得拍，但她却读过每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书，几乎对拿破仑所参加战役的所有细节都耳熟能详。
在我们进入了那些因传记的魔法而获得永生的人们所居住的领地王国之后，如果没能遇到一些在现实生活中遇不到的朋友，我们不可能逗留太久。在寻觅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能找到最好的自我。在我们伤心难过时，他们安慰我们，消除我们内心的疑惑，使我们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有了新的动力和目标，他们悄悄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而在所有这些益处里最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为例教会我们如何活着。于是我们觉得，说再多的感激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开始仿效他们。我们不会去羡慕一个从未使我们涌起崇拜之心的人：
默默崇拜
古代伟大人物，
那些死去了还荣登王位的君王，
他们肉身已死，
却仍在统治着我们的精神王国。[62]
不管一个人信仰什么，他都不可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脱离别人的影响进行原创性的活动，不管我们承不承认，那些死去了还荣登王位的君王必然会影响着我们；传记使他们走近我们，并且用他们生动的生平更有针对性地教导我们。这是传记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益处，不过没有哪个健全的灵魂能一直处于狂喜的状态，所以在其他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寻找那些不是先知的伙伴。我们需要放松自我，我们的智力和灵魂一样渴望食粮。真诚的乐趣是很有价值的，而传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乐趣。
自传的价值
自传是传记中的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作品。通常人们对自传的偏见是，觉得它既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必定索然无趣，这种偏见是站不住脚的。除了自卫本能，人类自我表达的冲动在其他一切冲动之上。艺术家通过自己所精通的技能——绘画或雕塑，文学或演讲——来表达自己。如果他不去刻意地避免个人情感的影响，他本人的思想就会嵌入自传作品，这作品就是“他”的作品。单纯搞科学的人通过实验发现抽象的规律，他在实验过程中总是对实验器材进行杀菌消毒，避免因个人原因导致实验误差，但我们并不会因此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我们会感到更加好奇，人既然容易情绪激动，内心充满矛盾，身体又都存在缺陷，又如何成功地探索广袤无垠的星空以及无限渺小的原子和电子的世界？
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达尔文是新体系的先知，当之无愧。达尔文，这样一个坚强、安静、谦逊的人，时刻受到抑郁病的折磨，但他十分有耐心，他要的不是别人称赞自己的观点或者获得奖赏，他要的是真理。
即便有些自传里的自负或自我中心看起来实在刺眼，你稍微容忍一下也未尝不可，只要把它看成某些天分的发展必然产生的分泌物就行了，就像牡蛎中产生珍珠这种分泌物一样。如果有珍珠产生，那这珍珠本身就是一种补偿。而且，这样的欺骗就像小孩子装神弄鬼一样，太明显了，我们根本不会上当。对于小人物的傲慢自负，我们所愤怒的正是看到他们的动机是让我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不过，如果自负之人的确有着过人之处，甚至有非常伟大的过人之处，即使他们身上有些令人反感的瑕疵，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在其他方面卓越的成就。而且，这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连雨果都曾郑重其事地宣称：“法国是文明之首，巴黎是法国之首，而我是巴黎的大脑。”看到这句话，你有想要反驳他的冲动吗？当然没有，我们只是会在心里笑一笑罢了，而不会真的嘲笑他大言不惭。罗斯金在《往昔》中虽然自负得很明显，却无损于这本奇书的魅力，甚至使我们读起来觉得更加真实了。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你还不知道传记的价值何在，甚至还未感受到英语世界里丰富的自传的魅力，那你可能就读不下去传记了。前面提到了《富兰克林自传》，还有一本同样精彩的《吉本自传》。这部自传展现了这位18世纪的世界公民是那么的温和、理性、勤奋，但在这些方面完美的天才，在感情上却不太热情；他在父亲的命令下解除了与女友苏珊的婚约，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忠贞的爱人，却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个介于才高八斗（如富兰克林和吉本）和多愁善感之间的人，虽然他很早就发展出了惊人的才智，却依然对宗教充满了渴望，并且凭着感觉生活。此类自白的另一个极端是纽曼的《生命之歌》，在书中，纽曼徒劳地想要把情感的热血注入神学教条那僵化了的血管中。
约翰·伍尔曼的《日记》就截然不同了，作者在书中十分诚实地描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灵魂，他从不浪费时间去研究中世纪神学家提出的模棱两可的词汇，而是有意识地去接近上帝。伍尔曼唯一的缺陷在于：由于他完全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所以他从来都不屑于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和他那个时代的事，其实这都是我们很希望了解的。
其他领域的人物也有诸多自传。很多军人都写过回忆录，这里可以提一下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只有历史上恺撒的《高卢战记》能与之媲美。作家，诗人，从事不同事务的人，无名小卒以及社会名流，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他们的窗户。从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摘录》到布克·T.华盛顿的《超越奴役》，多么大的反差，多么丰富的内容，多么广泛的题材！
我们也可以在自传中见识到世界其他地方很多有才华的人，包括之前提到的切利尼的自传。其他的意大利人，如阿尔菲耶里、佩里科、达泽利奥侯爵、马志尼、加里波第也在传记中获得永生。似乎与其他民族比起来，法国人更觉得自己是戏剧中的角色，所以自传在法国遍地开花，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在风格上登峰造极，在内容上引人入胜，虽然是出自最卑劣之人的笔下。
传记和历史的关系
在文学的广义范畴里，传记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有一派历史学家，确实不想将想象力仅仅束缚在一代或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研究以千年为单位，却忽视了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想要发现并阐述一套宇宙发展的普世法则，描绘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大众的集体行为，观察制度的演变。在他们眼中，连拿破仑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并不是在贬低这些研究者付出的艰苦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在时间中穿梭的乐趣，就像天文学家在空间里穿梭一样十分神气。这样的旅行令人十分爽快，而且绝对安全，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而且没有责任需要承担，一身轻松。归纳的力量，令我们心满意足，但我们千万不要因归纳带来的快乐就认为这个过程十分有价值。如果以十万年为单位，个人会被忽略，即便是用显微镜也无法恢复原貌。所以，在渐新世到新石器时代之间，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一二十万年。但当人类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地质时代、进入了历史领域之后，大众就绝对由个人来引领了，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也是很好证明的，你会发现每当两个以上的人凑在一起，领路的一定是其中一个人。
人类脱离了野蛮阶段之后，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大众始终是可塑造的，也可以说，他们都拥有潜在的能量，等着有个领袖将这些力量分配到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在很多情况下，伟人并非由时代所造，他有一种内在的、天生的能力，能够影响、控制甚至是催眠同时代的人。我们不能说成百上千拿破仑时代的普通法国人加在一起就等于拿破仑，这个公式太荒谬了。拿破仑确实与他们有一些共同点，他的器官都与普通人一样，而且他也具有普通人所怀有的欲望，但拿破仑之所以成为拿破仑，恰恰是因为他自己那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而不是那些与普通人共有的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传记是在历史中产生的，而且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如果某个特定时期或事件留下了大量的材料，那么想要研究那些引领时代或参与重大事件或与之有关的伟大人物就很容易，而且更有意思了。因为在这项类似间谍的工作中，我们侦查的是人的命运。我们会发现，一些关乎个人的小事，比如拿破仑在伯罗的诺因身患感冒体力不佳，腓特烈二世在十字军东征刚开始时晕船，麦克道威尔在牛奔河之役的第一场战斗中染上了霍乱，这些小事却能在历史上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发现，男人和女人并非抽象的概念，有些我们所认为的人类进化的规律，其实是人类本身动机和行为导致的结果；个人的缺陷或心理扭曲，就可能会中断历史发展的潮流，或者使其偏离方向而流向意想不到的地方。
于是，国父们、将军们以及政界要员们就具备了双重魅力，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在某些时刻不再那么抽象、客观，我们能够通过那些已逝的天才的头脑和心灵，看到历史中人的面貌和行为。他们还为我们展示了当个人影响力足够大时，他的传记就会在群众中流传，而且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是传记本身。
传记与小说的联系
从另一方面来说，传记与小说有着多重联系。小说家们很早以前就发现，所有的时代都刺激着人类的想象力。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包括现在，因为人们总觉得现在是最差劲的时代。
三脚凳在我们的清教徒祖先眼中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可现在它成了代表普里茅斯或塞勒姆历史的一件老古董，因为布拉德福德总督或普里西拉·穆伦斯可能在上面坐过，这凳子便价值连城了。这就是历史小说家施加的咒语，有着惊人的效果，而且，有了合适的历史环境之后，他们便引入那些曾经属于这个历史环境的人物。
出于职业习惯，小说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历史事件进行取舍，所以，如果他发现有些历史事实很难处理，可能就会改变或省略这些事实。或者，鉴于他跟传记作家一样，最感兴趣的是人物和人物角色的展开，他可能会把人物塑造得非常逼真。然而，历史人物一旦现身于小说中，我们就必然会怀疑遭到了小说家的修饰，因此就不再真实了。
至于小说和传记哪个价值更高，我们不能轻易下定论。我们不会通过贬低小说来抬高传记，就像我们不会通过贬低绘画艺术来吹捧雕刻艺术一样。如果有能够与一流小说家的才能相媲美的人致力于传记写作，文学的这两个分支的声望，至少是在文化阶层当中的声望，可能就会颠倒过来。如我之前所说，小说家最高的成就就是造成一种完美的假象，使他书里的人物读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我们也可以说，在考虑现实的情况下，小说家离开之处，正是传记作家到来之处。如果小说家的优势在于处理难以驾驭的事实，他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在人物选择方面非常受限。这一点是确切存在的，如果把上个世纪除了小说之外的记录全部毁掉，那么500年后的子孙就无法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小说的通俗化程度是其他艺术望尘莫及的，今天的小说家不敢描写优秀或伟大的人，他最多能写写普通人，再往下就只能写堕落的人，而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深入地描写后者。
如果一种艺术想要反映生活，却本能地排除那么多生活里的东西；如果一门艺术宣称唯有它才能全面展现人类各种各样的个性，却在看到人的个性彰显到极致时又默不作声，那么这样的艺术就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普世的艺术，如绘画和雕塑，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和传记，这些才是有普世价值的艺术。
1850年之后，再也没有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能创造出一个像亚伯拉罕·林肯或加富尔那样的人物，也没有一部传奇塑造出了堪与加里波第比肩的主人公。又如，举个当代的例子，即便小说家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有哪一个敢描写西奥多·罗斯福或J.P.摩根这样的人物呢？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乔治王时代的小说家和写《约翰逊传》的鲍斯韦尔同时掉进大海里，我一定会坚定地去营救鲍斯韦尔。
传记这门艺术
在讲座结束之前，我要再从艺术的角度说一说传记。如果你还未注意到写传记的人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你在这个领域就走不远了。有人能把一个明明很精彩的主题写得乏味无聊，或者把一个内容丰富的主题写得干瘪空洞，但还有一类传记作者，能把无名小卒的生活都写得引人入胜。于是你决定开始研究这门艺术的规律，看看一部好的传记有多大成分取决于作者，又有多大成分取决于传主，尤其是到底应该着重描写传主哪一部分的生活？要记住的是，不论是谁的生平，我们记录下来的都不到百分之一，传记作者必须学会取舍。但是，应该挑哪一部分呢？如何处理那些重要的、个人的以及能揭露秘密的事件呢？这就取决于传记作者自己的判断了。选择和视角相当于艺术的太阳和月亮，如果没有这两样，艺术就会黯淡无光。比如，在写哈夫洛克的传记时，写他的虔诚和他的军事成就用同样的篇幅，这就是错误的；还有，在写格兰特将军的传记时，把他后来被金融骗子欺骗的倒霉事和维克堡战役写得一样详细，这就是角度上的混乱。你只要多加训练，就能学会在一些传主被作者曲解的时候还原他真实的特征。
比较乃批评之母，它能给你带来很多快乐。我之前建议过大家去比较伍尔曼、富兰克林和穆勒的自传，可以从很多个方向去入手，你可以去查找在不同阶段传记作者视为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比如普鲁塔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古代政治家和军人的传记。现代希腊历史学家来写的话，采用的方法和产生的效果与他会有所不同吗？如果是鲍斯韦尔，而不是色诺芬，记录了我们熟悉的苏格拉底的生平，他会添加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在古怪的艾萨克·沃尔顿写出的沃顿、多恩和郝伯特的传记中你有没有错过什么呢？是否真因为有成千上万本关于拿破仑的传记，我们对拿破仑的了解就比对恺撒的了解多呢？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的统一处理手法在多大程度上抹杀了艺术家们的个性呢？
这些问题以及未列出的一些问题，会鼓励你对传记作品进行比较性的阅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三大问题：不同传记作者的技巧上有优劣之分，公众关注名人的角度在不断变化，人性本身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今天，传记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传记作者的水平也在实践中日趋提高。不过公众对传记的真实性的要求不会减弱，读者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懂得欣赏传记。
传记作者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的，这也使传记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
生命，从最初的悸动到生命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奋斗的冲动，都是为了表现自己。从宇宙产生起，宇宙以及宇宙中最微小的部分从来都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和动植物所组成的有机世界里一样，不论何时何地，永远都只有个体存在！不论是原子还是天狼星，都是个体！甚至在蛋白质转变过程中，在生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过程中，个体也无处不在。
由于个性化是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或是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的人物，身上都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品质或具备比普通人更出众的寻常的品质。这些天分使他们有更多的朋友、更强大的力量、更广泛的兴趣，还更加魅力超群，这些都是因传记而永垂不朽的人。小说中的伟大来源于人的想象力，而传记的主人翁则是上帝亲自创造的，上帝的创造必定是人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