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利斯·佩里[63]
毋庸置疑，随笔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灵活的一种，而且，除了抒情诗之外，随笔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最为广泛。有一个主题，随笔作家们热衷于探讨，并且总能找到新的着眼点，那便是“书本”与“阅读”。在与这一永恒主题相关的随笔当中，常常表达着一些文字批判观点——传达种族或民族的信念、某一代人或流派中的主流思想、个人的好恶。这些评判，经过适当的收集归类，就成为文学评论史的原料。的确，无论是就文学形式而言，还是从性情气质来说，大部分具有划时代性质的评论文献都是随笔。
随笔在文学评论中的重要性
如果翻开正式的文学评论史，就会发现，在文艺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随笔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系统的美术理论专著（包括文学理论专著）。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美学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开始发展起来的，它是康德和其他很多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美的本质的专著，虽然分析了自然界和艺术作品中所存在的美，却只对少数思想家和学者具有吸引力，并不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或接受。虽然像歌德、席勒和伯克这样的天才，有能力以一种能使普通读者感兴趣并能从中受益的方式来讨论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论述艺术（尤其是文学）的本质和历史的专著，只对非常有限的读者具有吸引力。而真正能让公众感兴趣的，是一些博学之士偶然发表的言论，这些言论一般散落在这些地方：在他们攻击或捍卫某个文学信条的过程中，在他们给一本书或剧本写的序言当中，在他们的某篇对话、小册子中，当他们在短文中大胆提出关于美学的新观点、关于诗歌或散文的新理论时……
何为随笔
要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的历史，就必须认真研读随笔。随笔是一种形式多变且高度个性化的文学形式：它可能是晚餐桌上的独白或者对话，也可以是一封写给朋友的信；它可能是某个哲学理论的大段论述中的一个闪光点，也可以是某个悖论、质疑或是猜想所折射出的人类思想的瑰宝；它可能是关于某个悲剧或喜剧的争论的经典争论，也有可能是某个新观点或者新思想出现时所引发的第一阵微弱的**（这种新观念或新思想很快就会受到各种学说的狂轰滥炸）。不过，不论这种文学形式多么易变，在读了《哈佛经典》这套丛书中的各种各样的随笔后，你都能很容易地概括出“随笔”的本质。你会发现这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发现它跟论述严整的专著不同，跟对话、信件、杂志上的文章不同。你会看到这一文学形式在蒙田和培根的笔下逐渐形成清晰的轮廓，这一文学形式也会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不同的特征，与所有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它也经历着变化和发展，并衍生出不同的种类和流派。戏剧和抒情诗时而流行，时而衰落，但随笔却有着某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的持久特性。
评论性随笔
对文学评论感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随笔是在不同的人或不同时代之间交流文学理论的一种极其方便的途径。虽然“评论性随笔”一般也遵循“随笔”的多变规律，但它却有其特殊的写作目的。它涉及评论观点的形成、发展，直至消亡；它用非正式但依然有效的方式，记录了欧洲人对一些书的判断和观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查尔斯·兰姆的《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典型的“评论性随笔”，它具有私人性与随意性。开头是这么写的：“有一天，我在修道院里散步，突然，一尊雕像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好像从未见过它，但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那原来是著名的加里克先生的全身像。”接着，兰姆用朴素的手笔，从演员的表现和技巧出发，逐步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在舞台上充分刻画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个性？这篇文章通过它别出心裁的设计、逐步深入的探讨，成为一篇匠心独运的评论性随笔，它明确地展示出了英国人对本国最伟大诗人的态度。
同样，维克多·雨果为他的戏剧《克伦威尔》所写的序言也是评论性随笔的典型代表，在这篇随笔中，作者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文学信条，这一信条后来还为年轻的法国浪漫主义者所信奉。《克伦威尔》序言之于他们，就像是士兵手中的旗帜一样，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一场反叛古典主义的运动在这篇随笔中得到彰显，使之成为现代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随笔中体现的民族性格
上文中所提到的两篇随笔，直接看来是个人化的，却由于代表了一代人或者一个流派所坚持的理论而变得更有意义，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随笔的第三个特点。我们可以把随笔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连续地研究一个民族的观点。于是就很容易发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在17世纪以及之后的所有时代，英国的评论性随笔如何揭示了英国人在何种程度上认可、修改或否认了欧洲批评理论的主体思想。尽管随笔为这样一个连续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但并不是所有的英国评论性随笔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或尖锐犀利的批评言论。一般来说，大量鱼龙混杂的书评和关于作家、戏剧及其他当代艺术的只言片语，通常是研究英国人思考方式最有价值的材料。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一个普通的英国读书人是如何理解“悲剧”“喜剧”“英雄主义”“统一”“诙谐”“品位”“幽默”“自然”这些词汇的呢？历史学家在众多的随笔中寻找答案，而任何一篇随笔都烙上了那一时代和民族的烙印。英国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时代来解释欧洲评论的法则和术语，于是一部英国评论文集就这样诠释了英国人的性格特征。
“随笔”这个词的历史
现在，我们先撇开随笔与评论之间宏观的联系，集中精力探究“随笔”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古英语里，这个词的形式是“assay”，即“试验或实验”的意思。它是通过法语，从晚期的拉丁文单词“exagium”衍生出来的，意为“标准重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称重的行为”，与单词“examine”（检查）源自同一个拉丁文词根。根据《世纪词典》的定义，“essay”有以下几层意思：（1）试验、努力或尝试；（2）实验性的测试或检验；（3）对金属的化验或检验；（4）一种文学形式，涉及特定主题的散漫的作品，通常没有专题论文那么长、规整和精致，是一种短篇专题论文。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随笔作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词典里将“essay”定义为“思想的一次放纵的迸发，非正规的、杂乱无章的作品，既没有特定的格式也没有完整条理的文章”。很可能正是约翰逊博士定义中的“迸发”这个巧妙的单词，启发了之后的作家扎布里斯基先生，使他给出了下面这个精彩的定义：“恰当地说，随笔就是一些笔记的汇总，这些笔记显示了一个主题的某些方面，或提出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某些想法……它不是正式的专题研究，而是针对这一主题所做出的一连串的进击、尝试或努力。”也正因这样的想法，扎布里斯基先生称随笔作家为文学世界的短途旅行者、文学的垂钓者，认为他们是沉思者却不是思想者。他还指出，德国人的思维就不适合写随笔，因为德国人不会满足于仅仅对一个主题进行进击，不会满足于走马观花；他们必须要从头到尾把一个主题吃透，必须保证这个主题完全被征服。
早期的现代随笔作家
蒙田是现代随笔的鼻祖，他把随笔的重点放在了自传上。他承认，写作之于他“不是为了发现事物，而是为了表达自我”。他认为随笔应该是自发的，是摆脱了一切人为束缚的，它应该具备语言自由、形式多变、题材广泛等特征，他说道：“当我在纸上写东西时，就像是对着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倾诉一样。”培根勋爵于159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随笔集，其作品比蒙田的作品更具条理性，他更加注重素材的质量，围绕着他制定的主题，尽可能把句子表达完整。他非常严苛，没有采取蒙田那种随性、个性化的方法，他冷静且近乎冷漠地讲述他所概括的人间智慧，他喜欢采用意味深长的开头和结尾。他说：“写出专题论文，作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读者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所以我选择写一些简短的笔记，赋予其意义而非趣味，这些笔记我称之为随笔；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但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却是古已有之。塞涅卡写给吕西留斯的《道德书简》，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其特征，就得称之为随笔，也就是漫无目的的沉思。”最终，就像蒙田和培根展现了文艺复兴晚期的思想一样，阿瑟夫·艾迪生的随笔概括了18世纪早期的思想，他也和两位前辈一样清楚地强调了这类文体的非正式风格，他说道：“当我选择了一个他人未曾涉足的主题时，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投放上去，这个过程不需要遵循任何顺序和章法，于是它们表现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随笔那样的随性和自由，而不是像论文那样的规整。”
早期的随笔
“随笔古已有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现代随笔风格类似的文雅、自由、灵活的讨论方法，早就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西塞罗、贺拉斯及小普林尼的书信，奥卢斯·格利乌斯的《阿提卡之夜》，埃皮克提图的谈话录以及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中。正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希腊和罗马的绅士们，早就具备了蒙田的能力，能把文章写得率直、轻松、有趣，并持有一种能接受质疑的开明态度。不过，尽管他们带有一种现代随笔作家的精神，他们却犹豫地摸索着恰当的文学形式。蒙田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勇于冒险，敢于挑战上百个已有定论的话题，并对其进行“尝试”和“进击”，而且总能获得成功，因此他的策略也就成了所有文学评论的典范。所以像蒙田那样思考、感受和写作，就是在写现代随笔了。如果缺少了他这位榜样，我们可能也就看不到兰姆、爱默生和史蒂文森的那些随笔作品了。
文艺复兴对随笔的影响
毋庸置疑，蒙田整个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人类思维的“重生”，是人类生命能量和知识力量的觉醒，带给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新角度，似乎没有什么能与之媲美。在这场运动中，教会、帝国和封建制度明显被削弱，新的民族、新的语言被人们所认可；新的世界得到探索，新的发明创造改变了日常生活的面貌；新的对于知识的自信、研究和评论，也取代了中世纪时期对权威的服从，所有的事物都被重新定位、分析。现实世界正在人们面前改变，人们内心的世界也不例外，人们对于个人的能力和观点、经验和品位普遍感到好奇。借用蒙田最喜爱的表达方式来说，这整个“不断变化而多种多样”的事物格局直接刺激了作家拿起笔来写随笔；同样，就其松散性、模糊性和广泛性而言，随笔的创作形式也非常适合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
知识型（书卷型）随笔
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这么一种随笔，它主要是自由随意地研究古典的和中世纪的各种思想片段。泰勒的《中世纪的古典遗产》和《中世纪的思维》、爱因斯坦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格兰》、西德尼·李爵士的《法国文艺复兴在英格兰》、斯平加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以及森茨伯里的《文学批评史》这类的现代作品，通过丰富的细节，为我们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笔作家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卡克斯顿为广受欢迎的古代和中世纪书籍所写的英文序跋，菲利普·锡德尼爵士那篇豪迈的《为诗辩护》，以及埃德蒙·斯宾塞那篇向沃尔特·罗利爵士解释《仙后》的随笔，都很好地说明了典型的英国人是如何看待过去充满想象力的生活的。格里高利·史密斯编纂的《伊丽莎白时期评论随笔集》，全面展现了16世纪英格兰从欧洲继承来的评论观念。在之后的300年里，英国评论性随笔的演化体现了这些观念在新的知识、社会和文学环境的持续影响下最终被保留、修正或演变的过程。
表达对生活的好奇心的随笔
另一种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也是蒙田最喜爱的一种，不像前一种随笔那样关注书本，而是更多地关注生活。那些曾被广泛接受的关于人的责任和宿命的理论，很快被新的文化、新奇的知识概念所打破。蒙田并没有武断地给这些问题下定论，他只是提出问题，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
思辨性、哲理性和科学性的随笔，以及从人类对自己生活的不断变化的看法中汲取素材的社会性随笔，源头都是人类觉醒了的好奇心。在16世纪，一篇优秀随笔必然包括了这种内容：人们在讨论自己能够理解的话题时感受到的**和乐趣。一个人可能在撰写正式专著的时候十分悲伤、严肃，从始至终思路清晰。但天生的随笔作家，虽然清楚地知道那片未征服领地的征途会充满坎坷，但他依然勇于尝试。就像兰姆和史蒂文森一样，随笔作家不是传教士，却在不断布道；像赫胥黎和廷德尔一样，他只是向人们陈述事实，却无形中教授了知识；正是这种对生活的好奇心，使随笔很容易被认可，并拥有很强的感染力。
自传性随笔
下面要讲的是第三种类型的随笔，它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在蒙田、艾迪生、哈兹利特、德昆西、爱默生、梭罗和其他上百个人的文字中显现出了魅力，这就是自传性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随笔。在这种类型的随笔中，作者很少因过分自我而引发傲慢，只是永远对自己抱有好奇心，并且非常愿意公开地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你喜欢高谈阔论的人，那你一定很爱读这种随笔。但它总是暴露很多东西，而且像最个性化的诗歌——抒情诗一样，有时候暴露得太多。当率真和自负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时，或者像爱默生那样，内心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相处时，揭示自我内心的随笔就能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事实上，有些评论家认为，随笔的主要特征就包括了主观性和抒情性。因此，A.C.布拉德利教授曾宣称：“表述的简短、朴素和单一，个性的彰显，主观的魅力，微妙的联系，主题和处理方式的有限范围，以及通过排除所有烦乱的心境和强烈的**而创造的有条理的美——这些都直接来源于抒情因素，并且这些都是随笔的基本特征。”
可能我们得补充一点，这里所说的三种类型的随笔——“评论性随笔”，“道德的”或“哲学的”随笔（即“表达对生活的好奇心的随笔”）以及“自传性的随笔”，在文艺复兴时期全都具备强烈的民族特性，而且从此以后，每隔一段时期，民族特性就会体现在随笔中。在16世纪和19世纪，法国的评论都非常法国化。而英国的评论，在德莱顿和阿诺德那里则非常英国化，弥尔顿的短文和塞缪尔·约翰逊的《诗人传》中的道德说教，梭罗有关“散步”的随笔和洛厄尔有关“民主”的随笔中所体现出的个人自信，分别体现出明显的英国风格和美国风格。一方水土有一方风情，这一点在随笔上也是一样。
作为历史文献的随笔
实际上，通读《哈佛经典》丛书的随笔部分，我们能进行一项有趣的研究，即考察几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民族特性。以18世纪英国的随笔作家为例，在这一时期，天分不同但都才华横溢的名人都发表了一些个人观点，比如艾迪生和斯威夫特，斯蒂尔和笛福，锡德尼和塞缪尔·约翰逊，休谟和伯克，而对于研究18世纪的学者来说，不管他正在阅读休谟或伯克所探讨的“品位”，还是约翰逊所阐释的伟大词典的计划；是笛福为摆脱非国教徒的世界而设计的讽刺性方案，还是艾迪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那伤感的沉思，学者们都能透过它们不同的风格与观点，发现它们所具备的明显的种族、民族和时代特征，因此，这些随笔就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读了它们，你就能更深入地了解马尔伯勒和沃尔浦尔的英格兰、皮特父子和四位乔治国王的英格兰。正如很久之前卡莱尔所说，任何一个时代都直接承袭了之前所有的时代，认真阅读17、18和19世纪的英国随笔，是从这些时代汲取教益的最好方法之一。
亚里士多德与评论性随笔
即使读这些随笔的人并不了解英国历史，也很少关注一个思想流派对后世的影响，都不难发现我们所说的“随笔”与更专业化的随笔形式——“评论性随笔”之间的区别。“随笔”像是围着一个圆点转圈，它转来转去最终会回到圆点。其实完全可以说，此类随笔已经在蒙田那里被炼造得炉火纯青，从此没有任何进步；也就是说，有一系列的随笔作家，虽然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却都是模仿蒙田来写随笔的。但评论性随笔就不同了，它一直在进步，虽然这进步是十分曲折的。虽然当理论的风向发生改变、意见的潮水起起伏伏的时候，它也必须随之变化，但它始终在航行，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不妨拿希腊最著名的评论性随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举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该随笔树立美学评论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史诗的法则和悲剧的本质。它分析了当时的文艺作品的构成，检验了诗歌和戏剧分别对读者和观众造成的心理影响，并制定了一些精到的规则来指导诗人。与详尽的论文相比，这更像是一篇随笔，但它绝对不是蒙田（假如他是个希腊人的话）写的那类随笔。它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善于分析、系统化的。它的内容非常具有逻辑性，见解非常鲜明，因此成了可靠的评论过程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的“规则”建立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性和文学风格的基础上，值得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它们的人的重视，但如果人们机械地把这些“规则”套用到亚里士多德闻所未闻的诗歌和戏剧类型上，麻烦就大了。然而，我们所知道的“评论性随笔”却正是产生于这种混乱的、亟待调整的状况。亚里士多德将“真理”视作灯塔。这真理，忠实于身心，忠实于美的法则（也就是思维法则）。当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法国和英国新古典主义时代的评论家们面对新的事实时，他们努力地尝试去调整亚里士多德的规则来适应塔索、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却把事情搅得一团糟。他们尽力同时记住“古人的北极星”（古人的法则）和“现代法国戏剧的规则”，闭口不提与这些理论背道而驰的现实。这是一条艰难的航线，也难怪评论性随笔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或勇往直前或犹豫不决的航海者。但是，真理的灯塔一直岿然不动，尽管从来没有航海者成功地抵达灯塔，但只要评论性随笔作家一直向着那个方向前进，就能获得足够的肯定。
评论的传统与随笔
简言之，评论性随笔的作家发现，自己走哪条线路取决于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如前面所说，纯粹的随笔作家围着圆点兜圈子，从自己的喜好开始，最后又回到自己的喜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把随笔当作评论的工具，那么他在航行过程中就必须使用航海图和罗盘，而且必须从既定的起点出发，驶向一个明确的终点。如果他忽视前辈们所付出的努力，不知评论的大体目标与方法，他就注定会失败。比如，如果他在写一篇关于诗歌理论的评论性随笔，他就一定不希望写完的时候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他会渴望尽己所能，为探索人类知识的这一分支做贡献。由此，他必须弄清楚，在他参与进来之前，这场古老的讨论究竟已经进行到了何种程度。
贺拉斯写过一篇讨论诗人技艺的韵味十足的诗体随笔，曾被人蔑称为“商人的诗歌指南”，他原本并无意放下身段去效法希腊理论家的那一系列规则。但毕竟他的父亲曾经送他去希腊上大学，在他写作的时候，那些希腊老教授就好像在他旁边“阴魂不散”。很久以后，当意大利人韦达和法国人波瓦洛开始各自撰写有关同一主题的诗体随笔时，这位聪明的罗马人的灵魂就注进了他们的笔。锡德尼和雪莱在创作他们那有说服力的《为诗辩护》时，可能并非有意识地去继续那场由希腊人起头、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提起的对诗歌理论的正式讨论，然而，他们对诗歌的信仰成为文学评论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沃尔特·惠特曼的序言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诗歌艺术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革新者，但是，像艺术领域大多数成功的革新家和“现代主义者”一样，他们十分清楚，对于自己试图攻克的堡垒，前人有哪些防御措施。不过，不管他们是多么有才华，都无法最终攻克堡垒，彻底的分析和定义也无法探知终极真理。评论性随笔的历史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是如何接近真理的，那是对人类所付出的努力不断更新着的记录。
评论的类型
不管怎么说，通过各种努力，评论的三种趋向已经浮现出来了，它们通常被称作“判断性”“诠释性”和“印象性”的评论，我们很容易从理论上区分这三种评论的不同。“判断性”评论就是对既定事实作出判断，主要讨论的是规则和评论的“标准”，当然也可以审视这些规则赖以建立的原理，它的评价很可能是教条式的和专横的。借杰弗里之口，它直截了当地说，华兹华斯的《远足》“太糟糕了”，说他的《莱斯顿的白鹿》是“我们见过的已出版的最差的诗歌”。借丘顿·科林斯之口，它宣布：“评论之于文学，就是法律和政府之于国家。”论另一方面，“诠释性”评论的目标，更多的是要解释一篇具体的作品，而非对其进行评价。在可能的条件下，它寻找并确立正确的文本，它弄清楚那些对于理解所讨论作品来说非常关键的传记和史实，它发现并揭示作品蕴含的意义和美，它指出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毫无疑问，诠释一部作品常常等同于对它做出评判，因为，如果你证明了这部作品充满腐朽的内容，就是在用最有效的方式宣布“这是一本腐朽之作”。然而，“诠释性”或“欣赏性”的评论家的目标主要是解释，他更希望读者通过他提供的诠释，自己做出最终的判断。他把需要的事实陈列给陪审团，然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圣伯夫是此类评论的大师级人物，就像杰弗里是判断性批评的大师一样。
最后说到“印象性”评论家，他们不怎么注重标准，把“普遍认为”和“大多数人的共识”这种词汇留给了竞争对手。文本评论对他们来说枯燥无比，审视原则对他们来说太过“科学化”，在他们眼中，收集繁杂的传记和历史资料似乎是历史学家而不是评论家应该做的事，于是他们真诚地论述自己的“印象”、自己的个人喜好，以及自己的灵魂在欣赏杰作时的体验。他们把自己在接触书籍时所体验到的感觉和情绪翻译成一种符号，这符号是他们从所有其他艺术以及大自然无尽的美的宝藏中借来的。竞争对手们可能会把他们称为任性的人，而非有品位的人，但这些竞争对手却不可能真正驳倒他们，因为面对美的存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身心反应，所以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其他人作何感想，我们只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而且印象性评论家们说话时，常常让人感到雅致、清新并光华璀璨，这使得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学评论都成了冷漠而形式主义的迂腐。
评论类型的统一与融合
关于三种评论之间的理论区别，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但只要是读过很多现代评论大家的文章的人，都会发现所有这三种随笔的特征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随笔中，甚至出现在同一篇随笔中。有些著名的“印象派评论家”，比如兰姆、史蒂文森、勒梅特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他们所知道的“标准”远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得多。他们能够如此熟练地使用各种类型的评论方法，是因为已经将基本原理烂熟于心。史蒂文森在探讨“风格”的随笔中尝试过使用“科学性”评论，在论述佩皮斯的随笔中尝试过使用“诠释性”评论。杰弗里经常用圣伯夫的那种评注方式来写关于“民族性格”这个主题的评论。柯勒律治和爱默生，阿诺德和罗斯金，都是才华横溢的大师，在写文学随笔时不会拘泥于任意一种评论类型。
正如我们一直想要证明的，随笔本身的特性体现了这种实践中的折中主义是合理的，它是所有散文文学中最灵活多变、最个人化的形式。然而，在它开始探讨理论时，就必须更多地使用本民族历史上演化出来的评判程序，它可能是“历史的”“科学的”“解释的”“判断的”；刚才说过，这种航行是要借助于航海图的，不能凭着纯粹的个人喜好围着圆点转圈。
在从“随笔”到“评论性随笔”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随笔写作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它能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发挥社会功能。一个读者，可以为了寻求快乐、刺激、慰藉或为了锤炼意志而阅读随笔作家的作品。西塞罗、蒙田和梭罗会和他探讨友谊、书籍和人类行为。他能要求更多的什么呢？他会在随笔作家那里，就像在抒情诗人那里一样，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审美及各种经验。这些随笔就像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使他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丰富和圆满。
至于对整个社会的意义，随笔作家尤其那些置身于评论领域的随笔作家，帮助我们确立了判断标准。这些标准是客观且相对稳定的。当然，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世界各文明种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倾向的不同，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对任何一代人来说，总是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标准”。某一代人的审美和智力活动其实就是偏离“标准”最终又回到这个标准的过程，而文化的历史就是扩张与收缩的过程，研究人类就要首先研究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随后进行一系列归纳，然后就是将归纳的结果具体运用到生活中。尽管“随笔”时常是坚持自由精神的，但“评论性随笔”也以同样坚持承认并维护过权威的主张。毋庸置疑的是，有时候一代人认为，文学领域的争论必须是自由而没有约束的，而另一代人则觉得，大家需要集结起来捍卫规则。具体到我们这一代美国人的主要需要，几乎不用思考——我们应该阅读那些尊重文学标准与规则的随笔作家的作品，并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