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来走上了一条通向河边的路。从那条路一直到桥边，全都是一长排被遗弃的卡车和马车。这里连个人影也看不到。河水高涨，而桥从中间被炸断了；石拱掉到了河里，褐色的河水从那上面流过。我们顺着河岸往上走，想找个能过河的地方。我知道河上头那儿有一座铁路桥，也许我们能从那里渡河。河边的小路潮湿又泥泞。我们看到了弃留在此的卡车和辎重，却没有看到任何一支军队。河岸上，只有潮湿的树枝和泥泞的地面，再没有旁的东西，也再看不到旁的人。我们终于走到了那座铁路桥那儿。
阿莫尔说，“好美的一座桥。”那是一座普普通通的长铁桥，架在时常干涸的河**。
我说，“趁他们还没把桥炸断，我们得赶紧过去。”
匹亚尼说，“他们都跑光了，没人会来炸桥的。”
巴内罗说，“上面可能埋了地雷。中尉，你先过。”
阿莫尔说，“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竟然说出这种话。应该让他先走。”
我说，“还是我先走吧。就算有地雷，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踩了而爆炸。”
匹亚尼说，“瞧啊，这才叫有头脑。无政府主义者，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
“我要是有头脑的话，还能在这里啊，”巴布罗说。
阿莫尔说，“中尉，这话说得可是很有道理。”
我说，“没错，很有道理。”我们现在离铁路桥很近。天上又布满了乌云，下起小雨来了。这座桥看起来是那么长，又那么坚固。我们爬到了路堤上。
“一个一个地走，”我说，然后我便开始上桥。我仔细地观察这铁轨和枕木，看看有没有什么地雷的拉线或者炸药的痕迹，不过什么也没发现。透过枕木的缝隙，我往下望，脚下的河水湍急又浑浊。而往前，隔着湿漉漉的乡野，在雨中我能看到巫迪尔。过了桥，我再回头看过去。在河的上游那里，还有一座桥。我正观察那座桥时，突然一辆黄泥色的小汽车驶上了那座桥。那座桥的两侧很高，所以那车上了桥后，就被挡住了。可我还是能看见司机的头，也能看到在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人的头，还有在后座坐着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德国钢盔。车子转眼间驶过桥，开到了树木和遗弃车辆的后面便看不着了。阿莫尔和其他人正在过桥，我对他们招了招手，让他们过来。我爬下桥，然后在铁路路堤旁蹲了下来。阿莫尔跟了过来。
我问道：“有没有看到那辆车？”
“没看到，我们全都在盯着你。”
“刚才打那座桥上开过去的车，里面坐的都是德国军官。”
“德国军官的车？”
“没错。”
“我的圣母啊。”
其他人也纷纷过来了。我们几个就蹲在路堤后面的烂泥里，观察着铁轨那头的桥，那排树，那道沟以及那条路。
“中尉，你说我们的退路是不是让敌人给断了？”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刚才那条路上开过去一辆坐着德国军官的车。”
“中尉，你是不是哪儿不太舒服啊？有没有可能你脑子里产生了什么幻觉？”
“巴内罗，别说笑话了。”
匹亚尼问：“来点儿酒啊？要是退路真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不如喝点儿酒吧。”他把水壶解下来，打开壶塞。
阿莫尔指着路上惊呼：“看！快看！”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德国士兵的钢盔在石桥顶上晃动。那些钢盔全都向前微倾，仿佛是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操控着，灵活流畅地向前移动。等他们下桥后，我们才看清楚原来他们是自行车部队。领头的两人面色红润，看起来十分健康。他们的钢盔遮住了额头和脸颊两边，戴得很低。他们自行车的车架上扣着卡宾枪。每个人的束腰皮带上都倒挂着手榴弹。雨水打湿了他们的钢盔和灰色制服，可他们仍然神色从容地骑着车。起初，他们是两人一排，然后是四人，接着又是两人，然后约莫十二人；后面还是十二个人，最后只单独一个人。他们都没说话，不过就算他们说话了，我们也是听不着的，因为河水的动静太吵了。他们骑行在路上，渐渐地看不见了踪影。
阿莫尔说，“我的圣母玛利亚呀。”
匹亚尼说：“不是奥地利佬，是德国人。”
我说：“为什么没人在这儿拦截他们？那座桥为什么没被他们给炸掉？路堤这里为什么没架上机关枪？”
“中尉，”巴内罗说。“这应该你来给我们说说啊。”
我愤怒无比。
“真该死，现在整个情况也未免太荒唐了。他们炸掉了下头那座小桥，却留着主路上的大桥。他们人呢？都跑哪里躲着了？难道他们根本没想过要拦截敌人吗？”
巴内罗说，“中尉，你倒是来给我们好好说说啊。”我便闭上了嘴不再吭声。这原本就不关我的事。我的任务就一个，就是把那三辆救护车送到波迪诺涅去。可这任务，我失败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人赶到波迪诺涅去就行。可没准儿我现在连巫迪尔都去不成。至于为什么去不成，真是见鬼了！现在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要被别人的枪打中了，也不要被别人给俘虏了。
我问匹亚尼：“你刚才是打开了一个水壶吧？”匹亚尼把水壶递给我。我灌了一大口酒，然后说道：“我们准备动身了。不过倒也不用那么急，你们想吃点儿什么吗？”
“这地方不适合多待，”巴内罗说。
“那好，我们出发吧。”
“我们贴着这边走吧，，免得被人发现了。”
“我么还是从上边走吧。他们也许会打这座桥上走，可别我们还没发现，就被他们从高处先看到了。”
我们顺着铁轨走。铁轨两旁是往外延伸的潮湿的平原。巫迪尔的山就在平原的尽头。山上有城堡，城堡的屋顶都掉了了下来，能看到钟楼和钟塔。田里种了许多桑树。我看到前面有个地儿，铁轨都被拆了，就连枕木也被挖了出来，散落在路堤上。
阿莫尔突然喊道：“趴下！快趴下。”我们立刻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来了一支自行车部队。我从堤顶上看着他们骑了过去。
阿莫尔说，“他们看到我们了，但没停下来。”
“中尉，在上面走会被打死的，”巴内罗说。
我说：“我们不是他们要的，他们有别的目标。我们要是突然跟他们撞上，那才危险。”
巴内罗说，“我更想走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那好，我们在轨道上走。”
“你觉得我们还能逃出去吗？”阿莫尔问。
“肯定能。敌军现在还不怎么多。等天黑了，我可以借机溜了。”
“那辆德国军官的车来干吗的？”
“上帝才知道，”我说。我们顺着铁轨继续往前走。巴内罗一个人在路堤旁的泥地里走得委实厌烦了，便上来和我们走在一处。铁路这会儿已经拐到了南面，同公路岔开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状况了。运河上，有座短桥被炸毁了，可我们还是借着桥身的残垣爬到了对面。此时，前面传来了枪声。
过了那条运河之后，我们又爬上了铁轨。铁轨打低矮的田野里穿了过去，直通小镇。前头还有一条铁轨。北面便是自行车部队驶过的那条主干路，南面是条小路，贯穿了田野，两边树木茂密。我觉得我们还是抄小路往南走，绕着城，再穿过乡野，然后朝坎波弗尔米奥走，然后走上直通塔利亚门图河的大路。我们可以走巫迪尔城后的那些分岔路，能避开撤退的大部队。我知道好多能穿过平原的小路。我开始往路堤下面爬。
我说，“往这儿来。”我们要从小路绕到城南去。我们全都爬下了路堤，这时突然从小路那头嗖地飞来一枪，子弹打到了路堤上。
我喊道，“快退！”我脚底打滑地往路堤上爬。司机们都跑在我前头，我急忙爬到路堤上。这时，茂密的灌木丛里又打出来两发子弹，阿莫尔正要跨过铁轨，突然身子一晃，脚下一个踉跄，脸朝下倒在了地上。我们拖着他倒了另一边路堤，然后把他翻过来。我说，“应该让他的头朝上。”匹亚尼把他转了过来。阿莫尔脚朝下躺在路堤边的泥地里，嘴里还时不时地吐着血。我们三个在雨里蹲在他身旁。子弹打中了他脖子后面，然后从他右眼下面穿了出来。他死了，就在我想方设法要堵住他那两个窟窿时。匹亚尼把他的头放下，拿了块急救纱布擦了擦他的脸，就由他躺在那儿了。
他骂道：“这帮狗娘养的！”
我说，“不是德国兵干的。德国人不可能在那边。”
“是意大利佬，”匹亚尼说。他把意大利佬看做是形容词。巴内罗一言不发。他虽然就坐在阿莫尔旁边，却并不看着他。匹亚尼到路堤下面捡回阿莫尔掉的军帽，拿它盖在阿莫尔脸上。他把水壶拿了出来。
匹亚尼把水壶递给巴内罗，“要不要来口酒？”
巴内罗拒绝道：“不了。”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要是走在铁轨上，随时都可能挨枪子儿。”
我说，“不是的。他们开枪，是因为我们想从田野那儿穿过去。”
巴内罗摇着头说：“阿莫尔被打死了。中尉，下一个又会是谁？现在我们要往哪儿走？”
我又说了一遍：“开枪的不是德国人，是意大利人。”
“我觉得，如果是德国人，准会把我们都杀了的，”巴内罗说。
“对我们更有威胁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意大利人，”我说，“负责垫后的部队看到什么都会怕。但德国人有自己的目标，不会理睬我们的。”
巴内罗说，“中尉，你说得挺在理。”
匹亚尼问道：“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们最好找个地方躲一躲，等天黑再上路。要是我们能走到南面，那就安全了。”
巴内罗说，“他们要是坚持第一回没打错，就必然会把我们全打死。我才不要拿命去赌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尽量找个离巫迪尔近的地方躲一会儿，等天黑了，我们再走。”
巴内罗说，“那走吧。”我们打路堤的北边走了下去。我往回望，阿莫尔躺在泥里，跟路堤成同一个角度。他看上去人是那么小，双臂紧贴身体两侧，裹着绑腿的两条腿下面是沾满了泥浆的靴子，他的脸上盖着军帽。他看起来真的是一具尸体了。天上正下着雨，他算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喜欢的一个了。他的证件揣在我的口袋里，我会写信通知他的家人。
田野的前面，有处被树环绕的农舍，农舍旁还有一些农场的小建筑。农舍的二楼有个阳台，拿柱子支撑着。
我提议道：“我们走的时候还是拉开些距离吧。我先来。”我率先走上通往农舍的田间小路。
穿行在田野间的小路上，我不确定在农舍周围的树木那里、在农舍里面，会不会有人藏在那儿准备朝我们开枪。我离农舍越近，看得也越分明。二楼的阳台是连着谷仓的，那根柱子露出来一些干草。院子里拿石块砌出来的，树全都在滴水。院子里，还有一辆空空的双轮大车，车辕高翘在雨中。我走进院子里，走过庭院，在阳台底下站着。农舍的门敞开着，我便走了进去。巴内罗和匹亚尼也跟了进来。屋里非常黑。我去了后头的厨房。厨房里的大炉子没有盖，里面还有残留的炉灰。炉灰上面吊着几口锅，可锅里面全都是空的。我翻来翻去，却找不到能吃的。
我说，“我们到谷仓里躲一躲吧。匹亚尼，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要是能找到，就拿过来吧。”
匹亚尼说，“我找找看。”
“我也去，”巴内罗说。
“好，”我说。“我去谷仓看看。”我从牛棚里找到了一处通往上面的楼梯。在雨里，牛棚散发着干爽适宜的气息。牲口都不在，估计是主人撤离的时候牲口都给放走了。谷仓里有半屋子的干草，棚顶上还有两扇窗，其中一扇被木板钉死了，另一扇则是朝北开的窄小的老虎窗。谷仓里还有一道能通到底下的斜槽，可以让干草打那儿滑下去喂牲口。谷仓地板的方孔上架着横梁，运草车只要开到楼下，就能把干草叉到楼上去。棚顶上响着雨声，我满鼻子都是干草的气息。等我下楼后，还闻到了牛棚里散发出来的纯净的干牛粪的味道。南面那扇被钉死的窗户，我们可以撬开其中一条木板，这样就能观察到院子里的动静。另一扇窗则可以看到背面的田野。要是逃的话，我们可以从两扇窗那儿爬到屋顶去，楼梯要是走不了的话，还可以从那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个谷仓很大，要是听到有动静，还可以躲到干草堆里去。这是个不错的地方。我敢肯定，刚才要不是有人对我们开枪的话，我们早就平安地到了南面了。南面是不可能会有德军的。德军都是从北面赶过来的，走的是奇维特尔公路。他们是不可能绕到南面去的。此时此地，更危险的是意大利人。他们都吓坏了，不管看到什么就胡乱开枪。我们昨晚撤退，听有人说，北方撤退的队伍里混进去了不少穿着意大利军装的德国兵。我是不信的。打仗的时候，常会听到这种谣言，这也是敌人对付你的一种手段。你有听说过我们的人也会穿上德国军装，跑去跟他们捣乱的事吗？也许有人这么做过，不过这做起来挺费劲儿的。我可不信德国人会做这样的事，我不认为他们有这么做的必要。他们根本没必要来扰乱我们的撤退。我们的撤退注定会很混乱，军队庞杂，能走的路又稀少，还无人指挥，还需要德国人来做什么吗？可他们还是对我们开枪，把我们当成了德军。阿尔莫就这样被他们打死了。我躺在谷仓的干草堆上，闻着干草的香味，一时间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时，也在干草堆里躺着闲聊，我们拿气枪去打落在谷仓高墙上的麻雀。那座谷仓已经不在了，他们有一年砍了整片铁杉树，曾经的树林只留下些残桩、干枯的枝干以及被火烧过的杂草。你要是想往后退，那是万万不行的。你要是不肯往前走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米兰，你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就算你能回到米兰，那又会如何呢？我听到了枪声，是打巫迪尔北面传来的。不过让人稍微安心的是，只听到了机枪声，没有炮声。他们一定在公路边上还部署了军队。我往下望过去，看到匹亚尼正站在卸干草的地板上。他手里拿着根长香肠和一壶什么东西，胳膊下面还夹着两瓶酒。
我说，“上来啊，那边有梯子。”我说完才意识到，我应该下去帮他拿才对。我方才躺在干草上，脑子晕乎乎的。刚才我差点儿睡了过去。
我问道：“巴内罗哪去了?”
“我一会儿告诉你，”匹亚尼说。我们爬上梯子，把吃的放在谷仓的干草堆上。匹亚尼拿出来他的刀，刀上有开瓶塞的钻子。他拿那钻子去开酒瓶。
他笑着说，“瓶口封了蜡，准是好酒。”
“巴内罗去哪儿了？”
匹亚你看着我。
他终于说道，“中尉，他走了。他宁可去当俘虏。”
我一句话也没说。
“他害怕，怕我们都被打死。”
我握着酒瓶，一声不吭。
“中尉，你看，这场战争，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
“那你怎么不走呢？”我问。
“我不想离开你。”
“他要去哪儿？”
“中尉，我不知道。他一个人溜了。”
我说，“那好吧。你把香肠给切了好吗？”
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匹亚尼望着我。
他说，“我都切好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两个坐再干草上吃着香肠，喝着酒。那酒估计是这户人家藏着准备办婚礼时用的。放了很久，颜色都有点儿褪了。
“罗伊吉，这个窗**给你来守着，”我说。“我去盯那个窗口。”
我们一人喝一瓶酒，我拿着我那瓶走过去，在干草上躺平，从那窄窄的小窗口那儿看向湿漉漉的田野。我不知道我究竟想看到什么。我看到的只有一片又一片的农田，枝叶落尽的桑树，以及下个不停的雨。我时不时地喝着酒，可这酒并没有让我感到舒服些许。许是因为这酒放得太久，变了质，失了色泽，散了味儿。我看着天一点点黑了下来，天黑得很快。今夜必然是个漆黑的雨夜。天黑了就没必要守在那儿了，我便到了匹亚尼旁边。匹亚尼睡着了，我在他旁边坐了会儿，没叫醒他。他是个大块头，睡得很熟。我让他睡了一会儿，然后再叫醒他，我们这就动身了。
那个夜晚，很奇特。我说不出来到底在自己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也许是黑暗中的枪声与奔跑。可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一开始，我们先是在公路边的水沟后头趴着，来躲避开过来的一营的德国兵，等他们开走后，我们这才翻过公路，一路北上。有两回，我们离德国部队非常的近，但他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绕着城往北走时，一个意大利人都没碰到，继续走了一会儿，便遇到了撤离的大部队，整整一夜，我们都在往塔利亚门特赶去。撤退的不只是军队，还有整个国家。我们一整夜都在急行军，比车走得还要快。我的腿在痛，人也疲乏不堪，但我们还是走得飞快。巴内罗宁可当俘虏，他可真是太傻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我们穿越两国军队，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倘若阿莫尔没被打死，我们也根本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大咧咧地走在铁轨上，没有人来找我们麻烦。阿莫尔死得太突然也太冤枉了。不知道巴内罗现在又在哪里。
“中尉，你怎么样？”匹亚尼问道。路上挤满了军队和车辆，我们走在路边上。
“挺好的。”
“我走得受不了啦。”
“嗯，现在我们只要跟着走就好了，用不着再担心了。”
“巴内罗可真傻。”
“他真的很傻。”
“中尉，你打算怎么处理他的事？”
“我还没想过。”
“你要不就只报告说他被俘虏了？”
“我也不知道。”
“你想，仗要是还得打下去的话，他的家人会被上头找麻烦的。”
一个士兵插嘴说，“仗不会打下去了。战争结束了，我们正回家呢。”
“所有人都回家呢。”
“我们全都在回家。“
匹亚尼说，“中尉，快些走。”他想超过那些士兵。
“中尉？哪个是中尉？要打倒军官！”
匹亚尼扶住我的胳膊说道，“我还是直接喊你名字吧。他们可能会闹事。他们已经杀了一些军官。”我们加快脚步，走到了他们前头。
我继续我们未完的谈话：“我是不会写报告让他的家人遭罪的。”
匹亚尼说，“如果战争当真结束了，那就没什么了。可我不相信。要是真的结束了，那简直好极了。”
我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的。”
“我不信战争结束了。他们都这么说，可我就是不信。”
一个士兵突然喊道：“Viva la Pace！我们要回家喽！”
匹亚尼说，“要是我们都能回家，那可太好了。你们想回家吗？”
“想啊！”
“我感觉战争还没结束，我们还回不去。”
“Andimo a casa！”一个士兵叫着。
“他们把步枪都扔了，”匹亚尼说。“他们在路上就把枪摘了，给扔了。接着就开始喊口号。”
“他应该留着步枪。”
“他们应该是觉得没了枪，上头就不能再叫他们去打仗了。”
我们在黑暗中迎着雨赶路。我看到还有不少挂着步枪的士兵，步枪从他们的斗篷边上突了出来。
有个军官问道：“你们是哪个旅的？”
有人喊道，“和平旅的。”军官没再吭声。
“他说什么了？军官刚才说的是什么？”
“和平万岁，打倒军官！”
匹亚尼说，“走快些。”我们走过两辆英国救护车，它们跟一大堆被遗弃的车辆混在遗弃。
匹亚尼说，“是打哥利查开来的车。我认得这些车。”
“他们倒是走得比我们要远。”
“他们也比我们出发要早啊。”
“也不知道司机跑哪儿去了？”
“可能就在前面吧。”
我说，“德国的军队停在了巫迪尔城外。这些人都得过河了。”
“啊，”匹亚尼说。“所以我才觉得这仗还没打完。”
我说，“德军原本可以追上来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追过来。”
“我也不明白。我对战争完全不懂。”
“我猜，他们可能是在等他们的运输车吧。”
匹亚尼说，“我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和气多了。跟别的司机在一起时候，他说话就很粗鲁。
“罗伊吉，你结婚没？”
“你没印象了吗？我结过婚了。”
“所以你才不想当俘虏吗？”
“这也是算是一个理由。中尉，你呢，你结婚没？”
“还没。”
“巴内罗也没结婚。”
“一个人结婚与否，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总会想回到他妻子身边的，”我说。我感觉聊聊跟妻子有关的话题挺不错。
“没错。”
“你的脚还好吗？”
“疼得很。”
我们在天亮前赶到了塔利亚门特河的岸边。河里的水涨得满满的，我们沿顺着河岸走向一座桥，所有的人马都要打那儿过河。
匹亚尼说：“他们能守住这条河吧。”哪怕是在黑暗中，也能感觉到河水涨得相当高。河很宽，湍急的水流拍打着，卷起了漩涡。那座木桥长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英里，平日里河水浅得很，只不过是在宽阔石**的一股细窄的水道，距离桥面要远得很，可如今水涨得都要贴着桥板了。我们走在河岸上，跟过桥的人群挤到了一处，我夹在拥挤的人群中，缓缓地过了桥，头上是雨，而脚下咫尺之隔便是河水，我前面是一个弹药车的箱子，我把头伸到桥边，看了看河水。我们现在不能用自己的速度来赶路，导致我们疲惫不堪。就算是过了桥，也没让我感到有一丝欢喜愉悦。我满脑子都在想，倘若是在白天，要是有飞机丢个炸弹下来，那不知道会是个怎么样的光景。
我唤道，“匹亚尼？”
“中尉，我在这里。”他被挤到了前面的人群里。没有人说话。大家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过桥。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在桥对面，两端各站着一些打着手电筒的军官和宪兵。我能看到他们映在地面上的身影。当我们走得离他们近了时，我看到有个军官正指着队伍里的一个人。一个宪兵挤到队伍里，扯着那人的胳膊，强行把他拖了出去。我们马上要走到军官们的对面了。军官们正仔细地审视着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偶尔交流一下，上前几步，拿手电筒去照一下哪一个人的脸。我们正要走到军官面前时，他们又从队伍里抓出来一个人。我看向那个人，是一名中校。他们拿手电筒照他时，我看到了他袖管上的两颗星。他身材矮胖，头发灰白。他被宪兵拖到了检查行人的那排军官后头。等我走到那排军官正对面时，有一两个军官盯着我看。一个军官指着我，对宪兵嘀咕了一声。那宪兵随即跑过来，挤到队伍边找我，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要干吗？”我说着一拳砸到他的脸上。我看到了他帽子下的脸。他翘着小胡子，脸颊上淌着血。又一个宪兵朝我这边冲了过来。我喊道：“你要干吗？”他也不回答。他正寻找时机想要揪住我。我伸手去拿背后的枪。
“你们难道不知道军官是不是随便碰的吗？”
之前的宪兵从后面抓住我，用力向上扭着我的手臂，差点儿把我扭得脱臼。我顺着他的劲儿转过身，他用力抓住我的脖子，我踹向他的胫骨，拿左膝去撞他的胯骨。
我听到有人说，“他要是再反抗就开枪。”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以为自己叫得很大声，但其实声音并不大。我现在已经被他们给拖到路边去了。
“他要是敢再反抗就开枪，”有个军官说。“押到后面去。”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过会儿你会知道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另一位军官说，“战场宪兵。”
“你们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走过来，而是派这么一架飞机过来抓我？”他们没搭理我。他们当然可以不搭理，他们可是战场宪兵呢。
第一个军官说，“把他押到后面去，跟我那些人一起。瞧，他的意大利语，口音就不正。。”
我说：“你这狗东西，你自己不也是一样口音不正。”
“押到后面那些家伙那儿，”第一个军官吩咐道。我被他们押到了这排军官的后头。然后朝公路下头临河的田野走去，那里站着一群人。我们朝那群人走过去时，我先是看见了步枪射击时的闪光，然后响起了啪啪的枪声，有人开了几枪。我们走到他们旁边。那儿站着四名军官，在他们面前站着个人，那人一边有一个宪兵守着。还有一群人被宪兵看着。有四名宪兵站在审问者的旁边，他们全都挂着卡宾枪。这些宪兵全都是头戴宽边帽的家伙。我被押我过来的那两个家伙推到了待审人群里。我看向正被审问的那人，正是刚才被宪兵从队伍里拖出来的那个头发灰白，身材矮胖的中校。而审问者冷静干练，架势十足，能操控别人生死的意大利人大抵是就这种做派，因为只有他们枪毙别人的份，轮不到别人来枪毙他们。
“你是那个旅的？”
他回答了他们。
“哪个团？”
他也回答了。
“你为什么没跟你那团的人在一起？”
他解释了缘故。
“你难道不知道有军官必须得和他所属部队在一起的规定吗？”
他知道。
审问到此就结束了，另一个军官说话了。
“祖国神圣的国土会被糟蹋，全是因为你们这种家伙把野蛮人放了进来。”
中校问，“抱歉，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之所以会失败，全都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撤退？”中校问。
“意大利从来都不会撤退。”
我们在雨中站着，听他们如此说着。我们面对那些军官，所谓犯人则站在他们眼前，略微靠向我们这边。
中校说，“你们要是想枪毙我，那就请便吧，也用不着再问什么了。你们的审问太蠢了。”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那几个军官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有一个在拍纸簿上写了什么。
他宣判道：“擅离部队，立即处决。”
两个宪兵立即押着中校往河岸那里走去。中校走在雨中，是一个没戴军帽的老头，他的左右各有一个宪兵。他被枪毙的时候，我没有看，可我听到了枪声。现在他们又继续去审别的人了。那也是个与自己部队失散的军官，他们不允许他辩解。当他们宣读拍纸簿上的判决时，他哭了，他被带到河边时，一路又哭又喊，当他被枪毙时，又有别的人在被审问。那些军官的做派是这样的：上一个审问的人被枪毙时，他们在专心审问下一个。他们借此来表示忙碌无比，无暇他顾。我不确定我该怎么做，是等着被人审问呢，还是尽早逃跑。无疑，在他们看来，我分明是个身披意大利军装的德国人。我能看出来他们的脑子里到底是如何想的；当然前提是还得先假设他们是有脑子的，而且脑子还是能用的。他们都是些愣头青，一门心思想要拯救祖国。第二军团此时正在塔利亚门特河后面进行整编重组。只要跟所属部队离散了的少校以及校以上的军官都会被他们处决。同时，他们处置披着意大利军装的德国煽动者极为迅速，立即就地枪决。他们全都头戴钢盔。而我们这边戴钢盔的只有两人。有的宪兵头上也戴着钢盔。其他人全都戴着被我们称为飞机的宽边帽子。我们在雨中站着等，一次只提审和枪决一个人。但到目前为止，所有被他们提审过的人，全都被枪毙了。这些审问者们自身没有任何危险，因而他们处理别人的生死问题时干脆又利落，严峻又苛刻。现在他们正在审问的是一个上校，在前线领一个团的上校。又有三名军官被他们从撤退的队伍里抓到这儿来。
“他那个团的兵在哪里？”
我看看宪兵们，他们正盯着那些新抓来的。其他的宪兵则在盯着那个上校。我立刻蹲下身子，分开左右两人，低头就朝河边跑过去。我在河边上还绊了一下，噗通一声掉下了河。河水冷得很，我竭尽全力水下躲着不上去。尽管能感到湍急的水流正卷着我，我还是潜在水下，一直待到以为自己再也上不去了。我冒出水面的一刹那，立刻深吸一口气，然后急忙又潜了下去。在水里潜伏不怎么难，因为我穿着衣服和靴子。等我再次冒出水面时，我看到前面有一根木头，我便游了过，伸出一只手抓住它。我躲在木头后面，根本不敢往上看。我不想往岸上看。我逃走时，还有第一次从水里冒出头时，他们都开了枪。快冒出水面的那一刹，我有听到枪声。但现在没人开枪。那跟木头在水里打着转，我拿一只手握着它。我朝岸上看过去。河岸往后移得飞快。河里有很多木头。河水属实很冷。我随水漂着，从水面上垂着的一个小岛上的枝条下流淌了过去。我两只手抱着那根木头，任凭它带着我顺溜而去。此时已看不到河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