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先后召见了康有为、梁启超，并没有提拔重用他俩，梁启超深为失望，情绪低沉；康有为一手策划的京师大学堂人事安排计划，又被孙家鼐全部否决，对于译书局差使，梁启超也是兴趣不大，他感到前途黯淡，准备卷铺盖回广东老家。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左膀右臂，康有为岂能舍得让他离开？思前想后，康有为想出一条妙计：派遣梁启超到上海，替换汪康年，主管《时务报》。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号恢伯。浙江杭州人。1890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家庭教师。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二十二年，他以《时务报》经理名义，邀请梁启超担任该报主笔。《时务报》是宣传变法理论的主要阵地。
很快，汪康年就得到了梁启超即将“取而代之”的信息，十分生气。他怎么会拱手相让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于是，他把自己的意见刊登在同行的报纸上，希望唤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康有为因此落了个“兔子要吃窝边草”的骂名。梁启超见到汪康年的文章，坐不住了，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答辩书”，大揭汪康年的老底；汪康年也不服气，登报再“驳之”……笔墨官司打得不可开交，难解难分。康有为又想出一条妙计，代御史宋伯鲁起草了一份《请改为官报折》，心想：你汪康年胆子再大，还敢抗旨不遵？见到这份奏折，光绪皇帝似乎觉得有些拿不准，没有马上拍板，而是让孙家鼐“议覆”。
六月八日（7月26日），也就是“内耗”发生的第10天，孙家鼐向皇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光绪皇帝当即同意，降旨说：“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接旨后，康有为真有些哭笑不得，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他根本就不愿意离开变法中心。左思右想，他又做出了“不离京师、遥控办报”的应对决定，并给汪康年发去一则电报：“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汪康年不但不加理睬，而且，还唱了一出“空城计”。七月一日（8月17日），他“就把《时务报》改名曰《昌言报》，大门外的牌匾、报纸的封面都换成‘昌言’二字，把原来的‘时务’二字腾出来，留给钦差大臣（康有为）使用。”《时务报》名存实亡。闻讯后，康有为十二分生气，当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去一封电报：“我奉皇上的谕旨，要把《时务报》改为官报，汪康年竟私改为《昌言报》。这个抗旨不交之罪。希望你禁止他发行。”刘坤一不但没有理睬，反而把电报原封不动地转给了总署。事情传出去以后，不少人指责康有为“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使“新党之人心解体”，康、汪争执严重损害了改革派的内部团结和社会声望，让顽固派拍手称快。
七月十日（8月2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出面表态。他专门给孙家鼐发过去一封电报：“听说工部主事康有为致电两江和湖广各省，要求禁发《昌言报》，我感到特别诧异。他康有为来办他的官报，人家汪康年办人家的民报，自然应该另立名目，康有为凭什么诬蔑人家‘抗旨’？……因此，康有为要求禁发《昌言报》一事，我是不能照办的。”
两天后，孙家鼐给张之洞回电，说：“公所言者公理，康所电者私心。这件事情，都是康有为干的。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公能主持公道，我特别佩服。”
读史以明智，懂古才知今。作为改革家，康有为自乱阵脚的做法，的确值得后人们反思……
注释：
⑴孙家鼐：《孙协揆议陈中丞宝箴折说帖》，苏舆辑：《翼教丛编》（卷二），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第19页。
⑵张之洞接收的京师密报。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⑶《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