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戊戌变法期间，慈禧太后交给光绪皇帝的仅仅是“事权”，而“人权”“军权”乃至最高决策大权，仍旧牢牢地攥在她的手心里。既便是事权，光绪皇帝也不能独自行使，每天都要把下发的诏书、收到的奏折送往太后“慈览”，每个月数次前往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并当面请示工作，没有慈禧的首肯，皇上一般不敢贸然行事。八月初六，只不过是慈禧寻机把交给皇上的事权又收归己有，重新训政。她并没有采取军事或者政治手段，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所以，还是以“戊戌收权事变”或“戊戌事变”代替“戊戌政变”，更为准确。
事发当天，慈禧兴师动众，在仪鸾殿里，严厉地审讯了光绪皇帝。慈禧坐在大殿正中间，面前摆了一张书案，上面放着竹杖。书案左边，跪着光绪皇帝；右边，跪着庆王奕劻、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
慈禧厉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你怎么敢于任意妄为？”
光绪皇帝跪在地上，垂头丧气，无言以对。
“皇帝无知，你们这些王公大臣为什么不予以力谏？以为我真的不管了，听任他随心所欲，亡国败家吗？”
王大臣们频频叩头，谁不敢言语。
慈禧将杨崇伊的奏折扔给光绪皇帝面前，尖声叫道：“念！”
皇上双手捧起，看了半天，不情愿，也不得已，结结巴巴地念了起来：“……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
不待皇上读完，王大臣们个个像捣蒜似的，一边磕头，一边齐声呼唤：“请太后训政。”
当下，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宣布慈禧第三次实行“训政”，并于八月初八（9月23日），在勤政殿举行了训政典礼。同时，下令捕拿康有为和他的弟弟康广仁。曾拍摄过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著名导演李翰祥指出：“很多人看满清末代的历史，完全归罪于慈禧太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并不觉得很恰当。我想，应归罪于整个制度……”
当晚，步军统领崇礼派兵赴南海会馆及张荫桓住宅搜捕康有为，康广仁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钱维骥、程大璋等人。钱、程等人唉声叹气，害怕死亡。康广仁说：“汝年二十余，我三十余，不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一刀而死，不愈于久病岁月而死乎？若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
钱维骥说：“外国变法，前者死，后者继。中国新党寡弱，恐我等一死，后无继也。”
康广仁反问道：“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
就在同一天晚上，杨崇伊急忙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戊戌事变”详情。荣禄设晚餐加以款待，邀袁世凯作陪。袁世凯才知道训政“自内先发矣”，并侥幸自己关键时刻“站稳了立场”。
八月初七（9月22日），袁世凯在荣禄的授意下，专程到了北京，向慈禧报告谭嗣同劝其围园杀后的密谋，太后震怒，将手中的鸦片烟枪摔在地上，陆续向崇礼下达了捉拿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的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