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走上了健康的轨道，邓小平性格中幽默的一面就愈来愈强烈地流露出来。1979年访美时，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拿起桌上的香烟请大家抽，大家表示不会吸烟。邓小平笑着说：“你们都是好人呀，我就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一个是喝酒，还有个最不符合西方生活方式的，就是有个痰盂。”说完，他发觉脚下的痰盂不见了，于是笑着说：“他们（服务员）给我守秘密放背后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而服务员也赶忙将原来放在座位后面的痰盂放回前面来了。于是，会见在十分亲切、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1988年1月，邓小平以84岁的高龄接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给邓小平担任翻译的姑娘傅莹首次在这种高层次的场合亮相，她把邓小平的84岁错译为48岁，当副外长周南把这一情形告诉邓小平时，邓小平不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幽默地开怀大笑，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整个谈话的气氛变得非常亲切、和谐，虽然傅莹有点难为情，但她很快就被这轻松、友好的空气感染了。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参观时，见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竹子———在场有人说，这里的竹子是从成都“弄”来的。小平同志开玩笑说：“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呀。”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
邓小平退休后，他的女儿毛毛准备写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没想到邓小平居然只回答三个字：“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