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击败王郎，基本上控制河北地区以后，还有两个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其一，当时河北的形势还没有稳定，刘秀只是控制了几个比较大的地区和一些重要的城市据点，只能说粗具统治的规模，在河北各地还有大小数十支乃至以百计的农民起起义军和地方豪强武将并没有统一过来。这些起义军，就是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王幡、五楼、富平、获索，等等，他们“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严重影响着刘秀对河北地区的经营。
此外，长安的更始政权还派了以尚书仆射谢躬为首的一支军队来到河北，表面上为了“助击王郎”,实际上为了监视和牵制。这支军队有多少呢?《后汉书·吴汉列传》中说“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看来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是不听刘秀指挥的，“而躬裨将虏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之”。所以在共同攻打王郎时，刘秀和谢躬虽然能并肩合战，但很快貌合神离，到了后来还发展到“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但这与遍及河北各地的铜马诸部起义军来说，毕竟还是个较小的威胁。
其二，刘秀虽然消灭了王郎，使自己的实力有所猛增，但如果要像更始和后来赤眉进兵关中以及承担统一全国的任务，那么从军力上说就嫌不足了。更始帝刘玄于公元23年农历八月攻洛阳和武关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仅长安城中，就有数十万兵追随当时“自称汉大将军”的王宪。公元25年，赤眉兵进长安前，“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后来曾一度离开长安转入南山时，史籍尚称“车甲兵马，最为猛威，众号百万”。与他们比起来，刚刚平定王郎后的刘秀的兵力就远远不足了。要想与天下争雄，就必须得到较强兵力的补充。这样一来，刘秀与河北铜马诸部的交锋，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当更始皇帝得知王郎覆灭的消息后，即派侍御史黄党前往河北封立刘秀为萧王，并“悉令罢兵”,让刘秀“与诸将有功者指行在所”,就是说让他们回到更始的都城长安，原来早在三个月前更始就由洛阳迁都长安了。在封刘秀的同时，更始又任命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而且要其立刻走马上任。显然，更始对于刘秀平灭王郎可以说又喜又怕。喜的是从此以后少了一个棘手的敌人；怕的是刘秀因此而坐大，今后不好驾驭。
所以他才一方面用王位来笼络刘秀而令其罢兵；另一方面则派自己人去占领地盘，攫取刘秀的胜利果实。以刘秀的聪明自然看透了更始帝的用意，不过刘秀在表面上未露声色而已，当然这也是他处事一贯的特点。实际上，在王郎死后，刘秀便对下一步棋该如何走已经有所安排，如“更部分诸将”即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所谓“更部分诸将”,就是说改变原来“诸将同营”的旧体制，重新“分吏卒各隶诸军”,建立新体制以适应新形势。
在改变体制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大树将军者，偏将军冯异也”。对于如上所述的一些措施，一般将领自然难以体察刘秀的苦心，有些人看到刘秀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心里着急，便忍不住向他进谏，像护军朱祐即典型的例子。
朱祐当年与刘秀是同学，二人关系因此相当亲近。也许是因为这层原因，所以朱祐首先进谏。不想朱祐刚一开口，刘秀就毫不客气地下令让刺奸将军逮捕他，吓得朱祐“不敢复言”。有一天，刘秀在邯郸宫温明殿正在卧床休息，耿算入内直至床前向他请求说：“吏士死伤者多，请归上谷益兵。”刘秀这时反问道：“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复用兵何为?”耿算回答说：“王郎虽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听也。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人，所向无前，圣公不能办也，败必不久。”耿龛意思是说，王郎覆灭，仅仅是更大规模战争的开始；现在使者从长安来，想让我们罢兵，千万不可听从；铜马、赤眉一类武装力量几十家，每家的兵力几十万或上百万不等，更始皇帝根本无法控制局面，其失败用不了很久的时间。
刘秀听了他的话，忽地坐了起来，厉声喝道：“卿失言，我斩卿!”耿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断吓了一跳，但很快就镇静下来说：“大王哀厚食如父子，故敢披赤心。”意即大王待我情同父子，所以我才敢如此赤胆忠心进言。刘秀这时话锋一转，道：“我戏卿耳，何以言之?”
只见耿算这时不慌不忙地说出一番道理：“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闻汉兵起，莫不欢喜，如去虎口得归慈母。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于山东，贵戚纵横于都内，掳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意思是讲，老百姓都苦于王莽的苛政，思念刘家王朝，听说汉兵起事，全都欢天喜地，就像脱离虎口得归慈母的怀抱；可是如今更始虽然名为天子，而诸将自专擅命于关东地区，贵戚纵横捭阖于长安城内，这都让黎民百姓伤透了心，反而更加思念起了新莽，由这些就可以知道他必然要失败；您现今功名已经显著，如果以仁义征伐四方，天下即可传檄而平定；江山是最重要的，您应该自己努力夺取，而不要让其他人得到它。其实，刘秀这时心里想的何尝又不是如此。再听了耿算的这一席话，就更加使刘秀下了决心。
自这以后刘秀便以“河北未平”为借口，拒绝了更始帝命他回长安的征令，刘秀开始着手统一河北的各种武装势力的问题。
刘秀主要通过四次比较大的战役解决河北起义军诸部的问题：
首先，通过枭清阳馆陶蒲阳山之役，把数十万的铜马军全部收编。这时间大约在公元24年秋。在攻打铜马之前，刘秀动员了上谷、渔阳等北方十郡的骑兵。“光武将击之(指河北诸部),先遣吴汉北发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从，汉遂斩曾而发其众”。这个苗曾，就是更始所任命的幽州牧，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敕诸郡不肯应。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今河北蓟县)。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护龛兵骑，收曾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城邑莫不闻风弭从。而这些骑兵，则恰恰是刘秀立足河北的根本所在，收归河北诸部起义军的重要武装凭借。
刘秀便依靠这支部队，先击铜马于枭，把铜马部逼向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在清阳之战中，刘秀的大将邓禹、吴汉、陈俊、期等全都参加了会战。在开始时汉军有小小的不利，时铜马数十万众，入清阳博平，期与诸将迎击之，连战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战，所杀伤甚多。后来刘秀采用“绝其粮道”的方法，才又将铜马逼至馆陶(今河北馆陶)。在馆陶，铜马遭到大败，这支大军归降光武一部分，另一部分又与从东南来的高湖、重连会合，北走北平西的蒲阳山(今河北满城西),在这里又被刘秀击败，到最后只剩下很小一部分散逃到西部外，绝大部分铜马军被刘秀收编。
解决青犊等部则主要通过射犬之役。这次战役有些人认为是河北诸部起义军与刘秀汉军进行决战的一次大的会战，青犊诸部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射犬会师，不是偶然的会合，这次战役刘秀一方打得比较艰苦。打仗时，“(耿)纯在前，去众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定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可看出此战之艰苦。射犬之役，败方最后是青犊。这十余万众大部分都归降了刘秀，有一小部分可能散流至射犬以西从河南西部直至山陕一带。
后来鲍永在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所遇到的，和建武三年(公元27)吴汉、盖延和耿算共同在轵县(今河南济源南)西所击破的青犊，以及建武二年(公元26)王梁在箕关(今河南济源西)所击降的“赤眉别校”,估计皆是这次战争青犊赤眉败后散流到各地的余部。
尤来、大枪部，是通过元氏北平顺水战役解决的。其时在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春天。开始刘秀亲自率军向聚集在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的尤来、大枪、五幡等起义军展开进攻，追其至北平(今河北满城北),然后又战于顺水(今河北徐水),刘秀因为轻敌，一度曾被打得大败，双方短兵相接，以致刘秀本人被逼至“高岸”,幸遇突骑王丰，授之以马才幸免得脱险，而汉方“士卒死者数千人”,损失重大。此战对于军心动摇则更甚，史称“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没，诸将不知所为”。
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指刘縯子刘章、刘兴),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乃定”。双方在容城(今河北容城北)、小广阳(今北京市西南)和安次(今河北安次西北)一带相持。后来刘秀调动了耿算、吴汉、景丹、盖延、朱祐、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铒、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员大将，率领大军，才终于击败了尤来大枪诸部，把他们赶到路东(今北京通县东)、和平谷(今北京平谷西北)一带，“斩首万三千余级”,又穷追尤来、大枪等部至右北平无终(今河北蓟县)土垠(今河北丰润东)之间，一直把他们赶到长城外的浚靡(今河北遵化北)。尤来、大枪的主要部分经过此战就被打散了，史称“贼散入辽西辽东，或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但尚有些余部后来流回山东活动为青徐割据势力张步所利用，大枪渠帅重异甚至又将部众发展到十余万人。
檀乡部是通过年(光武建武二公元26)正月开始的邺东战役解决的。是月，刚登帝位半年的光武帝刘秀，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的吴汉，率九将军(包括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镗、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东漳水上，大破之，十余万檀乡部皆降。估计此时五校仍与檀乡共同作战，因此邺东之役实际上是檀乡、五校(至少是五校的大部分)一同与光武的汉军战斗的，其结果五校与檀乡的命运相同，大部分归降于刘秀。
河北诸起义军中另外比较重要的两支——获索、富平，是在建武五年
(公元29)才最后被刘秀收降的。公元28年冬天，光武派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弁和汉中将军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今山东平原南)。明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储备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今山东梁山县东)”。这两支起义军最后也是归顺了刘秀的。
“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先取得河北之稳定，然后略取天下，这是刘秀战略之胜利。自古以来，许多论史者对光武此举都称赞不已。
王夫之《读通鉴论》亦谓：“光武之兴，兆于河北。”取得地利，赢得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固然是刘秀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取得收服铜马诸部的胜利，则是更为重要的；这使他获得了一支强悍善战的为数众多的武装。这支武装比当时任何割据势力都要强大得多，当关中更始政权和赤眉大军正在互相争战得不可开交，而使得相互的力量同时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光武所持的实力就成为各股割据势力所不能阻挡的了。
刘秀得到河北诸部起义军的力量一共有多少呢?仅铜马和高湖、重连三部，即达数十万。史称“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这说明铜马已经构成了刘秀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此外，檀乡、五校部十余万人降于吴汉，获索、富平等四万余人降于耿算以及后来从张步那里收服的十几万大枪重异所部和“五校余党”,还有吴汉和耿龛、盖延、冯异等在昌城(今河北冀县西北)收服的五楼部，在轵西降服的青犊余部等，这些全部加起来其数是十分可观的。刘秀正因为有了这支基础雄厚的实力，才决定在公元25年农历六月(在收降铜马部半年后)于弁(今河北高邑东南)建元称帝。在他的告天祝文中有几句说：
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
由这里也可以看出刘秀本人对河北铜马等部的降服是十分重视的，后来这支部队跟随刘秀东征西讨，为统一全国贡献了重要力量。
为什么铜马诸部能为刘秀所用呢?这是因为刘秀政策的胜利。当刘秀初破铜马、高湖、重连时，虽然迫使其渠帅皆降，并封为列侯，但“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道以后，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
这些政策，也是刘秀后来之所以能够优于诸雄从而统一全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