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一起受到了玄宗的宠遇。然而，杨国忠发迹的起步，比安禄山要晚。当杨国忠还没有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便在天宝元年(742)正月即升任平卢节度使，接着又兼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加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年(750)一跃即被封为东平郡王。
杨国忠是依靠外戚的关系，但迟至天宝七年(748)始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才“恩幸日隆”。肥胖的安禄山上下宫殿的石阶时，身为御史中丞的杨国忠还亲自搀扶过，这不仅没有讨好他，相反被安禄山所轻视。
安禄山本是李林甫的党羽，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曾设法拉拢过他。所谓李林甫与阿布思串通谋叛的案子，就是杨国忠派人叫安禄山诬告并提供证人的。
可是，安禄山并非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握有重兵坐镇东北。以前之所以成为李林甫党羽，是由于“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杨国忠任相后，本来并非没有争取甚至制伏安绿山的可能，但他无论在威望或政治手腕上，远不如李林甫高明。
杨国忠只能算是一个十分平庸的封建官僚政客，故安禄山“视之蔑如也”。杨国忠既然不能制伏安禄山，于是只好采取下策，在清除李林甫在朝廷的势力之后，立即向玄宗“屡言禄山有反状”,想借玄宗之手来除掉安禄山。
另一方面，又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和，杨国忠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厚结哥舒翰，增强其实力，以共同对付安禄山。这样，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就日趋尖锐起来。
起初，玄宗并不怎么相信杨国忠所说安禄山将造反的话。但是，杨国忠一再坚持说“禄山必反”,还对玄宗说：“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遂召安禄山翌年正月来朝。谁料，天宝十三年(754)正月，安禄山居然闻命来朝。
原来，这时安禄山谋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一切准备还不充分，他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政治企图。因此，在策略上还需要麻痹玄宗君臣，使其无备。
另一方面，安禄山看到玄宗一向宠信自己，自己又没有什么谋叛的证据落在杨国忠之手，只要自己应付得当，估计还可继续得到玄宗的宠信。再说，安禄山早已在朝廷中安插了耳目，向他密报了玄宗和杨国忠召他入朝的意图。
因此，安禄山朝见玄宗，对杨国忠之流来说却是出乎意料的。安禄山一到临潼华清宫面拜玄宗时就哭着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玄宗居然怜悯起安禄山来，一面百般进行抚慰，一面赏赐巨万，继续用恩宠来笼络他。
由于这次安禄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杨国忠的预言失灵，结果反而使人感到这似乎是杨国忠有意在陷害安禄山。从此，玄宗“益亲信禄山”,而杨国忠的话“不能入矣”。当时，太子李亨根据自己的观察也言安禄山必反，可是玄宗照样置若罔闻。
那么，是不是杨国忠的话没有事实根据，安禄山果真没有谋叛的意图呢?不是!安禄山自担任高级将领开始即怀有一定的野心，只是这种野心有一个由小而大的变化过程，至于他想彻底叛唐，则是后来逐步发展的结果。
开始时，安禄山以“愚忠”的面目向玄宗、杨贵妃大献殷勤，想得到玄宗的宠信，成为坐镇东北边镇的节将，这一目的，他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从一个边镇的小军官，一跃而为兼领三镇的节度使，一个手握重兵威震一方的边镇统帅。
因为玄宗的处置失当，一味怙宠，安禄山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想进一步挤身中央政府，担任宰相重任。
天宝十年(751),那位背弃李林甫，投靠杨国忠的政客吉温，目睹安禄山势力渐大，暗中又去投靠了安禄山，两人称兄道弟，关系十分密切。他摸透了安禄山的政治野心，给他出主意说，李右丞相(李林甫)虽以时事亲三兄(指安禄山),必不肯以兄为相；温虽蒙驱使，终不得超擢。兄若荐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为相必矣。
安禄山听了非常兴奋，于是“数称(吉)温才于上”,而玄宗也把过去说过的不能重用吉温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安禄山领河东节度使，便推荐古温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以另一亲信大理寺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河东事悉以委之”。
或许，这时的安禄山看见李林甫年老多病，行将离开人世，才敢提出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想在李林甫之后继任为宰相。边帅继任为宰相，是玄宗在开元以来长期的惯用做法。因此，安禄山认为自己任相的机会也是存在的。后来吉温改魏郡太守。杨国总担任宰相后，调任他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关内道采访使等要职。
但杨国忠不了解吉温早已和安禄山相勾结，还把他视为自己的党羽。吉温在担任新的官职前，亲到范阳向安禄山话别，安禄山命儿子安庆绪送出境外，还亲为吉温“控马出驿数十步”。吉温到长安后，便成为安禄山在朝廷的又一高级坐探，“凡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
然而，想当宰相重任，毕竟不像弄个节度使的官职那么容易。再说，玄宗皇帝春秋已高，寿命也不会太长，而未来的君王太子李亨，安禄山又曾故意“不拜”得罪过，安松山心中“颇内惧”。何况朝廷中还有一位咄咄逼人的对手杨国忠，李林甫如果死后，朝廷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时吉凶难卜，不好估计，对此，安禄山不能不加考虑。如果宰相的重职到手，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安禄山看到自己所直接控制的三镇兵力将近二十万，几乎占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而他多次入朝，亲眼看到关中、中原地区“武备堕弛”,对唐王朝“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军事形势和中央集权削弱的情况了如指掌，遂“有轻中国之心”,萌生走举兵作乱以遂其政治野心的邪念。
安禄山的部下孔目官严庄和掌书记高尚，也“为之解图谶”,一再煽动叛唐，“劝之作乱”。安禄山更为之心动，积极进行准备。于是乎，安禄山在其所统辖的地区内，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要进行招兵买马，并不需要找借口或掩饰，因为唐天宝年间的节度使，特别是兼了采访使之后，享有筹集军赋、招募兵员，乃至任命幕府、属吏等方面的权力，而这一切大权，又都是玄宗本人所授予的。
安禄山首先豢养了同罗、奚、契丹的降卒八千余人，称为“曳落河”,即蕃语“壮士”的意思。又选家童教弓矢者(武教头)百余人，皆骁勇善战。这些都是他的贴身保镖和随从禁卫，也是作战时的精锐部队。安禄山推以恩信，“厚其所给”,因而“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
为了筹集军备，安禄山在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还在天宝六年(747)时，安禄山即筑过一次雄武城，可能是因王忠嗣的弹劾，而暂时作罢。到了天宝十年(751)以后，时机成熟，安禄山复又兴役筑城。还畜养了精壮习战的高头大马数万匹。牛羊五百余头。这些战马，都是安禄山利用一批商胡从北方少数民族产马地区选购来的。
另一方面，安禄山还通过这些商胡，暗中代理他“诣诸道贩鬻”,购置军需物资，每年要支出“珍货数百万”。这些商胡每次来见。安禄山总是“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俨然以少数民族的土皇帝自居。
在组织方面，安禄山长期来用各种办法罗致了一大批文武人才，供自己壮大实力之用。如文人高尚、严庄、张通儒、李廷望(又作李庭望、李廷坚)、平洌、安史鱼、独孤问俗等为幕僚，帮他出谋划策；安太清、安守忠、李归仁、孙孝哲、蔡希德、牛庭瑜(一作牛廷瑜)、向润容(一作向润客)、高邈、李钦凑、李立节、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询、能元皓、田乾真、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拔于行伍，署为将帅。安禄山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心腹，密议叛唐事宜，其余文人、武将则分别成为他的爪牙。
在这些心腹爪牙中，既有许多胡人，也有不少汉人；既有武将，又有文人。可以确知的，如孙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庆是突厥人。还有安太清、安守志、独孤问俗等都可能是北方少数民族人。另一方面，安禄山又以少数民族首领的身份，利用民族矛盾，挑拨他们反唐，以便自己从中取利。
不过，投在安禄山麾下为其效命的汉人武夫或文吏数量也不少，其中有些人都很有才干，安禄山亲自加以提拔。如田承嗣，为卢龙小校，安禄山擢升为前锋兵马使，治军甚严。
有一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至田承嗣营寨，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因而安禄山对他十分器重。又如安禄山的主要谋士高尚(典笺奏)、严庄(治簿书，即负责理财)和张通儒，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高尚还是一个“颇有辞学”的文人，张通儒据说是唐初以典厩牧出名的张万岁的后裔。
为什么这些封建文人会愿意背叛朝廷，去为一个蕃将卖命呢?这又与天宝时朝政的腐败及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有着极大关系。
李林甫和杨国忠以宰相重位执政以后，不断排斥异己，使统治集团内都不断分裂，失去人心，统治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狭小。玄宗时科举制度虽发达，然而由于李林甫、杨国忠之流竭力排斥文士，因而使一些本来胸怀抱负，想效命王朝的士大夫，很难登进仕路，或虽出任官吏但很难崭露头角。一方面，由于唐代的边镇节度使，皆有辟署幕府属吏的权力，而且待遇一般也不低。这样，一些不得志的士大夫纷纷流向边镇节度使下谋职，这是当时颇为普遍的现象。
当然，不是所有流向边镇的士大夫，都是唐王朝的离经叛道者。但这些人才流向边镇，与天宝年间朝政的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则是毫无疑问的。
安禄山遇着这些人参与谋议，就如虎添翼。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郡的雍奴县(天宝元年更名武清县)人，颇有才学，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成为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为其效命，故能“出入卧内”,备受重用。
据史载，安禄山叛唐，主要是由高尚、严庄之流煽动起来的，这虽然有夸大之处，但他们对安禄山的叛唐确实有重要影响。因为安禄山是个武夫，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其谋叛的组织部署、出兵的口号和策略，发动叛乱时机的选择等，无疑是这些“有才能”的文武幕僚为安禄山出谋划策的。
李林甫死后，安禄山曾与杨国忠合作过一次，派了原阿布思部落的降将至朝廷，证实李林甫确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但安禄山这次与杨国忠却是同床异梦，各有所图。杨国忠意在李林甫，而安禄山则在阿布思。阿布思手下有一批同罗的精兵悍将，在朔方地区颇为出名。安禄山一直想吞并这支部队。
天宝十年(751)秋天，安禄山率兵六万击契丹，结果惨败，不仅士兵死伤殆尽，就是安禄山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坐鞍，折断簪冠，连脚上穿的鞋子也丢了。后只带领二十余骑狼狈不堪地逃回平卢，史思明拼死相救，方免一死。
安禄山为报这一次失败之仇，第二年三月，又发蕃、汉步骑二十万进攻契丹。借此机会他向玄宗奏请派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率同同罗数万精兵，协同作战。
阿布思素有才略，不甘居于安禄山之下，两人一向不和。阿布思深知安禄山这次包藏祸心，“恐为禄山所害”,因此不肯发兵。他对朔方节度留后张肺说，张肺不同意，阿布思别无办法，只好率部逃归漠北。
显然，阿布思的叛唐，其原因本与安禄山有关。当杨国忠要他出面诬告时，安禄山正中下怀，遂对阿布思投井下石。后来阿布思被回纥击破，安禄山乘机招诱其部将散卒，大大增强了自己部队的实力，史载，从此“禄山精兵，天下莫及”。这是安禄山招兵买马、扩充军力以来最为得意的一着棋，对他而后的叛乱行动起着重要作用。
史称安禄山叛唐，还为杨贵妃姐妹的美貌而动了心，如果这是因素之一，那也是极其次要，甚至不值得一提的因素。若仅为一两个美女而兴兵谋乱，未免太“天方夜谭”了。驱使安禄山谋叛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他那欲壑难填的政治野心，同时还有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中央集权削弱、吏治腐败以及范阳、平卢等地区民族关系紧张等复杂的社会原因。
唐玄宗对于长期来兵权内轻外重的后果早已看到了，安禄山蠢蠢欲动，他也不会不了解。然而，祸患已久，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稳住局面，不让矛盾迅速激化。他还是想用示以恩宠的办法，去消弭或者延缓事变的发生，他希望至少将眼下暂时太平的现状拖到自己离世以后。玄宗正是抱着无可奈何、心存侥幸的心理来进行应付的。
对于这种侥幸，玄宗似乎抱有很大的希望。当时的节度使，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镇将，多数还是忠于自己的，所以玄宗觉得应该而且可以依靠西北的边帅势力来牵制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和，玄宗是了解的，但是，他们是否会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还缺乏足够的把握，他想考验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天宝十一年(752)冬，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同时至京师长安，玄宗要高力士在城东设宴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使约为兄弟和解之。
席上，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安禄山想乘此机会拉拢哥舒翰。可是，哥舒翰回答说：“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意思是暗示他不要忘本，不要背叛唐廷。
安禄山不仅不以为然，而且“以为讥其胡也”,开口大骂哥舒翰：“突厥敢尔!”哥舒翰准备还嘴，高力士以目光暗示哥舒翰，哥舒翰才作罢，佯醉而散。
这件事表面看来，玄宗似在命高力士调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故意用哥舒翰来警告安禄山。第二年八月，杨国忠奏请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牵制安禄山的目的。
在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玄宗仍然想用恩宠的办法去笼络安禄山。玄宗自以为只要恩宠不减，安禄山就不可能在他在世时叛唐，而且在他看来，只有满足安禄山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才能拴住安禄山的野心。
玄宗这种估计也有一定的道理，安禄山其时虽已具备了举兵的条件，但玄宗毕竟是在位四十余年的老皇帝，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安禄山最初的如意算盘，的确是想在玄宗作古以后再起兵的。
就在天宝十三载(754)春，安禄山入朝装模作样地向玄宗哭诉杨国忠“陷害”自己后，玄宗即打算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加同平章事),并令太常卿张坩草拟诏敕。但是杨国忠根本不赞成这一办法，他不能容忍安禄山政治地位再上升，与自己平起平坐。
他提出的理由是：“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玄宗这才作罢，不过仍加安禄山为尚书左仆射，并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禄山似乎摸透了玄宗的心思和想法，便乘此机会进而求兼领闲厩、群牧使，玄宗果然同意，立即任命安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安禄山又求兼总监，玄宗也照样批准。所谓闲厩、群牧使是专管国家军马的，总监是其最高官员。
安禄山谋求这些官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待郎，充闲厩副使，并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精心喂养，随时备用。
二月，安禄山又进奏：“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合身付巨军授之。”于是，玄宗又答应安禄山除授其属下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安禄山为部下讨了功，也就为进一步收买了部众，史称“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
从以上情况来看，玄宗的本意是为消减安禄山的野心而满足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然而所满足的这些要求，又恰恰为安禄山的谋反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一代明皇居然完全听从目不识丁的粗野蕃将的“摆布”,这真是历史的讽刺。玄宗干了这些蠢事之后又纵虎归山，铸成了他终生的遗恨!
三月，安禄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向玄宗告辞欲回驻地范阳。处于此时的玄宗，还唯恐对安禄山恩宠不够，临别时，脱下自己的御衣赐予安禄山，还命高力士为其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饯别。
安禄山这次入朝，本来是冒险而来的，在这两个多月的日子里，虽然化凶为吉，仍然受到玄宗无限的宠遇，可毕竟是度日如年，天天提心吊胆。加上玄宗本想任他为相、后又变卦的事，他已知道，深恐夜长梦多，担心他的对手们又会出什么点子留住他。
因此，他一出长安城门，就犹如囚犯逃出牢笼，赶忙“疾驱出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直奔范阳老巢而去。
高力士送安禄山，一方面固然出于礼仪，同时也是受命观察其言行。故高力士一回宫，玄宗便急乎乎问道：“禄山慰意乎?”高力士对曰：“观其意怏快，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此事本来十分机密，知道的人不多。玄宗问杨国忠，杨国忠说一定是草拟诏敕的太常卿张增泄露的；结果张坩及其兄弟刑部尚书张均都被贬黜。
可是，玄宗对安禄山的态度却一如既往，“自是，或言禄山反者，玄宗缚送禄山”,以表明自己对他的信任。从此，人们虽然皆知安禄山即将谋叛，但却无人敢说了。玄宗用自己的手遮掩了自己的耳目。
天宝十三年(754)八月，左相陈希烈因与杨国忠不和，上表辞职。玄宗初欲以武部传郎吉温接任。吉温作为安禄山的宾佐，玄宗并非不了解。而杨国忠自从安禄山荐他为闲厩、群牧副使之后，才看清了吉温的真面目，故极力反对。结果，换了文部侍郎韦见素，任其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因为韦见素“和雅易制”,所以杨国忠乐意支持他为相。
安禄山自从回到范阳后，好不容易才从一场虚惊中恢复过来，史称他自此“忧不自安，始决计称兵向阙”。当然，这也是他起兵条件已具备和成熟的结果。因而朝廷派使者前往，“皆称疾不出迎”,或者是“盛陈武备，然后见之”。河北宣慰使裴士淹至范阳，“二十余日乃得见，无复人臣礼”。
天宝十四年(755)二月，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仍然是有求必应，命中书赶快草敕送来御批。韦见素知情，便与杨国忠商量说：“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杨国忠当场许诺。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入见玄宗。玄宗知道他们的来意，见面就说：“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韦见素便痛陈“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玄宗听了很不高兴。而杨国忠呢，这时反而一声不吭，将已草就的诏文留下就告退下来。
原来，他知道玄宗不愿听“安禄山谋反”的话，便改变策略，干脆不说。他巴不得安禄山早些举兵反叛，以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同时这样也可促使玄宗放弃幻想，及早抛弃安禄山，以了却自己的心愿。
韦见素眼见社稷将危，而右相杨国忠撒手不管，退到中书厅堂，呜咽流涕，痛哭一场。过了一会儿，玄宗派中使袁思艺向书见素和杨国忠解释说：“此一度姑容之，朕徐为图耳。”所谓“徐为图耳”,不过是一句推托之词，因为没有见玄宗在后来拿出什么措施来。
同意安禄山以蕃将换汉将的诏书发出后没几天，韦见素、杨国忠又去找唐玄宗，提出说：“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其策一是追召安禄山来京师，以任其为宰相(左仆射同平章事)为名义，俟安禄山入京后，严加控制；二是夺其兵权，改命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朔为河东节度使。玄宗听了觉得不妨一试，便要他们去起草诏书。
不过，此事成败与否，毕竟关系重大，玄宗放不下心，私下里又派中使辅谬琳以御赐甘果为名，进一步到范阳察看情况。杨国忠和韦见素将诏书拟好了，可是辅谬琳还未回来。玄宗与杨国忠、韦见素待在一起，将用白麻封札的诏书放在案前，紧张地等待着。辅谬琳终于回来了，“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原来，玄宗自以为可以信赖的宦官辅谬琳在范阳接受安禄山的重赂，被收买了，所以讲了假话。玄宗听了竟如释重负，当即将诏书焚毁，又对杨国忠、韦见素二人说：“禄山，联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借其镇遏。联自保之。卿等勿忧也。”当然，即使辅谬琳不说假话，玄宗凭一纸任相诏书，安禄山也未必会再来京师；至于三镇的武装力量，早已被安禄山及其亲信所牢牢掌握，派他人夺其兵权，谈何容易。
杨国忠见唐玄宗如此坚持己见，对安禄山也就更为忌恨。还在天宝十三年(754)的年末，杨国忠先指使人告发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贪污，“下御史按问”。韦陟贿赂吉温，请吉温再“求救于安禄山”。
杨国忠早已料到韦陟会出此策，已派人监视韦陟的一举一动，因此趁机将吉温贬为澧阳长史，韦陟贬为桂岭尉，目的是为了清除安禄山在朝廷中的重要党羽。安禄山得知这一情况后，即直接上书玄宗，为吉温讼冤，“且言国忠谗疾”。对此，玄宗“两无所问”,不了了之。
据说按治吉温时，玄宗命高力士于朝堂宣慰百官说：“吉温凶忍之人也，自伯父已来，世为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滥，悉温所为。今为卿等除酷吏，卿其悦乎?"
吉温乃安禄山的死党，玄宗如此处理吉温，丝毫不触及其他问题；只抓住酷吏这一条罪状，免去其官职，估计是可以得人心的，安禄山也不便说话。当然，玄宗这样做，与他对安禄山一贯的怙宠政策是相矛盾的，是否此时玄宗已改变了政策呢?
玄宗当时怙宠安禄山，是出于无可奈何，出于违心，出于形势所逼。但是，安禄山的问题总得解决。在对安禄山不刺激太大的前提下，他认为可以逐步消除其在朝廷中的羽翼。
所以，他支持了杨国忠处理吉温的做法，又派高力士去宣慰百官，以不引起百官的议论猜测，在政治手腕方面不失为高明的一着。
然而，杨国忠所做却粗鲁露骨得多。他在处理了吉温之后，接着便派门客蹇昂、何盈做暗探，严密监视安禄山在长安的私宅，所谓“日夜求禄山反状”。然后，矫称玄宗圣旨，命京兆尹派人包围安禄山的私宅，进行搜查，抓住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起(一作李超)、安岱、李方来等人，送御史台“潜杀之”。与此同时，又告吉温“坐赃七千匹，及通士人女为妾”等罪状，将他杖死于狱中，时在天宝十四年(755)正月初九日。
但是，杨国忠在军事上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或防御安禄山的谋叛，对洛阳、长安的防卫毫无考虑，河北等中原地区的防卫就更不用说了。无谋无勇的宰相杨国忠，只是单纯地一味“激怒禄山，幸其速反”。至于反后的结果如何，杨国忠并未顾及。
当时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尚荣义郡主，住在京师，便将朝廷中所发生的事密报其父。安禄山闻之大怒，叫严庄上表申辩，且指斥杨国忠罪状二十余事。对此，玄宗十分紧张，惧怕安禄山立即生变。只得将其责任归咎于京兆尹，又一次做了让步。
玄宗在上述事件之后，又想诱骗安禄山至京师长安。在这一年的六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与荣义郡主成婚，玄宗手诏命安禄山入京观礼。安禄山这时哪里敢冒险，“辞疾不至”。至此，安禄山叛后的准备工作已完成，决心也下定了，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七月，安禄山上表请献马三千匹，每匹派两名士兵护送，并派蕃将二十二人带队。送三千匹马，要派蕃将、士卒六千多人护送，其欲突然袭击京师长安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玄宗再糊涂，也不至于识不破。
这个时候，宦官辅谬琳受贿赂假报安禄山忠于唐廷的事被察觉，玄宗找了个借口将他杀了。此时，玄宗终于有所醒悟，知道自己过去示以恩宠的一切努力均成泡影，安禄山叛后再也无法控制了。于是，玄宗亲自起草诏书晓谕安禄山：献马宜等至冬天，由朝廷调拨马夫，不必派本军将卒护送。这是按河南尹达奚珣的建议起草答复的。
另外，又加上一句：“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继续示以恩宠，想把安禄山骗来。中使冯神威拿着玄宗的手诏专程送到范阳，宣旨时，安禄山傲慢无礼，“踞床微起，亦不拜”。
在听了诏敕之后，安禄山只是不冷不热地问：“圣人安隐?”又阴阳怪气地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说完即令左右将冯神威安置于馆舍，不复再见，还派武士严加看守，冯神威吓得要死。隔了数日，安禄山才放冯神威回长安，但对诏旨一字也不作答。冯神威回到朝廷，哭着对玄宗说：“臣几不得见大家。”
安禄山并非等闲之辈，是不会自投罗网的。他接到诏旨之后心中明白，玄宗不让他献马，又“邀”他上华清宫，意味着玄宗对他已有所警觉，对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何况杨国忠又抄了他在长安的家，自己在朝廷的党羽被清除了不少。斗争的序幕已经揭开，停顿下来已不可能了。
因此当冯神威离开范阳以后，安禄山便与严庄、高尚及将军阿史那承庆关起门来，加紧密谋，其他将佐皆不知情，“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出现了一种紧张气氛。
然而，这时的玄宗还没有采取任何加强军备的措施，急剧变化的事态，弄得玄宗不知所措，仍然跑到华清宫去“守株待兔”,梦想安禄山在十月能到华清宫来。事将临头，玄宗仍可笑地抱着幻想行事。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无法躲避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