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名言
没有创造的生活不能算生活，只能算活着。
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蒙代尔教授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
人物生平
罗伯特·蒙代尔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Bologna(意大利)中心任教。
自1966年至1971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期刊》的编辑；他还是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学暑期教授。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2009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已邀得蒙代尔出任博文讲座教授。目前，港中大有五位蜚声国际的大师出任博文讲座教授，其中三位皆为诺贝尔奖得主，为全港唯一一所拥有诺贝尔奖得主任教的大学。蒙代尔教授出任中大博文讲座教授后，每年将会居留港中大两个月讲学，以促进学术发展。
蒙代尔教授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等地广泛讲学。他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
1970年，他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货币委员会的顾问；他还是1972—1973年度在布鲁塞尔起草关于统一欧洲货币的报告的九名顾问之一。自1964年至1978年，他担任Bellagio-Princeton国际货币改革研究小组成员；自1971年至1987年，他担任Santa 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
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转型”经济学的文章。于1997年，蒙代尔教授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于1999年参与创建了世界经理人集团，2002年起担任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席，2006年起参与创建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蒙代尔杂志》(TheMundell)。
货币财政理论
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地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
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贺词中称：“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代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蒙代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是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准确预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的。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安排的格局是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并且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也相当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代尔提出了超前于现实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相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果会如何?这些结果将如何依赖于一个国家是采取固定汇兑抑或采取自由汇兑?一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吗?经过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蒙代尔改造了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蒙代尔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即“稳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中探讨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得很简单，但结论却很丰富、新颖、清楚。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该模型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发现，用于分析封闭经济),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而变化。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
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蒙代尔已是芝加哥大学学术界的领袖级别的大人物。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假定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流通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的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国内流通)。央行试图通过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执行单一国家货币的政策也将是无效的，因为无论利率还是汇率都不可能被影响。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财政措施，则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内经济水平，从而避免上涨的利率和强劲的汇率障碍。
再看看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在该汇率体制下，央行对流通领域的干预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就没多大威力了。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将强化除去政府支出的全部扩张效应后的净出口较低的地区的汇率。但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有力工具。扩大货币供给往往会提高较低的利率，导致资本流出和更疲软的汇率，而这反过来可以使净出口增加从而促进经济扩张。
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准确地揭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货币体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联结在一起，因此，对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的后果进行分析完全像是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已。为什么这好奇心会发生在蒙代尔身上?这可能与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就开始放松管制，允许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浮动。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蒙代尔的远见卓识更与随后的十年紧紧相关。
在蒙代尔之前，稳定政策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假定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被一只单独的手所调整和组合。作为对照，蒙代尔用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种工具，它们各自怎样走向自己的目标、外部和内部的均衡，以带动经济随时间的推移而接近目标。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权威——政府和央行——将为稳定政策工具承担各自的职责。蒙代尔的结论直截了当：要防止经济不稳定，政策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应与两种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蒙代尔最初关注的不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本身，而是解释分离的条件，他率先认为，央行应该独立地对价格稳定负责，这一思想在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蒙代尔进行的短期和长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关货币政策条件的基本结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够被导向；外部目标比如汇率，也能够被导向；内部(国内)目标比如说价格水平，但是它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这个“矛盾的三位一体”对理论经济学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蒙代尔的贡献已经被证明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它们引入了动态方法，在清晰区别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者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的调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尔的研究也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蒙代尔的成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综合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决策、另类金融资产和更具动态的经常项目和价格调整。尽管有这些修正，蒙代尔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
最优货币区域
固定汇率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少数研究人员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蒙代尔196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蒙代尔的论文简要地提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比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
这些好处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蒙代尔强调，为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其他研究者扩展了这一理论并确定了附加标准，比如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共同的税收和贸易体制等。
蒙代尔几十年前的思考与今天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不断变强，在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越来越变得脆弱；一些地区正卷入这个问题。
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联合或浮动汇率(蒙代尔的论文讨论的两种情况)之间必须选择其一。不必多说，蒙代尔的研究也影响到欧元的诞生。经过对利弊的权衡，EMU研究人员把最优货币区域经济思想当作新的药方予以了采纳。
个人著作
蒙代尔教授撰写的著作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蒙特利尔：加拿大私营规划协会，1965年);《人类与经济学》(纽约：McGraw-Hill,1968年);《国际经济学》(纽约：Macmillan,1968年);《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加利福尼亚，Pacific Palisades:Goodyear,1971年);《新国际货币制度》(与J.J.Polak共同编写，1977年);《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历程》(与Jack Kemp共同编写，1983年)。其合编的著作包括：《全球失衡》(1990年);《债务、赤字和经济状况》(1991年);《建设新欧洲》(与
M.Baldassarri共同编写，1992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与M.Guitian共同编写，1996年);《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与A.Clesse共同编写，2000年)。
蒙代尔教授于196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Frank Graham纪念演讲，1974年在剑桥大学发表Marshall演讲，1998年发表Ohlin演讲，2000年发表Robbins纪念演讲。
1983年，他获得法国参议院的Jcaques-Rueff奖章和奖金；1997年，他被评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1999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蒙代尔教授获得了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好几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教授职位。
蒙代尔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
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长话短说，通过之后10年到15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地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
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所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5000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
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
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20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选择麻省理工学院，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保罗·塞缪森，罗伯特·索洛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6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地列举五个方面。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是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60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是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地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8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80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80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80年代，为了弥补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哪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
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
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1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1/3,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3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1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1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500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于难，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我认为，这样一来，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力支持的人们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70年代升值，当时1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1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1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70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1澳元，从70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1/3,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国决定放弃作为货币政策支柱的固定汇率制，局面可能失控，将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认为可以比较一下这段时期日本的经历，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是从1955到1971年，除了后来中国的经济，这种高速增长以前从未有过，从1955年到1971年日本以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了16年，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出现后来日本人所谓的“突然的经济危机”。20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处境有些相似，当时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大量的讨论：日元是否要升值，日元是否要实行弹性汇率。日本政府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日元汇率不实行浮动，之前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而他们将继续保持这一货币政策，接下来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5年，直到1971年他们采用浮动汇率制。接下来的10年日本经济开始变糟，对日本来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10年，在80年代，日本采用了弹性汇率制。
尽管日本实行了弹性汇率制，但日本并未受到保护，在1985年，1美元可兑换150日元，但是五国首脑大会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求日本对其日元加以升值。日本照着做了。但是突然之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对日本来说，让货币升值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日本当时甚至准备好了油价上升的准备，但油价突然下跌，原本预计油价会上升到50美元，当时却跌到了1桶10美元。
日本是对油价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这次油价变化，使得日元迅速升值，其趋势无法阻止，而美元则在1995年下降到1美元兑78日元的水平，这一相当于给日本银行业宣布了死刑。我没有在这里描述所有类似的例子，但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会对中国银行业内的不良资产造成多大影响，所有这些不良资产积存下来，这些贷款情况会恶化。
所以人民币不宜升值，我希望中国别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在保持总体的良好的经济平衡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有好处，或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好处，当然也不会对美国的逆差有任何帮助，也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日本要自己解决自己通货紧缩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也会损害周边国家也就是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今天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杰出贡献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在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动态分析货币制度，成功地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髓推广到货币理论中，使得传统的货币理论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创造性地设计欧元制度。
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蒙代尔教授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
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转型”经济学的文章。于1997年，蒙代尔教授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
蒙代尔在经济学上的贡献：
一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蒙代尔·弗菜明模型)。
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在国际金融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麦吉尔小百科
麦吉尔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居全加之首，来自155个国家，占全部学生人数的20%。由于麦吉尔教学质量，历史声誉，人文环境媲美美国常春藤联校，而相对学费低于常春藤各校，吸引了大量美国的优秀学子，是加拿大美国学生数量最多的大学。如今，麦吉尔开设的专业从希伯来语到会计学，从音乐到土壤学，囊括工商、医法、文法各科无所不包。麦吉尔的学生在如此广阔的知识天地里尽情地遨游，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学习与科研的热情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