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和各王朝官僚贵胄之中，隋唐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一贯施行多元一统、三教并重的政策，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弘扬佛道。虽然曾出现过多次毁佛事件，但为时很短，佛教很快就得到恢复。如北周武帝灭佛，至隋不仅复兴佛法，而且得到更大发展。宗教既为千百万民众所信奉，统治者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是难以根除的，因势利导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和控制，才是封建统治者的英明决策。
隋王朝两代帝王都崇信佛教，实行三教并重政策，但推崇的程度和顺序却有所不同。隋炀帝的三教顺序是儒、佛、道，他在兴学崇儒的同时，佛教、道教也得到倡导和发展。但是，其父文帝的三教顺序却是佛、道、儒，自称“我兴由佛法”,尊为“转轮圣王”。
然而，隋文帝尊佛重在修功德，并不研习佛教义理，唐僧道世总结隋文帝兴佛之功行曰：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具知矣。”隋文帝可谓功德无量，但其所推崇的乃北方风格的佛教，注重修行、造像等宗教实践，而少究经义。
隋炀帝与其父不同，他信佛却不佞佛，三教并重以儒为先，既修功德却更重义理。他更重南方风格的佛教，自认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虔诚弟子。早在江都受戒之时，身为晋王的他即从智者研习法华经义。
隋两代帝王也都十分重视对宗教的政治控制，在政治统一之后更谋求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用隋炀帝的话来说，即“孔老释门咸资镕铸”。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是秦汉以来专制君主的一贯国策，只是方式各有不同而已。相比而言，隋炀帝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
在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大兴城，有隋文帝所建大兴善寺、玄都观等佛教道教中心寺观，猥集了大批高僧。当晋王杨广摇身变为皇太子时，也在京师大兴城内建日严寺，成为东宫之主佛事活动的中心。据说，日严寺居于朱雀门街东
第四街的青龙坊内，仁寿元年(601),太子杨广营造府邸时施材而建。日严寺一切供给皆出杨广，像江都四道场一样，也“四海搜扬”各地佛教俊杰。除招揽到彦琮、法显、慧常、辩义、法侃等北方高僧外，多数是自江都慧日道场聘来的原南朝高僧，如智脱、法澄、道庄、法论、吉藏等。太子杨广并令中书舍人王延寿到江都，把在江南收集到的佛像送往日严寺收藏。因此，有人说日严寺实际上是江都慧日道场在长安的延伸。
杨广把他坐镇扬州时所经营的江都四道场的佛教文化遗产移入日严寺，并在寺里组织僧人进行译经活动，到他嗣位当上了皇帝，日严寺的声望就超过大兴善寺，成为京师的佛教文化中心。
此外，隋炀帝还有一件更有意义的佛道事业值得一提，他在营造东都时，在洛阳新城新建了四道场，道场建在宫廷之内，所以又叫内道场。早在东汉延熹九年(166),桓楷上汉桓帝的奏文中，曾建议于宫中建黄老浮图之祠。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曾筑精舍于殿内，但为时不长。隋东都内道场实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内道场，其始建于隋炀帝之时，以后唐宋历代非常盛行。这反映了佛、道两教与王朝的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与皇宫关系更紧密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受王朝政治控制更进了一步。
隋炀帝最值得称道的佛事功德是整理佛典经籍，他在东都洛水之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将原在江都道场系统翻译佛经的事业转移到东都洛阳进行。 “四事供养，无乏于时”。
道教在隋代虽然受到崇奉和扶植，但在三教序位上始终居于佛教之下。《隋书·经籍志》称： “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是与佛教相比，显得道教被冷落，实际上，文帝开皇、仁寿两个年号，都是得之于道经。隋建国之初，文帝也曾利用道教编造“受命之符”,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隋长安大兴城有玄都观，承北周设通道观。研究三教学术，集义学道士，研讨道教教义。隋炀帝继承了其父扶植道教的政策，东都四道场养了不少道士。然而，三教次序虽有变，但三教并重的总方针没有大的变化。
隋唐道教炼养术也有较快发展，据说隋炀帝也曾利用道士合炼金丹，以求长生不死。
隋炀帝与其父在宗教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虽尊佛道，但并不迷信，虽信佛但并不佞佛，而是把佛教作为他统治国家的手段。但其父文帝却迷信至深， “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除佛寺命名大兴外，新建都城名大兴城，皇宫曰大兴殿、大兴门，又有大兴县、大兴园等，似乎有了大兴之名，国必大兴旺，大发达。
隋炀帝大修文治，三教并重，移风易俗，重视思想文化建设，这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做出了杰出贡献。隋炀帝的这些作为既然影响了历史发展，因而应该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他的业绩不应一味抹杀，有不少功绩亦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基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