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三年(607)七月丙子(二十九日),隋炀帝以“谤讪朝政”的罪名，诛杀前期元老重臣高颖和功臣武将贺若弼、宇致，并免去苏威宰相之职，是当时轰动朝野的大案。
高颖在隋文帝晚年因卷入太子储宫之争而失宠，在隋文帝欲废太子而立杨广之际，高颖以“长幼有序”为由进行过劝阻，高须出于道义良知，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但他的儿子娶杨勇女为妻，自己是太子杨勇的亲家翁，因而被目为有私，不仅失去隋文帝的信任，免去宰相职务，而且遭到杨广的忌恨。接着又有小人谮毁，隋文帝诛王世积时险遭株连丧命。“除名为民”后高颖反倒如释重负，自以为此得免于祸。的确，伴君如伴虎，宰相再忠诚也难免遭到皇室的猜忌，稍有不虞便会遭来杀身之祸。高颖在隋文帝时能保全性命已是万幸，自后他居家一言不发，但却心存社稷，忧国忧民。
隋文帝死后杨广即位，为撑门面，或许是杨素的建议，闲置已久的老宰相高颖被拜为太常卿，这虽是一个掌管礼乐清商的闲职，但既有职，高颖也就认真负责地去工作。当隋炀帝下诏，收集旧北周北齐的乐人及天下的散乐时，高颖即上奏曰：“此乐自隋文帝以来久已禁废，若要征集，恐怕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高颍怕由此造成奢靡之风，于国于民都没有益处。他的奏言当然未能劝阻隋炀帝，却惹得隋炀帝为此不高兴。
高颍心存国家，对隋炀帝继位三年来大兴工役，游乐侈靡甚为忧虑，曾对副手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当隋炀帝北巡至榆林，造千人大帐，召突厥启民可汗宴饷，以鱼龙蔓延之乐厚待突厥时，曾多次统率大军征讨过突厥深知突厥情性的高颖更是按捺不住，他怀着无限的忧虑对太府卿何稠说： “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高颖的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也没有丝毫恶意，但在一片颂扬声中头脑已很不冷静的隋炀帝那里，是难以听得进去的。高须心直口快，又对观德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结果被人奏告。同时被奏的还有礼部尚书宇文致、光禄大夫贺若弼，宰相苏威也在其列。这几位均为先朝文武重臣，功勋卓著，时已老矣。
贺若弼和高颖一样，在隋文帝时已被疏斥。贺若弼因平陈头功，有些居功负气，虽位望隆重，贵盛无比，兄弟数人并为刺史列将，但他并不满足， “每以宰相自许”,目中无人。杨广为皇太子时曾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位良将优劣，贺若弼毫不客气地说： “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杨广又问大将为谁，贺若弼再拜，说： “唯殿下所择。”
其意唯有自己才堪称大将。这种毫无掩饰的自负狂当然令杨广极不高兴。杨广即位后，对这位桀骜不驯的宿将更是忌恨，在北巡榆林时贺若弼与高颖、宇文致私下议论隋炀帝饷突厥“太侈”,被人揭发，论以死罪。
宇文致字公辅，与北周皇室同宗，出自关陇勋贵之家，其父宇文珍为北周宕州刺史。宇文致博学多才，仕周官至南定州刺史，入隋后任尚书右丞，参加了北击突厥、南平陈朝的多次战役，以有谋略见称，立有战功。宇文致文武双全，著有辞赋二十余万言，又为《尚书》《孝经》作注，行于当世。曾继王韶之后出任并州总管府长史。开皇十八年
(598)任汉王杨谅元帅府司马，参加辽东之役，军还后历任朔州、代州、吴州三州总管，治军领政皆有能名，是一位办事干练的官僚。隋炀帝即位后，宇文致以有才能征为刑部尚书，后转为礼部尚书，成为尚书“八座”之一，得参预国政。字文致作为关陇勋贵历职显要，声望日隆，物议时谈，多见推许，但却遭到了隋炀帝的猜忌。宇文强对隋炀帝大兴工役，尤勤远略及渐好声色颇为不满，声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又私谓高须曰： “昔周天元好声色而国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与高须一唱一和，结果被告发。
当时隋炀帝北巡游兴正高，造大帐，宴突厥，备仪卫，建旌旗，威风凛凛，权力意志得到了最大的伸展，欲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当闻听此种逆耳之言，隋炀帝不禁勃然大怒。盛怒之下，隋炀帝下令将高颍、贺若弼、宇文致三人一起处死，并殃及后代。高颍诸子徙边，长子高盛道徙柳城(今辽宁朝阳市)而卒，三子高表仁徙蜀郡。贺若弼妻没为奴，子怀亮亦免官为奴，不久也诛死，群从徙边。这三位老臣都可谓是先帝心膂，名重天下，一朝就刑诛死，天下冤之。特别是高颍，是开国元勋，在隋文帝朝立事立功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论者以为是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称冤不已。
高颍等人被诛案是一件大冤案，受此案牵连的还有仆射苏威、光禄卿吐万绪等人。苏威生性懦弱，以告饶而免死，但免去了宰相之职。吐万绪则在好友贺若弼遇谗时，勇敢地站出来证明贺若弼无罪，结果被免官。如此看来，隋炀帝用人只要归附自己，昔日的宿怨也照样可以升大官，对不附己者则尽杀不赦，由此可见残暴的一面。
本来，高颖、贺若弼、宇文致等人虽不附于隋炀帝，但他们对先帝对隋朝忠心耿耿，并无二心。他们都饱经世故，历经征战，文武齐备，又都是开创江山大业的功臣，对隋朝政治掌故、文物典章、四夷情势都最为了解，是隋朝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应该说是隋朝的政治财富。他们对隋炀帝好大喜功，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工役深表不满，提出意见也都很有针对性，是药石之言，很难说是为一己之利，不是怨望泄愤，而是忧国忧民。这些人也并不握有兵权实职，对隋炀帝早已不会造成现实的政治威胁，不过是背后说了几句真话而已。隋炀帝若能虚心纳谏，时常听一听直臣对政治的意见，必有益于加强统治。即使高颖他们形成一个在野的政治反对集团，只要不谋逆篡位，也并不会有损于隋隋炀帝的政治权威，若处之于谏议之位，聊备顾问，愿听则听，不听则便，也不碍事，以高官虚位优宠先帝重臣的事例可谓史不绝书。但是，个性极强、权力意志极度膨胀的隋炀帝，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不但不设谏官，而且除谏官以掩其过，难怪后来有人认为“隋以恶闻其过而亡天下”,认为“隋炀帝拒谏而亡”。
高颍等人的被诛杀，天下称冤，实际上是严重削弱了隋炀帝的统治基础。上下都要与皇帝保持一致，不再有人敢提反对意见，形成政治上的“一言堂”,表面上看隋炀帝的威权提高了，权位更稳了，但自后隋炀帝有错无人谏言，而人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没有人进谏就不能及时纠正，必然酿成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