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高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在隋炀帝的外事顾问裴矩看来易如反掌。大业三年，裴矩在突厥启民可汗帐前向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而只要让高丽使突厥使者回国向国王传话， “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在裴矩看来，似乎只须一声恫吓，高句丽就会乖乖降服，高元也只好乖乖来朝。
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元入朝。结果，事情并不像裴矩幻想的那么简单，高元惧， “藩礼颇阙”,不但不像突厥启民可汗、高昌王翻文泰那样“亲诣阙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也就是说干脆不与隋往来了。
这当然激怒了大隋皇帝杨广。
隋炀帝定下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约就在大业三年之后。大业四年(608)正月，他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末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隋炀帝令巫者视之， “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 ‘先帝令杨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隋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
永济渠北通涿郡，隋炀帝诏令声讨高句丽及发兵的地点，都在涿郡，永济渠的开凿，有利于隋征调全国兵力及运送全国物资到涿郡。隋炀帝既在大业五年(609),将吐谷浑纳入隋郡县体系中，将高句丽重新归入王朝版图也自然已在他的通盘计划之中。隋炀帝先巡江都，作军事调度，然后沿大运河直达涿郡，正式总动员令随即下达了。《资治通鉴》中记隋炀帝的军事动员和调动情况：
(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镦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舶射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
其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可以说是“扫地为兵”。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仗还没有打，已经兴师动众，搞得天下**。
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翻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大业七年十二月己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隋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炫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毫不怀疑，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圣人可汗”的厉害，亲眼见一见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前向高句丽使者宣旨，命高丽王元来朝，说“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意即要与东突厥联兵攻打高句丽。其实，在当时东突厥始毕可汗并没有遣使来朝贡。尔后，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此前隋将韦云起亦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征讨高句丽果真能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是大有问题的。时启民可汗已死，继立的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与隋的关系已经疏远，大业五年始毕可汗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攻伊吾铁勒军。特别是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出隋炀帝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是惯施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伎俩，对隋已有警惕。另一方面，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显然，这又是对隋炀帝的大不敬，并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虽“每有战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无关轻重。在这场战争中，外藩诸夷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大多数都只是观众而已。高句丽的世仇百济是隋天然的战略伙伴，百济王余璋，也很有积极性，大业三年(607)就曾主动遣使请求征讨高句丽，隋炀帝命他“觇高丽动静”。但百济是小国，在朝鲜半岛仰仗日本的支持，既不敢单独开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高句丽，且余璋也深知高句丽若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自己，不如保持现状于己有利，于是首鼠西端，暗中与高句丽通款，反倒“挟诈以窥中国”。大业七年(611),百济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问隋炀帝征高丽的军期，实际上是为高句丽探听军事情报，蒙在鼓里的隋炀帝反而“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翌年隋大军渡辽，余璋也集兵边境，声言助隋，但实际上是按兵未动，没有丝毫诚心帮助隋军的举动。
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在他看来，高句丽乃最尔小国，隋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他自信心极足，认为只要强大的隋军齐集，高丽王元便会屈膝投降。而且，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消灭高句丽的同时，威服四夷，以巩固以隋为中心的朝贡体制。
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他的期望值甚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 “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丽王就范。大业七年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三十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仍在进行。隋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皇帝亲征，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同小可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