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被围
“圣人可汗”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惨败和国内反叛相继，政治失控，使边疆四夷局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大业十一年(615)正月“大会蛮夷”,不仅高句丽再次拒绝入朝，而且西戎吐谷浑王伏允也趁机“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隋的威望降低到了最低点，以隋为中心的四夷朝贡秩序面临崩溃。
东突厥始毕可汗虽派出了朝贡使，并在朝班中排名第一，但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始毕可汗却未派出一兵一卒相助。
启民可汉是隋朝离强合弱政策下扶植起来的，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始毕可汗时部众渐盛，力量开始强大。始毕可汗眼见隋炀帝招抚存养众寡势穷的处罗，心存疑虑，赐号曷娑那，又尚公主，更使始毕可汗心存戒心。始毕可汗深知隋离强合弱的惯伎，隋炀帝也确有助曷娑那“复其故地”的考虑，只是因为征高句丽之役，未遑顾及。现在始毕可汗势强，曷娑那可汗势弱，但是曷娑那可汗在隋炀帝身边，早晚将是始毕可汗的祸害，不得不加防备。
隋炀帝和裴矩君臣不久就实施了扶植曷娑那，削弱离间始毕可汗的对突厥政策。早在大业九年(613)平定杨玄感叛乱之后，隋炀帝命裴矩安辑陇右，裴矩来到会宁(今甘肃永登县东南),存问西突厥部落，命令阙达度设率本部骑兵进讨死灰复燃的吐谷浑王伏允，阙达度设“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裴矩回朝奏告，隋炀帝“大赏之”。
后裴矩随驾参加第三次征高句丽，被特诏“护北蕃军事”,即专门监视东突厥始毕可汗的动向。裴矩认为始毕可汗羽毛已丰，部众渐盛，不太听话，便建策分其势，请隋炀帝以宗女嫁给始毕可汗之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以事离间，隋炀帝认为主意不错。但在实施中却未能行通，因为叱吉不敢接受隋公主，而始毕可汗闻知后也对隋炀帝产生了不满情绪。
隋与东突厥关系的紧张使隋北部边疆形势全面恶化，调整缓和与始毕可汗的关系，维护华夷朝贡体制，是比征讨高句丽更为重要的大事。于是，隋炀帝不顾国内叛乱频仍的严峻形势，决定再次北巡突厥。此次北巡的目的，一是要重新密切与突厥业已存在的朝贡友好关系；二是说服始毕可汗出兵，协助隋炀帝再征高句丽，三次亲征一无所获，隋炀帝是不会善罢甘休。
大业四年(608)秋八月乙丑(初五),天气已较凉爽，隋炀帝一行出巡塞北。在三征高句丽失败， “圣人可汗”威风扫地之时，他试图重演大业三年(607)北巡启民可汗营帐的故事，以求挽回一点儿面子。为此，隋炀帝又不辞劳苦执意出塞。楼烦太守阴世师听说始毕可汗将不利于隋，曾劝隋炀帝御驾回太原，但隋炀帝不从。按常理，隋炀帝早已通知了始毕可汗来迎，始毕可汗若要劫驾，装成欢迎的样子，成功的可能更大，但史书记戊辰(初八)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谋袭乘舆”,是义成公主先派使者紧急通报了消息。“始毕托校猎至此，义成公主初不知其有违背之心”,所记前后有出入。但不管怎样讲，始毕可汗并不像当年其父启民可汗那样只带少数人来迎驾，并亲手铲草开御道，始毕可汗此来，是带了几十万骑兵迎驾。隋炀帝得报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有料到会有如此突发性的危险。壬申(十二日),隋炀帝一行急忙驰入雁门郡城，齐王杨睐率后军退保惇县(今山西原平县北)。
八月癸酉(十三日),突厥骑兵包围了雁门郡城(今山西代县),几十万骑兵入塞穿过隋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马邑(今山西朔县)二郡直入雁门，将隋炀帝、后妃、宫女、宰相、百官等十几万人围得铁桶一般。隋炀帝一行猝不及防，上下惶恐，撤民房修筑工事以作守御。时苏夔领城东面防卫事，用一夜时间造作了“弩楼车箱兽圈”,但是，几次交锋官军均不利，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很快攻克了三十九城，只有雁门、惇县还在坚守。时雁门郡城有兵民十五万，粮食仅可支两旬。突厥几次猛攻，箭头纷纷落在隋炀帝跟前，隋炀帝恐惧极了，抱着幼小的儿子赵王杨杲失声痛哭，这是隋炀帝这一年
中第二次哭泣，而且哭得“目尽肿”,在此时，他的威严所剩无几，成了一个泪人儿。
城外杀声震天，城内乱作一团。关于战守之策，将相们意见纷纭，隋炀帝在窘迫中采纳了众僚的建议，先“发使诣可敦(王后)谕旨”。甲申(二十四日),诏天下诸郡募兵勤王。
于是，附近郡县守令各来赴难，在各路勤王队伍中，有太原李渊率领的兵马，据说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也“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营”。就连远在江都的王世充，也“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反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看来，在危难之际隋炀帝又一次进行了全国性的动员。隋炀帝还在围城内亲巡将士，当众宣布： “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阵，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下令： “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大官以次增益。”又派使者往各营慰劳，相望于道，于是众皆踊跃，昼夜拒战，死伤甚众。
勤王大军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突厥始毕可汗一时攻不下雁门郡城，当东都大队勤王兵马到达忻口(今山西忻县北),距雁门只有咫尺之遥时，远在沙漠汗庭的义成公主见到隋炀帝的使者，派人报告始毕可汗“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是个聪明人，此役虽未擒获隋炀帝，但也叫他威风扫地，况且自己并无任何损失，见好就收。九月甲辰(十五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
突厥退走之后，隋炀帝派人出城侦察，见山谷皆无胡马，乃派出两千人的小队骑兵追击，抓获了突厥老弱两千余人。九月丁未(十八日),被围困了近四十天的隋炀帝一行离开雁门回到太原。
十月壬戌(初三),隋炀帝一行回到东都洛阳。
由于隋炀帝被围雁门时亲口许下赏从行将士勋官，回到东都后众将士议论纷纷，但具体掌管此事的纳言苏威认为，国库无法支付如此众多的奖赏， “追论勋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盖等人执奏不宜失信于亲卫将士，隋炀帝竟毫无顾忌地呵斥樊子盖： “公欲收物情邪!”吓得樊子盖不敢再说话。大业九年(613)平息杨玄感之乱时，应授勋者就多未兑现，此次雁门解围，又“勋格不行”,广大宿卫将士没有得到企盼已久的赏勋，而隋炀帝却再次让百僚商议讨伐高句丽，于是将士无不怨愤。 “言其诈众，朝野离心。”言而无信使跟随隋炀帝长从宿卫的禁卫军也离心了。
雁门之围后，隋与东突厥的敌对关系公开化并继续加深，隋炀帝根本不可能再讨伐高句丽。始毕可汗解围北走后，与隋朝的朝贡关系也断绝，并开始侵寇隋边境，重新成为隋最大边患。为防备突厥，隋炀帝以武贲郎将王仁恭骁勇，诏复本官，领马邑太守。这年，始毕可汗率数万骑兵侵寇马邑，又令二特勤向南纵深侵寇，王仁恭时刚上任，郡兵不过三千人，乃选精锐主动迎击，大破突厥兵，收斩二特勤，隋炀帝得报很高兴，认为是报了一箭之仇。后突厥又侵寇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王仁恭再次将其击退，大获六畜而归。为加强北境边防，隋炀帝又诏表兄李渊统领太原本部兵马，与马邑太守王仁恭一同“北备边朔”。
由于与东突厥关系陡然恶化，隋炀帝于是更重视与西突厥发展关系。这年隋炀帝北巡回到东都，西突厥射匮可汗派遣其猶子“率西蕃诸胡朝贡”,隋炀帝令裴矩设宴盛情款待。又任命靺羁酋领突地稽居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为辽西太守，监视东突厥和高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