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有了相当惊人的发展，经济增长率非常高。1980年到1992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7.6%的速度惊人增长。工业产品的年增长率超过11%,甚至传统上比工业增长缓慢得多——的农产品年增长率也达到5.4%。
产出和实际收入的高增长率使得用经济手段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条件成为可能。与一个像印度过去50年里那样、大多时候每年蹒跚增长2%～3%的国家相比，消除贫困的机会在一个每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经济体里明显大得多，正如中国每年7.6%的增长率显示的。据估计，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3%下降到1990年的11%(《世界银行》,1992)。这一下降是非常快的。尽管同一时期印度的农村贫困人口也显著下降，但幅度要小得多：从1977～1978年的55%下降到1988～1989年的42%。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比印度好得多，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是解释这种差别的最大原因。实际上，改革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努力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时期，现有的证据显示收入的不平等在实行改革之后可能是加大了而非缩小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贫困迅速减少是由于参与式增长而不是因为激烈的再分配。印度80年代经济增长有所加快，经济不平等现象没有什么变化，这些趋势与按人员计算的贫困指数的显著下降相一致，但相对来说贫困仍没有大幅减少。
这种评价贫困的方法依靠所谓的按人头计算的指数，它是指人均收入(或支出)低于特定的“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它将贫困定义为收入或支出不足，这不是很恰当，因为贫困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除了个人收入外还有许多不同原因(例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等)造成基本能力不足。而且，即使是以收入为中心的人数计量法，对低于贫困线的水平和收入的不平等亦不灵敏，要更好地理解收入贫困，需要有对分配更灵敏的衡量贫困的方法。
当然，即使我们采用了更广泛的衡量贫困的方法，人口比率趋势仍有明显的信息价值。考虑到缺少收入经常强烈地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改革后中国收入贫困的减少是项重大成就。但是这一发现需要诸如死亡率和生活条件的其他指标数据作为补充。
实际上，尽管改革前预期寿命增长、婴儿死亡率降低以及文盲的减少等生活条件的提高在改革后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某些重要方面，相对于(1)改革前的剧烈转化，(2)改革后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贫困人数方面获得的成就，(3)70年代末以来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成就而言，1979年以来这些领域的进步速度还是相当平缓。
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开始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与印度水平相同，但是20年之内赶上了克拉拉邦、斯里兰卡和韩国),但改革后的进步速度并不那么显著。实际上，按照国别比较法，中国在此期间做得并不是特别好。例如，1981到1991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仅增长了1.6岁，相比之下，斯里兰卡增长了2岁，韩国是4岁，克拉拉邦是4.6岁，印度整体增长了5.3岁。
与克拉拉邦的对比特别有启发意义。70年代末中国和克拉拉邦的婴儿死亡水平相当，中国的预期寿命比克拉拉邦略高一些。80年代克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从每千名37人进一步下降到16.5人，预期寿命增长了4.6岁；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仅从37人降到31人，预期寿命增长了不到2岁。如果我们还记得80年代中国的商品生产大幅提高而克拉拉邦的经济严重停滞，这种反差就更惊人了。
前面的观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在提高某些方面的生活标准的作用上比另一些更有效。改革后中国的问题领域正是那些光靠收入的增长无法快速改善的地方。80年代中国的私人收入快速增长，但公用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成功，尤其是在较贫穷的农村地区。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后从经济活动产品集体优先占有的体制(如改革前的公社制)转变为地方公用设施由私人收入的税收融资(这种方法产生了激励和行政壁垒等问题),这在某些方面破坏了地方公用设施的财政基础，尤其是那些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地区。第二，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诱使人力资源离开收入机会低得多的公共部门(如教师和医生等)。第三，有证据表明政府普遍公平地提供公用设施的承诺减少了。症状之一是在社会服务设施公共部分的管理中扩大使用“企业责任制"模式，普遍采用使用者付费以保证收回成本。
由于上述和其他一些原因，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公用设施在改革后有所收缩。例如，农村医疗设施完全私有化。不论改革后这些发展的负面效果如何，总而言之，它们明显被私人收入迅速增长的影响所掩盖，因为生活水平总体持续提高。但是这种紧张的结果抵减了中国某些社会成果的进步速度——正当它在刺激经济增长上的成就如此出色时。
这一推理不是要怀疑中国在改革后取得的成就的价值，而是认为中国在收入上的进步被它在社会领域对公用设施管理方法的改变所冲淡。这一进步本可以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可用资源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这些观察也使我们提防“轻蔑地批评”中国在改革前已经做的事。我们需要仔细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在因素，以进一步支持那个总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