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黎明”会不会“像雷鸣般从中国闪出越过海湾”呈现，只要有鉴别力，就确实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许多。第一，也许最初和最明显的经验是，在经济贫穷的地方有效利用市场体系而不丧失对经济发展和消除大面积贫困的政治承诺被证明是可能的。被极度的贫困困扰的印度人民经常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怀疑是正确的，他们确实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在消除印度的贫困上作用有限——如果自由化伴随着对其他社会进步条件的持续忽视的话。但是中国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适当的辅助手段下，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大大有助于大众脱离贫困，改善生活条件。赞赏中国数十年来其他成就的人不能对这一相当重要的信息熟视无睹。
第二，中国的经历也说明了扩展社会机会的两个重要基础间的互补作用，即(1)支持性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对于像教育、健康保健、社会保障和土地改革等领域的干预，(2)市场机制——贸易和生产活动的有效基石。我们讨论过改革前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如何帮助中国在改革后保持和促进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社会机会。
第三，中国的实践的观点
使它有别于涌向市场经济的其他努力。中国利用市场机制为社会和经济机会创造额外途径，而从未打算依靠市场本身作为独立的社会替代体制。没有令人屏息的使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努力，也没有放弃管理权；取而代之的是集中精力为民营资本开发新机会，同时改革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方法。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努力不能不威胁到很大一部分现存的劳动力，使他们深深感到不安全，但是中国的改革建立在更积极的改革公共部门与扩展私有企业相结合的基础上。实践，使中国成功地体验了中国特色。印度要多学学中国设计者们非纯粹的实用主义。
第四，中国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追求经济增长和维持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城市的社会保障建立在有保证的就业和企业的持续社会责任基础上。在实行农村改革时(建立在新的强调“家庭责任制”的基础上),土地仍是集体所有，农村里的每个成年人无论男女都被授予一定数目的可耕地。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措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出现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极度的贫困。这种集体所有和个体使用相结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征。
第五，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得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贫困上，比扩展公共设施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服务)和依靠这些服务的社会机会上更成功。
向中国学习需要的不是分段式的仿效，也不是全盘照搬。通过对中国不同时期的政策与相应的成就间的联系进行因果分析可以学到很多经验。印度要有鉴别地向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