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叫马克·彭德格拉斯特的人，把可口可乐公司和它的企业文化撰写成了一部书，叫做《上帝国家可口可乐》(For Cod C ountry&Coco - cola)。在书中，作者把可口可乐提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它成为了一个象征。有什么理由可以将一个企业的名字与“上帝”、“国家”这样的神圣的词并列在一起？是它有足够长的历史还是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不管人们怎样看，可口可乐显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大众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替代的象征。
在整本书中，忠诚、险恶、友谊、欺骗、真理等等迷云蕴涵其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位位个性极其鲜明并代表着一个个时代的人物：发明家潘泊顿，独裁者坎德勒，智者伍德罗夫，等等。这些关键人物伴又随着可口可乐发展和成长的历史，同时也经历了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成长发展史：镀金时代，革新时代，爵士时代，二战时代，电视时代，激进时代，冷战时代……
作为一个几乎与美国历史一起发展的品牌，可口可乐同样也折射和反映着民主、独立、勾结、侵略、罪恶的因子，只是它更隐蔽，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
众所周知，美国各州政府、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实际上是一些大财团和大资本家利益代言人，即所谓的“富人俱乐部”。从可口可乐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二战”这样一个艰难的日子里，可口可乐和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战争物资运输极其紧张的时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仍然没有忘记命令将武器弹药和可口可乐一并运往前线。“马歇尔计划”也并不是荫庇他国，而是政府借机为可口可乐这样的美国企业做强有力的宣传。作为交易，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伍德罗夫曾经轻松地把自己的“死党”艾森豪威尔推上总统的宝座。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家的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伍德罗夫手中。而美国后来的历任总统如肯尼迪、约翰逊、卡特等人则与可口可乐公司及其董事长伍德罗夫、奥斯汀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他们的竞选资金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可口可乐公司出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资本主义政府和政治更迭史实际上都是大企业、大资本家们为寻找其利益代言人的历史，而总统们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往往都是和类似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利益勾结起来，达到“完美与和谐的统一”。
在这样的历史中，可口可乐从最初的出自江湖医生的含可卡因的兴奋剂饮料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跨国公司，经历了很多比印度“杀虫剂”危机还要严重的危机，走到现在依然充满活力，如果仅仅将这归结为企业危机公关手段高超的话，视野可能就太狭窄了。有时人们会想，如果目前国内流行的饮料也能够有这样长的历史，经历无数的危机和风波，是否也会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呢？或许我们的历史太过久长，或许我们早就有可以形塑文化的饮料——茶，只是它没有形成类似“可口可乐”这样的品牌。
可口可乐公司的执行官曾直言不讳地说可口可乐是“资本主义的精髓”。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史既是美国民众追求独立与民主的历程，同时更是一部权钱交易，充满欺诈、战争和侵略的历史。无疑，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者，可口可乐在美国的扩张过程中充当着文化先行者和侵蚀者的角色。
“二战”后，美国极力吹捧资本主义，可口可乐则在美国“胡萝卜十大棒”政策的掩护下，悄然进行着文化的扩张侵略。可口可乐每打进一个国家，第一步就是要找一个有经济实力、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做装瓶商。伴随着美国历任总统的各种努力并配合美国的强势外交，可口可乐公司所向披靡，从最开始的法国、日本等国家后，又迅速进入了葡萄牙、埃及、也门、苏丹、前苏联和中国等国市场。当然，可乐文化的侵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刚开始进入这些国家时，都相应遭到了抵制。
1949到1950两年间，法国人担心本民族的文化很快会被美国同化，曾经将可口可乐作为一种改变下一代人的消费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产品来进行抵制。在很多民族主义者看来，可口可乐的商标和文化是美国人骗钱行为的最恰当、最显著的标志。
印度就一直是可口可乐心中隐约的痛。1977年遭印度政府驱逐出境的“礼遇”，可口可乐公司并不甘心就此退出；16年后，于1993年10月重新登陆印度之后，却一直麻烦不断。
2003年印度的“科学与环境中心”首次公开调查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大公司在印度生产销售的部分软饮料中杀虫剂含量超标；同年，印度卫生部门警告该国民众，可口可乐含污染成分，切忌饮用；同年12月26日，印度当地法官判可口可乐败诉，原因是在当地滥采用地下水，甚至还发生了当地农村妇女在企业大门口抗议。
“可口可乐饮料中可能含有杀虫剂”的说法在印度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传闻一起，在全球最具市场潜力国家之一的印度，可口可乐的销量就像开了瓶的可乐一样泄了气。
事件发端于印度新德里的独立组织——科学和环境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报告称，实验显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饮料中含有的农药残留物数量是欧洲最高容许值的大约40倍。随后，印度议会停止供应这两种饮料。在印度北部城市阿拉哈巴德，一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甚至摔碎可乐饮料瓶，毁坏可口可乐分销商的财物。
事件的突发性是始料不及的。可口可乐公司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甚至还破天荒地与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公司组织起来联合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驳斥环保组织的说法。接下来，可口可乐公司迅速进行政府公关，并请印度卫生部长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在新德里对国会申诉，印度两家政府实验室检测的可口可乐12种品牌饮料全部符合目前该国政府有关瓶装水的安全标准，均可放心饮用。
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努力下，“杀虫剂”事件最终得以平息。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信任危机事件。但如果把它放在该公司100多年来被抵制、被控诉、被驱逐的历史中来看，简直就是沧海一粟。
然而，2004年2月17日当地妇女组织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向跨国公司诉讼，当地政府函令可口可乐厂关闭；2006年，印度再度爆发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有毒”事件，印度最高法院下令要求百事和可口可乐公司公布它们秘方。对于可口可乐来说，公布保密了120年的商业秘方能意味着什么，显然谁都知道。
印度的做法可能过于苛刻甚至得理不饶人。不过可口可乐的做法也让印度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将商业行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他们自己不出面解决，却抬出了美国政府。负责国际贸易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文表示，“此类行动对印度经济而言是一种倒退”。显然，施加这种政治压力只能使可口可乐更不受印度公众“待见”。
政府向印度方面施加压力。双方再次发生强硬对抗。以往，可口可乐在其他国家遇到问题总能迎刃而解，类似的“有毒”事件发生在日本、韩国等地时，他们会运用市场行为解决，在最短的时间做出回应，产品召回并且消除影响。
可口可乐在其他国家游刃有余，却始终难以攻克印度市场，这和他们的公关、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可口可乐的30条重要成功经验有这样的几条：别触犯法律、全球性战略、地区性战术、坚持长远利益、随机应变、耐心而执著。在印度30年的时间里，可口可乐对印度市场相当执著，但在随机应变和地区性战术方面，为什么在印度30年的时间里却得不到认同，可口可乐是不是需要反思呢？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抵制，但是可口可乐仍然在全球不断扩张着它的市场版图。作为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企业，它的运作细节或许更值得我们仔细体会，因为正是这些高效的经营手段支撑着可口可乐走过了这么多年。或许这能给那些苦心经营的中国企业家们带来更多的启示。也许简单地模仿这些做法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愚蠢的，但是它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启发我们：如何让一种饮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一种历史和一个文化象征。
作为资本主义的缩影，一面可以将可口可乐推向全世界，因为有政府的特殊关照与宣传；另一面当政治危机袭来之时，可口可乐又被迫遭到牵连，成为众矢之的。有意思的是，作为美国的象征，如今不只再是可口可乐一家，麦当劳也“荣幸”地并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