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的想象中，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医生（Dr. David Livingstone）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探险家，因为许多人认为他在非洲最暗无天日的地方失踪了好几年。
1841年，利文斯通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非洲，并下定决心要探索这片大陆。1853年，利文斯通致信另一位传教士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他在信中说道，“我要开辟出通往腹地的道路，否则就选择死亡”。利文斯通开始远征赞比西河，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处瀑布奇观，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利文斯通随后成为了民族英雄，所写的书也十分畅销。1866年，他开始了最后一次远征，以此希望找到尼罗河的源头。随后两年，利文斯通与外界失去联络，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位受欢迎的探险家的任何消息。
小詹姆斯·戈登·本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是《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编辑（19世纪末，人们会使用戈登·本纳特的名字来婉转表示“竟有这种事”）。一日，他突发奇想，要派遣一支由其报社记者组成的队伍去搜寻利文斯通。出生于威尔士的美国人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得到了这份工作。亨利·莫顿·史丹利曾在威尔士的圣阿萨夫救济院（St Asaph workhouse）生活过一段时间。史丹利在其著作《我如何在中非找到利文斯通的》（How I Found Livingstone in Central Africa）中回忆道，本纳特告诉他“可以随意取款，只要能够在非洲找到利文斯通就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说史丹利的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选题最好、写得最差”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史丹利讲述了两年之后的1871年，他在坦噶尼喀湖岸边的乌吉吉（Ujiji）小镇找到了利文斯通，当时大约为10月23日（无法确定具体日期）。
史丹利说：“我慢慢朝他走去，然后注意到他脸色苍白，神色疲惫憔悴。”他脱下帽子，然后（有可能）说：“我想，你是利文斯通医生？”艾伦·盖洛普（Alan Gallop）在《我想，你是史丹利先生？》（Mr Stanley, I Presume?）中说道，两人遇见之后，《纽约先驱报》很快就进行了报道，并刊载了这句很出名的话。但是，艾伦·盖洛普补充说，一些历史学家怀疑史丹利没有说过这句话，因为史丹利日记本里的相关记录丢失了，而利文斯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是的。”利文斯通一边轻轻摘下帽子，一边亲切地回答道。史丹利接着说：“感谢上帝，医生，我受委托特意来找你。”利文斯通说：“很高兴能在这里迎接你的到来。”史丹利证实利文斯通“并没有迷路，只是在进行一次非常全面翔实的探险”。他随后告诉我们，“二人又交谈起来，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具体的谈话内容”。（我现在开始明白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意思了。）
D.罗伯特（D. Robert）在其所贡献的《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的一个词条中写道，“二人一起向北，来到了坦噶尼喀湖的尽头，从而证实了坦噶尼喀湖在北边没有出水口”，并说“二人于1872年3月14日在塔波拉（Tabora）一条大篷车必经的路上分开”。尽管史丹利说利文斯通回国去了，罗伯特则认为这位探险家仍然“继续着探险”。不幸的是，当史丹利回到英国，告诉大家他找到了利文斯通医生的消息后，大家都嘲笑他，认为他是痴人说梦。利文斯通未能回国，1874年，他死于如今的赞比亚。
史丹利并未灰心丧气。根据《走进非洲》（Into Africa）一书的作者马丁·杜加尔德（Martin Dugard）的说法，史戈登·本纳特“开始了《纽约先驱报》赞助的第二次非洲远征”，以寻找塞缪尔·怀特·贝克爵士（Samuel White Baker）—尽管“贝克没有走失，而且并不需要人们的解救”—史丹利以此为契机，继续自己寻找探险家的新的职业生涯。1887年，史丹利进行了第三次远征，这一次是为了到苏丹营救埃明·帕夏（Emin Pasha）。
《牛津美国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说，尽管史丹利是“一名美国公民……1899年，他加入英国国籍，并获封爵士”—这有可能是为了表彰其在寻找失踪探险家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对一个曾在救济院生活的男孩来说，这也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