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北京说，旧时京城地界的火神庙，遍布区、县、乡、镇，多至十七处。我想这可能由于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大量使用易燃的木材、席箔、油麻、老漆之故，防火能力极为薄弱，稍一不慎，就会酿成火灾。旧时，京城水系不发达，远水不解近渴，连紫禁城里都不得不在各处宫殿的前院里，设置硕大的储水铜缸，以便不时之需。而老百姓居住的狭窄胡同，有的连车轿都难通行，一旦发生火警，根本驰救不及，只好任火势蔓延，烧光为止。
火神庙
所以，中国人才不得不求神拜佛，祈福祛灾，保佑平安。对住户来讲，防火胜于防盗，盗只光顾财物，火则毁灭一切。于是，北京人对火神便格外敬畏有加，拜祭这位红脸神仙的庙，也就多了起来。
火，对于人类来讲，功效非凡。要是一直茹毛饮血的话。也许至今与其他动物无甚区别。自从原始人掌握了火种以后，便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走上了进化发展的道路。所以在西方神话中，把火种的取得，归功于一位叫普罗米修斯的神，他甘愿忍受重罚，忍受秃鹫的啄食，把巨石推到山上去，也要把火偷到人世间来。在中国古代传说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虽然并未因此而犯了什么天条，受到处分，但也好像没有什么纪念他的节日，凭吊他的庙宇之类。说来令人不平，纪念屈原，还年年端午要裹粽子，而对用来煮熟粽子的火的发明者，却无任何表示。
其实，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为炎黄子孙能够屹立在地球上，存活下去，发展起来，作出多大的贡献啊！要不是有巢氏给我们改善了居住条件，说不定我们会像那头盖骨失踪的北京猿人一样，至今还在周口店的洞穴里安营扎寨呢！
然而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却怀着怖畏之心，向那红面孔的火神爷顶礼膜拜。这很可以了解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性格。燧人氏的火，不过烧饭煮菜，而火神爷的火，却是要烧掉有巢氏的房子的。所以谁厉害，就拍谁的马屁，就对谁磕头如捣蒜，就对谁山呼万岁。
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在后门桥，也就是现在的鼓楼南大街，盖了一座北京最堂皇、最气派的火神庙。我想这是他借以显示统治威权的举措。他很擅于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有让你感到震慑，感到畏惧，像感到火神爷那样烧得让你战栗似的恐怖，才能在精神上制服得老百姓不敢造反。火神的威吓，符合帝王统治术的需要。永乐也正是用滥杀无辜，大开杀戒的镇压手段，御临天下的。由于明代的这位帝王，崇拜火神，提倡火神，包括他夺取他侄子的天下，也是打到南京，一把火把惠文帝烧得不知下落。在他的带头作用下，这座沿后门河，滨什刹海的王灵官庙，一时间，香火颇盛。
明代文人袁中道，有一首《过火神庙》诗，写的就是这座庙宇，时适仲春的旖旎风光。
作客寻春易，
游燕遇水难。
石桥深树里，
谁信在长安？
来自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是反潮流的文人，求官赶考在首善之地，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和干旱。忽然，有一天，能在后门桥附近发现一片难得的绿水，水中的莲荷，点水的蜻蜓，浓密的垂柳，啁啾的鸟语，自然心旷神怡，随即赋诗一首，将这美好的印象定格下来。
这首诗的题目虽然名为《过火神庙》，但是他对那庙里供奉的王灵官，为永乐所封的火神，未加渲染，看来此公对这位红脸神仙，大概不感兴趣。袁中道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具有叛逆意识的文人，我想他没准认为，取火的燧人氏不被虔诚敬仰，而放火的王灵官却受到优渥待遇，有点不以为然吧？
就在袁中道逛过这座火神庙后不久，一场大火，将整个庙宇烧成废墟。明朝万历年间，发生在地安门外的这场火灾，实在极具讽刺意味。火神爷烧了自己的庙，竟成为一时间里京师百姓饭后茶余的笑谈。
其实，在觅地建庙之初，当然不是火神爷自己，而是工部衙门的官员，具体操作的人员，确实考虑到火神庙万一着火的难堪，就物色这块有湖有河的风水宝地。谁知明清两代城市的消防设备，只是那种利用唧筒原理，靠人力抽压将水喷送出去的，人们称之为“水龙”的器械。第一，射程有限；第二，高度不够；第三，就像那句成语——“杯水车薪”所说，这种救火工具，对于烧得稍为炽烈一点的火灾，根本无能为力。尽管火神庙就在后海旁边，也只能眼看着它烧成灰烬。
王灵官都救不了自己，还能指望他佑庇这一方土地吗？
火神庙烧毁，只是区区一座庙宇而已，而相隔三百年后，发生在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的英法联军，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的火烧圆明园，以及这一年的六月十三日起，义和团的疯狂纵火，才是北京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破坏最严重、后患最沉重的特大火灾。
火神爷算老几，要真是放起火来，还是人比神仙厉害。到了这种时刻，恐怕连火神爷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不得不退避三舍，到底还是番邦的鬼子厉害，到底还是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头裹红巾，刀枪不入的农民兄弟厉害，生把北京城陷于一劫不复的火海当中。
从史料中摘抄出来的这些场景，真令人惊心动魄啊！
“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夷人至海淀，即招集畿辅亡赖，纵之大掠，遂至挂甲屯诸处。园闭，夷以巨炮击坏之而入，尽取其金宝以去。”（同前）
“夷人二百余名，并土匪不计其数，同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走。”（九月初三日守园官奏折）
“八月二十四日，闻夷人已退，乘车回园寓一顾，则寓中门窗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弃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旁。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旁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鲍源深《补竹轩文集》）
“二十七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金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聚众抢掠。”（《夷务始末》）
“谕，现在洋人已退至黑寺，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清实录》）
外国人烧了抢了以后，中国人也跟着又烧又抢，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北京建城以来，从来没有遭过这么可怕的劫难。
“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庚子记事》）
“火宣武门内教堂，又连烧他处教堂及教民宅无算，京师大震。”（《庚子传信录》）
“拳匪即扑交民巷，至晚，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是日，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熄。”（《西巡回銮始末记》）
“忽见东北方又有烟焰上腾，彼拳匪今已至弃置之洋房。此等洋房，乃属于税关、教会及洋人者，彼等见无人拦阻，遂纵火抢劫，延烧甚广，火头共有十多处之多。其光灼天，逐渐烧成一片，约有半里之长，势愈凶猛。”（《庚子使馆被围记》）
“二十日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蔽日，作淡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二十一日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又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庚子拳变记日要录》）——
……
人类历史，是一个由野蛮向文明逐渐过渡的过程。这其间，火的使用起到很大作用。但是，火给人类带来福祉、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灾难，带来不幸。虽然野蛮渐渐少下去，文明渐渐多起来，是个总趋势，但也保不齐，野蛮又猖獗起来，实行灭绝文明的大倒退。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短暂的或相当长时期的野蛮占主导地位的回潮，也是屡见不鲜的。
所有那些反文明的凶神恶煞，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耍起野蛮来，也学这一条，当火神爷。一个“烧”字，统统化为灰烬。项羽一看刘邦占了上风，就本着你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得到的同归于尽的野蛮心理，一把火把阿房宫烧了个精光。由此开始，汉末的董卓，毁灭洛阳，用火；六朝的侯景，焦土建康，用火；唐末的黄巢，想在地图上抹掉长安这座城市时，也是用火。
秦始皇焚书，当然也用火，至少他还有一份理智，医学农林的书他还是不烧的。项羽把阿房宫烧得瓦砾不存，但长安都城无恙。而到了董卓、侯景、黄巢之辈，同样是放火，文化层次愈低，野蛮本性愈甚者，也烧得愈无选择，悉皆付之一炬。再想想十年浩劫期间，那些勇敢的其实更是无知的“革命”者，以除“四旧”的名义，所抄没的，所毁坏的，所烧掉的，所糟蹋的一切，其实与火神烧了自己的庙一样，这种时代逆流，便成为历史上的肮脏记忆。
这大概是普罗米修斯，或者燧人氏绝想不到的负面作用，当他们二位看到自己盗来或取来的火，竟还有这样可怕的功能，说不定也会生出一丝悔意吧？
说到底，人类自身的邪恶之火，是更要加以防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