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一位钓鱼老人讲过鱼上钩的过程。鱼其实是很聪明的动物，当钓鱼者将带钩的鱼饵抛入水中的时候，很多鱼都会发觉鱼饵中隐藏着危险，有的围着鱼饵绕来绕去，有的用嘴轻轻地触动鱼饵，有的躲在一边观望。总之，鱼都提高了警惕。然而，鱼是贪心的，它的警惕性不久就被贪欲替代，于是扑向鱼饵，悲剧也就发生了。
我想，假如鱼有灵性和思想的话，它上钩后一定会很后悔的，它也许会这样想，只因贪吃那一口，由此而搭上了性命，实在不值得呀！只可惜，后悔是没有用的。事实上，千条万条上钩鱼的后悔，不但没有使自身命运发生改变，而且对其它的鱼并未产生应有的警示作用。你看那钓鱼者，钓着一条鱼后，然后就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上钩者不绝如缕，源源不断。从这一点来讲，鱼是最愚蠢的动物了。
从鱼上钩想到贪官落马。眼下，我们经常在报刊上读到贪官被某些大款拉下水的报道，从报道中不难看出，贪官与大款们拉拉扯扯，称兄道弟就是看中了他们兜里的钱，而大款对领导的“爱戴”，图的是对方手中的权。事实上，大款们不是把贪官看做官的，而是看做“鱼”，他们送东西、送钱，只是鱼饵而已，目的只有一个：钓住贪官这条鱼，为自己服务。其中的道理就同1+1=2这样简单。表面上看是送礼、送钱或提供服务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实际上只是饵的花色品种不同罢了，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钱权交易，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么贪官会不会认清这层关系呢？我觉得，贪官不是傻瓜，贪官决不会认为大款是观世音菩萨，送东西、送钱那是善心之举，贪官也会知道拿人钱财须为人家办事的道理，而其中很多事情是违章违法的，也就是说，贪官是明明知道自己是要被别人“钓”的，而甘心情愿地去咬钩。而对于某些大款来说，嗜财如命，凭什么要大把大把的票子送给你，还不是变相买你手中的权，以小投资换来大回报，你接受了人家的钱财，就等于买卖成交，两者就被金钱链在了一起了，大家表面上称兄道弟，亲如一家，但谁都心里明白，这感情是伪感情，这亲热是伪亲热，这密切是伪密切，是小人之交。贪官胡长清化作一股青烟永远地走了。古语说小人之交甘若饴。那个曾多次向胡长清行贿的周雪华讲出他的行贿心态：“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皆责鱼，我则钓之。”我想，周雪华虽不是什么好鸟，但这首打油诗却道出了实情，行贿者与贪官的关系就是钓者与游鱼的关系。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周雪华在认识胡长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25次向胡长清行贿人民币共144万元，港币85万元，其它物品价值65万元，周雪华为了钓住胡长清这条大鱼，对他几乎月月有“供奉”，而且花样不断翻新，一开始胡长清有些害怕，到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来者不拒。周雪华出钱请胡长清到澳门游玩，找来一个三陪女以“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作女秘书”为由献给胡长清**，连**光盘都准备齐全，看来周雪华在钓术上确实是颇费心思的。其实向胡长清行贿的不仅仅是周雪华。据查，胡长清收受了17个人的贿赂，其中15人是大款。
有道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胡长清上钩，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贪心，正如周华雪所说的：“游鱼贪心”。贪使胡长清上了钩。在金钱和美女的侍奉下，要胡长清打电话他就打电话，要他批条子他就批条子，有时高兴了，甚至会主动问对方：“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一个副省长，变成了任人驱使的狗，真令人齿冷。胡长清在法庭的最后陈述，反省自己犯罪时说：其中首先勾引我的李××，他以关心我的生活寂寞为名，给我送来了大彩电。可见他明知对方是钓者，自己偏要上钓，也就是说，他明知饵有钩，偏将饵吞下。从表面上看，垂钓悲剧的发生是由于贪官的贪心所致，但实质是特权所致，假如贪官没有特权，假如权力人物受到广泛而严格的监督，垂钓者则无机可乘。
大款钓贪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弊端，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造成腐败。胡长清曾向大款们说：“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条子，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地赚。”胡长清的话并非吹牛，而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看来，要防止大款钓贪官现象的发生，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淡化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权力对大款失去魅力，大款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寻找官员支持，而官员也免于被钓的危险。
（原载2001年第8期《湖北经济·黄鹤楼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