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经过反复训练可以使其跳跃的高度保持一个恒数，就是说，跳蚤每一次跳跃，都保持大体相同的高度。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跳蚤现象。
由跳蚤现象想到杂文写作。我曾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杂文与跳蚤》，觉得言之成理。在没有盖的器皿内，几只跳蚤一起蹦跳着，每一只每次都跳同样的高度，你绝不用担心它们会跳出器皿，跳到你的身上，你可能会惊奇：为什么跳蚤会把蹦跳的高度控制得如此一致呢？这是训练的结果。跳蚤的训练场地是一个器皿，上面盖了一块玻璃。开始，这些跳蚤都拼命地想跳出器皿，结果总是撞到玻璃上。这样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保持同样的跳起高度。即使拿走玻璃盖板，它们也不会跳出去，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经使跳蚤形成了条件反射。作者接着说，杂文家颇像受过训练的跳蚤，器皿上的玻璃盖便是报刊出版社，是把关编辑，而选择器皿的大小和在上面放置玻璃盖的便是有关部门。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杂文是一种思想较为直白的文章，如果把杂文比做毛，那么媒体就是皮，杂文这个毛需要附在媒体这张皮上。杂文要附在媒体这张皮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曾在北京一家报纸当过副刊编辑，以我的感受，一篇杂文见报至少经过四个环节：第一，把关编辑认可；第二，部门领导签字；第三，编辑会议讨论通过；第四，负责在报纸大样上签字的值班总编定稿。一篇杂文，都可能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被卡住。因此，一般来讲，杂文家要达到我笔写我心的境界是很难的，或者说根本达不到。因为杂文家无论你思想多么解放，观念多么趋新，认识多么深刻，必须得到媒体认可，如果媒体不买账，你以为你写得如何如何好，怎样怎样妙，那都是“自我感觉良好”，是没用的。因此，写杂文的人下笔如有绳就不难让人理解了。现在大多媒体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能因文惹事生非。因此，杂文家在写杂文时在其尖锐性、直白性上就得有所考虑，不能只为写作着想，而是要多为媒体着想，否则你可能写了也白搭，你总不能逼着人家媒体刊载你的文章吧，而杂文写出来没有地方发表，这不是费力不得好吗？和没写一样。
我觉得，杂文作者的无奈反映了社会思想解放上的欠缺。现在上上下下都提倡和宣传解放思想，我们的社会思想到底解放到什么程度？我想，我们的社会对杂文的容纳程度可算得上思想解放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在一些地方，杂文稍一尖锐、稍一出新、稍一具体就被封杀，说明我们离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相差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某一些地方，思想解放只停留在口号上，在思想上“左”的影响远远没有消除。前一段时间，一位杂文作家提出了体制外思维之说，大意是指独立而自由的精神活动，这里的体制不只是国体、政体和企事业之体，而泛指一切时者、势者、盛者和强者。而有人却刊文斥责：说他所谓的体制外思维就是站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国民党蒋家王朝政权及其所谓“三民主义”之外，或其对立面的思维，是一种所谓的“超政治”、“超党派”的独立自由“思维”和“思考”，其潜台词是：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必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不站在共产党员一边，必然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超政治、超党派是不存在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如同“文革”时的大字报。这是“文革”结束二十多年出现的论调，真令人“开眼”。
看来，杂文家们下笔如有绳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而杂文被一些人认为是不祥之物，正说明我们的思想解放工作任重而道远，杂文能否兴旺不仅在于杂文作者，而且与社会密切相关，从某一种意义上讲，杂文家只是一只跳蚤而已，决不能忘乎所以，不知自己是谁。
（原载2000年第12期《企业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