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1608—1647） 明末清初诗人、散文家，松江华亭人。他与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他在文学上具有多方面的杰出成就。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无声息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它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灯忽明忽暗地在摇晃，还透着丝丝凉意。
船上手镣脚铐、坐卧不便的一个人，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清兵还是面色怛怵，如坐针毡，唯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并没把这位遐迩闻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在一部中国史上，皇帝通常用国家的名义，收拾他们不喜欢的文人。即使统治者不抓、不关、不杀、不砍舞文弄墨的这一干人众，也绝不会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诗人和作家。这两者之间，既是水和油的关系，也是水和火的关系，你知识分子这层浮在水面上的油，早晚会被波浪冲刷掉。你知识分子的这把火烧得再旺，也经不起消防队那水龙头喷出来的水。
然而也怪，中国文人对于皇帝，也许敢大不敬，但对于以这个皇帝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地忠诚不贰，有时候会将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生命，与那个其实也并不喜欢的国家共存亡，与那个其实更加不喜欢的皇帝同生死。朱由检与陈子龙相隔十万八千里，他在北京煤山上吊以后，远在江苏松江的陈子龙，竟因不能以死殉主而抱憾，随后，就凭这一股爱国意气，为死了的崇祯，为崇祯以后的南明王朝几个更不成样子的皇帝，组织抗清活动，最后以身殉国。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中国文人这种对于国家的苦恋，是从屈原开始的，楚怀王早就将他出局了，很讨厌他，很嫌弃他。试问：你还有必要为其统治的这个国家忧心忡忡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更没有追随者，来改变这种局面的话，你完全用不着跳进汨罗江。回家继续做你的诗人，写你的楚辞，对于中国文学说不定贡献会更大些。
皇帝总会有的，任何一个王八蛋，只要幸运，都会做得像模像样，但诗人、但作家，却不是随便拉一个人就能顶数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同县夏允彝，齐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随后与夏允彝父子一起，发动抗清战争，不幸被捕，死于非命。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如果他不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他会是一位享有盛名隆誉的大家。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朝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他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的《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冠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诗人，是如何仰慕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子龙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朝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因为明诗历经“前七子”、“后七子”、“末七子”的诸多反复，从复古泥古到求新失真，路越走越狭，诗越写越衰。陈卧子是个富有革新精神的诗人、词家，敢作敢为，敢冒险，敢承担，为文如此，为人亦如此。所谓“枇杷晚翠”，就是对他以自己的作品，重振诗坛雄风的努力，持非常肯定的态度。所以，后来的清朝诗人都尊崇他为“明诗殿军”。
一首《渡易水》，读出来他的慷慨、悲壮，也读出来他最终会像古人荆轲一样，为其君、为其国，去战斗、去赴死的命运。
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
陈子龙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写得相当的女性化，同时又不失男子气。如果知道他心仪的那位女人，除漂亮外，还有一份刚烈，对他笔下文字，便更可理解了。尤其，明亡以后，他的词作，更是哀艳凄恻，杜鹃泣血，回肠**气，悲悯难咽。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清明感旧》）
据考证，这阙《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阙《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大约作于1674年的春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采、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已地流露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咏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淡日滚残花影下，软风轻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词中的女主角应该是被郁达夫誉为“秦淮八艳之冠”的柳如是。
至于她与陈卧子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结成连理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同居，更加有声有色。无论如何，牧斋先生是一个足可以当她父亲的糟老头子呀！学问大，可以当老师，但不一定要结连理；同样，诗文好，可以相唱和，但未必值得死去活来地爱，除非这个女孩子有恋父情结。我甚至臆想，若如此，陈子龙被捕以后，用船押往南京，在船舱里与他绑坐在一起的必是柳如是。她做得出，也做得到，她会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与他同生共死。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从钱谦益死后她的壮烈行为，可以断定她必这样做。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又缠绵于情爱，又绝对顾大局的奇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这位革命家，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尽管这是一个并不值得身殉的皇帝，一个并不值得死节的山河，有什么办法呢？多情的中国人，也包括这位美女子，对被这个皇帝搞得一塌糊涂、败到支离破碎的国家，无论如何，那是生养他们的土地，实在是割舍不掉的呀！1644年，崇祯上吊，消息传来，时已下嫁钱谦益的她，就拉着他赴水死殉故主的，结果钱谦益试试了水，说一声好冷，犹豫了，她却“扑通”跳进湖里。如果更早一些，她与陈子龙走到了一起，能不陪他一起上法场吗？
中国历史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我行我素者，却是很少的。据清朝顾苓《河东君传》、清朝王法《虞山竹枝词》，明亡之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不仅她自己这样想，大家也都这样看，那确是一对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她说，我要让他抬着轿子来娶我。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也只有像她这样已成为公众人物的，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发出如此高分贝的声音。而且，更令人或侧目而视，或刮目相看，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大不韪，她情不自禁地跑到松江去，自媒于陈子龙。她说，这等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这等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这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我不嫁他，还能嫁谁？剖肝析胆，掬诚相示，以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三刻与这位磊落潇洒、闻名遐迩的陈卧子，结成夫妻。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简直是挑战的、主动的、大胆到不顾体面的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朝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辩诬，故不赘述。
老实说，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君子固多，小人也不少。假正经、假道学，便是特别招人讨厌的一族。嫉妒别人有，笑话别人无；自己做不来，不让别人做；反正得不着，别人也休想；挑错卖乖，拒绝排斥；一脸正经，满腹鬼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迂腐之言，编排之说，我们谁都碰到过的。所以就得按照俄罗斯的一句古老的谚语行事，当哥萨克的马队行进的时候，会在意村子里的几条狗的叫声吗？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具文采、具真情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从她在名刺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作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自己的那双“盼刀眼”。按《麻衣胡书》的说法，生有此种带有杀气的眼睛，其结局不是被人杀，就是在杀别人时死。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大文章，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才子们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已是毫无意义的闲篇。可是，四百多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中国的这个明朝，尽管他为他的中国痛心、他为他的明朝悲哀，但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这种人格上的完整，绝对是值得尊敬的。
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易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关在船舱里，沿着苏宁之间的塘河，被押往南京。还得多少时辰？快船沿着塘河，悄悄行进，押解者知道，被押者也知道，那时的江南，还不完全是清王朝绝对统治的安全地带。而押解者也了解到，这帮反叛，不甘束手就擒。陈子龙也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夜色渐渐地重起来，雾气渐渐地浓起来，舱里迷漫的潮气，使他视线模糊，无法判断这艘快船此刻在什么位段？
清朝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
清朝叶梦珠著有《阅世编》，这个民间文本，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试想，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竟然袖手旁观；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竟会坐视不救，与理与情，与这个年轻人后来所表示的凛然大节，也绝不会听任陈子龙去送死。
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之百地可信吗？我是不大相信的。
就以当下而言，大家都还健在，大家都还活得好好的，大家的记性还没有完全丧失，就有人伪造自己的辉煌。以今鉴古，便知《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地写出来。
话说回来，诚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如果不怕亵渎先贤的话，这两位殉国者死得太早太快，来不及写什么捞什么来光大自己，没能骗到大把版税和稿费，真替他们感到遗憾呢！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尽管，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到60年代的“文革”，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的“漏网右派”，非要扎进这个堆里求“光荣”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而笑，心想，装什么孙子呀？
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谁不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时刻准备着撅腚挨打，一副可怜相呢！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作为中国人，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按各自的可能，走各自的路。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1689）、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跌宕起伏的时代，出奇伟磊落的作家；平庸乏味的时代，出无病呻吟的作家；那么，堕落下流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专写脐下三寸的裤裆文学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逸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黏不住坐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文字。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唯一的例外，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朝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青楼纵**、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吗？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泡小姐、耽溺歌场舞榭、言必“性”字当头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吗？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蓖，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年间，仍有一部《红楼梦》在；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时期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朝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必然会在塘河某处河汉的苇**里，凝视黑暗的远方，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在狱中与其岳父有一席谈话：“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诚，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因为，无论陈子龙，还是夏完淳，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了。“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镣脚铐，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他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被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民族英雄，作为风骨铮铮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