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1609—1672） 明末清初诗人，江苏太仓人。他官至国子监祭酒。擅长七言歌行，终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他被合称为“江左三大家”。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名句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自审自谴的忏悔之“苦”。
忏悔，能进行痛苦的自责，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凡是能够进行忏悔的人，那心灵的澄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疆土日蹙，内乱频生，日子很不好过，也曾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的。但是，有些中国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而甚者，更认为他错得正确，已经是这个民族的痼疾。
因为人之对人，只有把别人也当人的情况下，才有平等而言。唯其平等，才有对对方的尊重；唯其尊重，才在伤害了对方以后，痛恨自己的不是，才会生出忏悔的感情。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过：“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样一个“吃人”的社会里，你能指望那个“吃”你的人，会对你生出什么忏悔之心吗？你已经成为他咬啮咀嚼的食物，他有必要朝你说“对不起”或者“I'm sorry”吗？
西人把sorry挂在嘴边，并不意味着他当真地从心底里，有这份sorry之心。但在中国人的口头上，就连这点点表示，说与sorry相似之义的“对不起”，出现频率也是相当之低的。有的人，尤其是有点身份、有点地位、有点权势的人物，哪怕是千真万确的错了，死了的鸭子嘴硬，也不肯向被害者承认自己的不是。而最匪夷所思的，绝大多数错了，他能咬住那极小的一点对，理直气壮地说他正确，无比正确，正确到不能再正确，让大家向他喊“乌拉”！
其实，封建社会中的文人，江山易色，不得不胡服左衽；朝代更迭，不得不薙发蓄辫。为苟安计，不得不与故主拜拜；为活下来，不得不为新朝效力，常常处于改换门庭的两难境地。一部《二十四史》，每一史的结尾部分，都少不了贰臣传之类的章节。但没有一个失节者，能如吴梅村这样痛悔自己，“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因此，“草间苟活，沉吟不断”的他，深知自己的“一钱不值”，所以，“浮生所欠只一死”，诗人终于得到了解脱。
读《五灯会元》，在《昭觉勤禅师法嗣·东山觉禅师》一节中，有这样的话，令我震动：“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
据这个观点，只要顷刻间收起杀人之心，便是佛了。那么，一个做过错事的人，能够忏悔，而且忏悔得很彻底，我想他也就是佛。哪怕不那么彻底，仅仅有一点点悔意，能够认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对，不好，不像话，不够意思。譬如：在“文革”期间，在以前历次运动中，伤害了不应伤害的人，或者，本无意伤害，但事实上却造成了伤害的后果，而在良心上感到些许不安，或者良心上尚无什么不安，只是觉得有些歉疚，觉得有些“对不起”，我想，凭这位先生的这一点点子愧恧，也就接近于成正果，也就接近于佛了。
可惜，迄今为止，立地成佛者找不到一位。所有屁股上不干净的，擦干净的也好，未擦干净的也好，都在那里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连脸都不红一下。因此，能够真正进行的忏悔者，那就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梅村。所以，他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人。
他是一直忏悔到死，甚至死，也在努力赎愆，还精神和感情的债，还道义和良知的债，还故国和故主的债，真是让人好感动。他有一首《贺新郎·病中有感》的词，道出来他的心声：“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将难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拏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究缺？”吴梅村在词中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咎、自责的心情，尽管相隔数个世纪，字里行间，仍能让人体会到愁肠千结的苦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他出身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他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他是极具才华、极富学问，同时又极善科举应试的全才。考中状元者，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作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之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那几年间，他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的盛世况荣。毋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他从23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一是高第入仕，衣绯着紫；二是文章翘楚，领袖群伦。于是在当时江左的文坛上，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并列为“三才子”。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伟业和钱谦益，至少是不相上下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清朝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进一步原谅了他：“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伟业胜于钱谦益，更胜于龚鼎孳，是毫无疑义的。
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谦益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鼎孳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伟业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了。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一是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二是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都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慷慨激昂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便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发声的时候，你可以发声，当他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使他很快进入状态，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据说，他那一番声情并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
知识分子以求自由为己任，自由来了以后，往往得寸进尺，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可皇帝不是慈善家，这只手给你自由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也就准备着收回自由。更何况朱由检是个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着吴梅村从复社被猜疑，张溥被检控，黄道周被贬谪，杨廷麟被外放……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之势，预感到九朝门内，天子脚下，不是他待的地方。本不是斗士的他，干脆当逃兵，撤啦！
于是，他到南京鸡笼山，就国子监司业的那份闲差，虽是冷板凳但离开了京城的险恶漩涡，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生觉。
从他事后一首《送何省斋》五言古诗所写：“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濯足沧浪游，白云养身世。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似乎还有炫耀其觉悟不晚之意，其实，“拔脚”即北京话的“撒丫子”，撇开“风尘”中的并肩战友，单独开溜，好像并不是光彩的事。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应该是崇祯的决策。按朱由检一向对他的器识，会将他留在京城任用的。但在收拾了好几个复社同党后，居然没有对他采取措施，而且另辟出路，使其摆脱困境。我总感觉到，这种独独赐予他的人情味的关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检，对1609年出生的吴梅村，存在着一种同龄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他二十多岁，连捷高中，为明崇祯四年一甲二名进士，立为世人瞩目。这也是刚登基不久的朱由检，对他十分赏识，并加以回护的原因。平心而论，朱由检不是太好的皇帝，但独对他可谓恩重如山。崇祯四年会试，引发起一场科场纠纷，主持考政的周延儒被政敌攻讦，说他左袒吴伟业，还未放榜，就高中首元。沸沸扬扬，不可收拾。幸好年轻皇帝亲自出面，认为他的文章很好，御笔在吴梅村的试卷上批了“正大博雅”四字，定了调子。写后，再给他打气，又补上“足式诡靡”四字，这就等于宣布为“主旋律”作品，哪还了得？这一句“天语褒扬”，反对派再也不敢说一个字。随后，又赐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那简直是倾动江南的一场婚礼。
这无上荣光，他就是在遗嘱《与子璟疏》中，也念念不忘的，“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即周延儒）座主，借吾作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并给假归娶先室程氏”。接下来，宠遇连连。
崇祯九年，崇祯简命他为湖广乡试主考，那时他仅28岁，可见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更高看一眼，被命为东宫讲读，这是要在将来派大用场的儒学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帝临场视学，亲自垂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甚至后来，吴伟业从北京调到南京，崇祯十三年，他所景仰的大名士黄道周被杖系狱，他即派监中生员涂某前往营救。此人到京后上书崇祯，有不敬语，惹下大祸。他在《与子璟疏》中也提到此事：“涂上书触圣怒，严旨责问主使，吾知其必及，既与者七人，而吾得免。”在这起案件中，被追究者皆受处置，但崇祯对他额外关爱，竟将其轻轻放过。
这所有的一切恩遇，是他仕清以后，悔恨万分，椎胸泣血，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孽。在中国人心目中，忘恩负义，为恶中之恶，最被人不齿。而封建社会里的帝王之恩，称之为“天恩”，连“天恩”一掉脸都敢背叛，哪还有什么人味呢？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自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可见时人对他的背主仕清，是尤其憎恶的。朱由检行事峻急，纠刻猜忌，罚重恩薄，少见情义，对他却是优渥有加，关爱备至。这一问，真是问到了他的心痛处。
明亡，朱由检在煤山吊死，消息传到江南，吴梅村也是打算以身殉主的，但一念之差，苟活下来，在南明弘光政权期间，为少詹事，但因马士黄、阮大钺一群王八蛋当道，他自动告退。入清后，近十年一直避难隐居，为明遗民，不仕新朝，以气节为天下士子宗，继其师张溥为复社党魁。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身受前朝之恩，多蒙故主眷顾，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人当中，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朝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于是，便出现清朝刘献庭《广阳杂记》中所记述的场面：“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明亡后，清廷召诱天下之士，同征周廷珑、姚思孝等皆坚执不赴。又有李灏以绝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时肠软，忍志赴召。”清人入关后，武力征服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征服，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不高的异族统治者，无不笼络和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和加强其政权。清政权用征召的办法网罗文士，从多尔衮、多铎起，到福临亲政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
斯时，“江左三才子”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成了“两截人”，吴梅村焉能例外？“两截人”是当时的流行话，系指明朝的官，薙发蓄辫，又来做清朝的官的一班人。
有人认为刘献庭所记轶闻，为杜撰之词，其实谬矣，尽管虎丘会饯时，吴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应召，已成定局之事。因为他既不坚示拒绝，又不尽力隐匿，而且还作秀、作大秀，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因此，某个人打油一首，给这位在大会上出足风头的吴学士开个玩笑，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阁下，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了，你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第一，清廷对这样一个大文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放任不管，任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经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岂能容他成为名节孤贞之士，而万世流芳？虽然，他可以找到100个理由，为自己的变节推卸责任，但是，迟至顺治九年、顺治十年，清当局才将焦距对准他。我认为，很大程度是他个人拼命造势的结果。
明亡十年，吴梅村足迹遍江南，说明也并未闲着，说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将他忘却。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这也是越有名气的大师级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露出那张核桃脸，笑容可掬的缘故。
当年，在崇祯朝的党争中，吴梅村虽然有点虎头蛇尾，“拔脚风尘际”，但政坛之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张溥让他上了这一课，积极的方面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险恶，消极的方面也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权力的**。在握有权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是他大清王朝鼎革之后，终于不愿老死牖下的原因。何况身边有一个密友兼亲家陈之遴，这种“两截人”的样板在，“怎么活不是活？”这也是所有弱者在选择下下策时，给自己的合理解释。
上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不到30岁的吴梅村，是以“联捷会元、鼎甲”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现的，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顺治十年的“虎丘之会”不同了，四十多岁的吴梅村，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这次“和合之局”，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所策划，其目的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精诚团结，不起内讧，使统治者从中渔利。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集会，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难的习性是相悖的，但吴梅村却挺身而出，担纲主演，勇于任事，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因为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他认为是值得一试的。
果然，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马上下征召令，克日进京。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变节的代价，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起来的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和小小学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但他终于决定不当志士，而要当顺民了。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一步很难迈出，因为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长诗《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编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对降清的吴三桂持批判态度，现在却轮到他蹈其覆辙，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嘛？情何以堪？因姻亲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之荐，吴梅村受征入京，官秘书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陈名夏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时为多尔衮手下最得意的红人，而尊为皇父的摄政王，比皇帝更皇帝。这样的政治背景，要说他丝毫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可改弦易辙，效忠新朝，好景不长，那靠山多尔衮就死了。多尔衮被顺治清算以后，陈名夏被宁完我劾，处死。吴梅村一看形势不好，顺治十三年，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嗣后，居家至死，享年63岁。
为大清王朝服务了三年，吴梅村后悔了一辈子。
吴梅村死前说他“心力俱枯”，除病魔缠身外，一是他所说的“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二是他仕清三年，那失节的痛苦，那背恩的谴咎，那至死也不能自谅的“悔”。这内外压力，恐怕是更重要的死因。“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临终诗四首》之一）
可吴梅村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在京三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唯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吴梅村先为大明遗民，颠沛流离，命途多舛；后为大清官员，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再回来为民，头顶上仍是悬着“达利克摩斯之剑”，不定什么时候会掉下来。“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与子璟疏》）这种处于高压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当然也不是吴梅村的个人体验，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代里，谁不是诚惶诚恐，惕息为生？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最低诉求，但实际上，战争、饥饿、天灾、瘟疫、暴政、极权、恐怖活动、宗教压迫……从来也不曾在这个星球上停止过。而对知识分子来讲，真刀真枪固然可怕，精神压迫更是恐惧。不杀你，刀在脖子上来回磨蹭；不打你，鞭在眼睛前一劲儿晃悠。接下来，仍不杀，仍不打，只是让你一块肉一块肉地自己切割自己，再于创口上抹上盐……这都是历代统治者及其爪牙，于不动声色中死整知识分子的高招。所以，在惶悚中挣扎，在悔恨中熬煎，在无所依傍的孤独中饮泣的吴梅村，不死何待？
尽管吴梅村非常忧虑，“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连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与子璟疏》）。但几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已不再苛责这位“草间偷活，沉吟不断”的诗人。“气节”二字，从“耻不食周粟”的那伯夷、叔齐两兄弟开始，就规范了封建社会中的士，与统治者的契约关系。在今天看来，吴梅村这种所谓的“两截人”被人所耻笑，只是在两朝交替的感情激**期间，当时之人们会把“气节”看得较重的。但时过境迁，在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这样的大前提下，“失节说”也就渐渐淡化，渐渐不当一回事。
尤其是吴梅村对身后事的安排，你不能不为他的苦心孤诣，一掬同情之泪。
此时，他女儿已逝，儿子尚幼，他将死后的安排，托付给弟子，其中两项嘱咐，既表示他对故国的悔，也流露他对新朝的恨，不过都不着痕迹罢了。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对一个无助的文人，一个凄凄惶惶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天大的压力下，在无论做什么也无济于事的状况下，还尽其所能地做出一点点有限而有限，可怜而可怜的反抗，你不能不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类似的勇气吗？恐怕不仅仅是惭愧吧？
所以，吴梅村的忏悔，用他的死，最后给自己画上了句号。这是他这样一个大写的人，对自己、对世界、对历史所体现出的负责感情。
我想，《五灯会元》里的那句话：“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应该是对我们大家都有用的。尤其时下那些或老或少，或男或女，伸出一双手，张开一张嘴，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的朋友们，听一听，或许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