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画家陈钰铭和他的抗战题材创作
在去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文艺的成就之后，十分尖锐地批评了文艺作品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严重问题。这引发了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深刻思考：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哪里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我们的人民奉献高质量的大作力作？思来想去，恐怕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静不下心来，耐不住寂寞，经不起**。有人说，文艺界有的时候成了抢钱大战的名利场，这话并不夸张。但追名逐利，可以赢得人民币，却永远不会赢得人民。
但是，在这么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冷静客观评价我们的文艺创作，我要说，虽然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文艺界充满了浮躁和喧嚣，但不论社会怎么变化，不管世象多么纷繁复杂，在我们的队伍中，总是还有那么一批有理想有情怀的作家艺术家不被名缰利锁束缚，不被浮躁的社会所迷惑，他们始终保持着属于自己的一份清醒，运用值得我们钦佩的艺术定力，埋头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打造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作力作。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代表着中国文艺的未来和希望。
近年来，一个名字，在中国艺术界受到特别的关注，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被看作中国美术保持艺术尊严的一种象征。他一向拒绝炒作自己，更拒绝所谓的刻意包装，但他的作品，却被人们口口相传，红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国美术界，他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家之一。他的作品，也同时被称为接近或达到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所要求的具有“高峰”的品格和意义。他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著名画家陈钰铭。
在认识陈钰铭之前，我们首先还是先来认识他的作品。
有这样一件事，在中国美术界被传为美谈。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国家将举办隆重的胜利日庆典。当中国文艺界各个门类都在以不同体裁的作品和方式来纪念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个特别重要的日子的时候，中国美术界摆在最前列的是这样几幅被称为热点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一幅是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的直接表现中国现代史重大转折巨幅美术力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第二幅是以中国人民遭受血腥屠戮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创作的巨幅作品《历史的定格》；第三幅直接表现抗日战争的前线战场，记述淞沪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八百壮士扼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浴血之战，作品题为《血筑长城——四行仓库保卫战》；第四幅是表现一个著名的战斗场面，即以我新四军三师血战刘老庄，最后82位新四军官兵壮烈牺牲为题材创作的《血战刘老庄》。此外，还有表现抗战历史人物的《十大将》，也同样被列入纪念抗战的美术作品人物系列的前列。清一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同样的悲壮雄浑的气势，共同展示和烘托了同一个主题，中华民族的浴血抗战。这样几幅作品，之所以被摆放在中国当代美术家献给抗战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阵容的前列，不仅因为其中有的作品（如纪念“九一八”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定格》）被列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不仅仅因为作品所描述的历史事件特别重大，或者所描绘的人物特别重要，最根本的是艺术作品本身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力作。因为既然作为艺术，它最终毕竟要靠作品本身的表现力说话。可以说，由于作者费尽心力的倾心打造和全力投入，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巅峰，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美术的难忘记忆，是代表21世纪中国美术家献给中华民族抗战纪念的一份最为隆重的厚礼。也还可以这么说，我们将来由后人撰写的21世纪中国美术史，这是不可能绕过的重要一页。
然而，更让人们为之惊讶和叹为观止的是，这样一批表现抗日战争的扛鼎大作，均出自军旅画家陈钰铭一人之手。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美术史上，由一人独自完成如此之多的重大作品，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可以说，陈钰铭创造的，是当代中国美术家的奇迹。也有人说，一个人完成那么多精品力作，是因为更多的人去画花鸟虫鱼的商品画了，没有谁来顾及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主旋律”作品了。这句话虽然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他忽略的是问题的本质，陈钰铭这些作品真正的思想的和艺术的价值。他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之感动，是因为这些激**人心的画面不仅记述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悲怆和苦难，同时也记下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强敌入侵时所表现的顽强和不屈。进而也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勇气和斗志，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也引发人们对战争和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可以这么说，陈钰铭的创作，体现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杰出成就。作为一名军旅画家，他不仅给人民军队赢得了无尚光荣，也为中国当代美术家赢得了赞誉，为中国当代美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陈钰铭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越来越被社会特别关注的时候，有人不断发出这样的质疑，在这样一个“唯市场马首是瞻”、画家们争相用花鸟虫鱼和才子佳人作题材吃遍天下的时候，陈钰铭费尽心力去创作主旋律题材的作品，岂不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
对这样一个充满世俗背景的社会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疑问。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毕竟不同于走市场的商品画，它不可能为作者赢得丰厚的经济报尝。正因为如此，有的画家甚至包括穿着军装的画家，早在多年以前就开始背着画夹大摇大摆地进了市场，在各种走穴的队伍里乐此不疲地奔来跑去。而对表现我们民族和人民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无人愿意投资，没人愿意创作的可悲局面。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钰铭保持了自己的一份政治清醒，在他看来，自己是一名艺术家，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错，任何人的创作都是个体劳动，但这个个体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它必须以党的旗帜为方向。自己是一名艺术家，同时更重要的是自己是一名军人艺术家。一个军人艺术家，必须具备强烈的队列意识，关键时候必须服从党和军队的召唤和指挥，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敢于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表现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历史，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这个时代赋予艺术家的光荣使命，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是必须应该有的社会担当。正因为如此，陈钰铭对外边浮躁杂乱的市场不屑一顾，不管外边的世界多么热闹，他始终沉醉于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沉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矢志不移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家主流意识和价值观的弘扬和表现。有人说，凭他的艺术功力去画商品画，怕是很多人无法相比，会有着极好的市场需求，自然也会博得个钵满盆盈。但陈钰铭对此丝毫没动过心，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毫不动摇。
四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人民军队有着特殊的情感。他爱身上的这身军装，更爱党所领导的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更爱他的祖国和人民。多年以前，当他由《解放军画报》的编辑岗位被一纸调令调进革命军事博物馆从事专业创作时，那一天，站在展览大厅前辈画家的巨幅作品前，他长久矗立，激动不已，他在深深思考，面前的《遵义会议》《三湾改编》《大会师》《淮海作战》《激战天津》等一幅幅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们象征的不仅是历史，更是前辈艺术家们呕心沥血打造的革命历史题材艺术经典。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该用怎样的努力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应该怎样去满腔热情地讴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讴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又该怎样拿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作品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每一个军旅艺术家都必须作出思考和回答。如果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可能会愧对自己身上的那身军装。陈钰铭顿时感到了肩头的那份责任。也许就从那一刻起，陈钰铭就下定决心，继承先辈的传统，把自己的全部艺术才华奉献给军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用手中之笔，去描绘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一个艺术家，同时还应该兼具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品格和睿智，否则，那不过是一个职业“画匠”而已，不可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作力作。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关于抗日战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关于祖国和人民曾经被奴役的悲惨往事，这些是作为画家的陈钰铭努力研究和时时萦绕心间的话题和画面。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作，人民军队的英雄史，前辈先贤创造的光荣和辉煌，时时都在激励和鼓舞着他的创作。他经常做这样的思考，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外敌入侵面前，为什么能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决心和意志？为什么不怕牺牲不惧艰难能够成为一支军队的不变军魂？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有我们5000年文明史所凝聚的民族精神。
一串挂在军博展厅里的数字曾经让他浮想联翩：从井冈山出发，十万红军到了陕北才剩下不足三万人，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3500万生命的代价，仅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牺牲就多达60余万人，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26万子弟兵牺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为了祖国解放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名有姓的就多达379万人……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艺术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读着这些数字，作为艺术家的陈钰铭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他要运用手中的画笔，讴歌我们的历史，讴歌我们的英雄，去创造激励和鼓舞后人的英雄史诗。
表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是这些年陈钰铭努力耕耘和着力表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艺术天地。早在许多年以前，陈钰铭就在酝酿关于重大题材“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的创作。但是，如此重要的事件，如此重大的题材，要通过一幅画面来展示，不仅需要艺术家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更需要艺术家对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和深刻认知，需要雄厚的历史知识功底，需要对历史进行艺术再现的非凡能力。不论“九一八”还是南京大屠杀，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历史的悲怆记忆，是中华民族蒙受最深重的苦难的开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样一幅表现“九一八”事变的作品，一幅长六米高四米的巨幅水墨画，需要表达的内容太多，在他最初的构思中，是“九一八”事变后，逃难的人群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在坎坷泥泞的东北黑土地上艰难跋涉。水墨语言所叙述的，是国土沦丧后人物的悲怆和无奈，是国破家亡后人民面对生死两茫茫的绝望。这样一幅以农民和小商贩等下层百姓为主体，以知识分子和士兵为辅的巨幅作品，要艺术地再现的是山河破碎沦为亡国奴状态下人们的心情和处境。
但是，在他看来，这又绝不是一幅仅仅表现苦难的“流民图”，他要通过这些下层百姓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凉和沧桑，而透过这悲凉和沧桑，更要体现一个民族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从一个个面对苦难坚毅的面孔上，要能体现出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和顽强坚韧，从而引发后人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永久记忆，作品既是对战争的控诉，同时又是号召亿万同胞抗敌御侮的宣言书。在陈钰铭看来，这样一幅虽然没有正面表现战场的作品，却更加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更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更能引发人们对历史和战争进行深刻的思考。
有了宏阔的构思，要把它付诸于画面，更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每一个特定的人物，都需要经过严密的筛选和构思。这里边，有太多的故事，以至于作者将他创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过程，整理出版了一本完整的日记体的图书。
为了严格尊重历史，展示在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他们的服饰、神态，以至于每一件道具，都必须严格地依据历史的真实，一定要找到历史的出处。为了按照创意选到合适的人物，他的足迹遍及了全国许多地方，蹲集市，跑乡村，甚至爬山涉水，在各地寻找特定的人物形象。他会在三伏盛夏奔走于乡间集市，他会在数九隆冬苦苦蹲守在异域他乡的返乡客流里，只为寻找他心仪的农民工饱经岁月沧桑洗礼的面庞。为了寻找一种他中意的眼神，他可以在山东沂蒙老区一待就是十几天。
有太多的故事，是我们今天从画面上永远无法读到的，但它却记下了一个艺术家令人叹服的职业操守。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正中间，是一个肩挑箩筐，筐里分别放着两个孩子，面容刚毅的逃难老汉，老汉那坚毅的面孔和喷火的眼神，让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的危难时刻的坚强品格和对强盗的愤怒，观之让人感叹，令人产生热血沸腾的冲动。就是为了这个老人，陈钰铭用数月时间几乎踏遍蒙山沂水。2008年，在沂蒙山的沂南县一个僻远小镇的集市上，陈钰铭突然发现一个卖谷子的老汉，他那苍劲的面容及透着刚毅和坚韧的一双眼睛，正是“九一八”画面中必不可少的。陈钰铭如获至宝，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当画家说明来意，要给老人照相，老人说啥不肯，更不用说画什么素描了。老人眼下不关心也不懂这些。无可奈何，陈钰铭便蹲下来与老人交流。作为老区的一个朴实农民，老人不懂啥叫艺术，他只知道孙子刚考上大学，他需要卖了这些谷子去补交欠下的学费。谈说之间，陈钰铭温和地问老人，你这谷子总共多少，老人说300多斤，陈钰铭说我都买了，老人开始诧异，心想这个画家要这么多带壳的谷子干什么？甚至连价钱都不还。可当画家真的付费过秤时，老人相信了这位画家真的要买他的谷子。但接下来的事真正感动了这位沂蒙老汉。陈玉铭不慌不忙，把买下的三百多斤谷子在村头的电磨上全部碾成了小米，又原封不动地送给了老人，他说这就算送给老汉孙子的一点学费吧。老人热泪盈眶，着实被这个城里来的画家感动了。接下来的日子，便是画家住进了一个叫狼窝子的偏僻农户，老汉穿上了画家给他准备好的逃难“行头”，挑起了逃难的担子，任由画家怎么摆弄，又是画素描，又是拍照片。当然，陈钰铭也连吃了数日山里人给他做的大葱煎饼。
按照事先的草图，根据同行的建议，那天陈钰铭要求肩挑两个孩子的老汉必须做弯腰状，老汉说啥不干了，说不就是两个孩子么，根本用不着弯下腰来，你硬是让弯腰，你这不是让我作假吗？说着老汉直腰挑担大步向前。一句话，或许就在这一瞬间，陈钰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远比艺术本身更加鲜活生动，因此也更具有艺术的魅力，这往往不是艺术家们凭空想象得来的。想起在画室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现实生活中瞬间便可找到答案。如今，画面上肩挑箩筐挺着笔直的腰杆怒目而视前方的刚毅老人，原型就是来自沂蒙山这个卖谷子的老汉。
为了展现历史真实的“九一八”，画面上必须有事变发生时一辆日本的老式火车头为背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真实的火车头，陈玉铭足迹遍及数省。最开始听说长春有一辆这样的火车，可陈钰铭千里迢迢赶到时却大失所望，原来这辆火车不是日本的，是美国的。又听说边境上过去林区运木材的火车，全是日本占领时留下的旧货。陈钰铭又驱车数百里赶到，一看全是小火车，不符合“九一八”的火车原型。焦急之际，有人说沈阳有个火车博物馆，要什么样的都有，可等风尘仆仆赶到时，人家大门紧闭，说是博物馆的归属权出了问题，要拍可以，必须加倍缴费，每拍一张照片需要三四千元，而因创作需要，陈钰铭可能要拍几十甚至上百张，这是无法承受的负担，陈钰铭隔着门缝望了一眼，只有遗憾而归。
这时有人劝他，不就是一辆火车吗？差不多就行了，何必那么较真？但陈钰铭绝不这么认为，他说，作为重大题材作品，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忠实于历史，要真实再现和还原历史。任何细节的穿帮或模糊处理，都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和不负责。就凭着这么一股子韧劲，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在酒仙桥的798画家村终于找到了一辆与“九一八”原型车相同的火车。
为了打造精品，陈钰铭不惜血本。近百套难民和国民党东北军士兵的服装，他需要从旧货市场上购买，一只日本人的钢盔，有时卖家会开出很高的价钱。虽然说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但相当多的投资都得自己花钱，四年下来，完成整部作品，陈钰铭整整花去了将近40万元的投资。对此，陈钰铭没有任何怨言，这是为国家打造精品力作，再多的付出都是应该的。如今，当我们面对画面上那50余个不同的角色，从他们的外表上便可读出他们复杂的内心，而每个人物后边，都有曲折感人的艺术故事：昂首阔步的挑筐老人，心里饱含愤懑和不平；垂头丧气的东北军军官带着难言的自责和无奈；欲哭无泪的妇女在极度的悲苦中绝望……这一切，都饱含着画家的辛苦劳作，都有极具可读性的动人故事。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国家情怀和责任意识，陈钰铭笔下一幅又一幅的巨幅力作相继问世。被称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姐妹篇的《历史的定格》，运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一幕。比起“九一八”来，作品画面上不仅人物多，而且造型复杂，个性特点也更加突出，作品以全景式的构图、精炼的艺术之笔把一个重大事件中的人物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浓缩。无论是躺在日本屠刀下的死难者的遗体，还是一息尚存的生者那悲愤哀伤的眼睛，都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嘴脸和豺狼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以铺天盖地的磅礴气势，表现了极强的时空震撼力。
目睹画面，人们仿佛看到，大地在哭泣，山河在哀鸣，苍天在震怒，生命在被肆意**践踏中发出动地的呐喊。陈钰铭说，他无缘去采访那些大屠杀的亲历者，但他却采访过潘家峪血案的唯一幸存者，采访过那些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杀人如麻的见证人。他说，潘家峪血案的那个唯一幸存者，采访的整个过程，老人是哭着叙述侵略者的屠杀过程的，而陈钰铭也是哭着记下了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画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创作冲动，正是源于这一个个最悲惨的画面。作为一个四十年军旅生涯的职业画家，陈钰铭在作品中任意挥洒的笔墨，给人以极强的韵律和节奏感，面对这样一幅震撼人心的画作，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动容，在画家鲜血淋淋的笔墨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那份沉重与神圣，那种悲壮与崇高。这幅作品，与纪念“九一八”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起，成为中国美术描写苦难揭露残暴和控诉战争罪恶的杰作。从他那些如同飞瀑跌崖的线条里，从那充满交响乐般的墨韵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死难者悲苦无助的哀号，听到孩子们那哇哇可怜的哭声，听到不屈冤魂的愤怒呐喊，同时也听到侵略者在挥刀砍向无辜者时发出野兽般的狂吠和啸叫。
应该说，这样两幅具有巨大震撼力的作品，它给人们的震撼力是持久和永恒的，正是在悲伤与痛苦、同情与怜悯中，它起到了启人心智、激励斗志、催人向上的作用，深深地鼓舞和激励着后来者为祖国的尊严和人类正义而进行英勇斗争。
如果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历史的定格》是完全的悲剧品格作品的话，那么陈钰铭的另外一些作品，则是直接表现刀光血影的战场。他的《血筑长城——四行仓库保卫战》和《血战刘老庄》就是直接表现战场画面的杰作。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抗战初期一场异常惨烈的战役。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对华战争。淞沪抗战后期，上海八百孤军扼守四行仓库，浴血抗敌，直至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陈钰铭以四行仓库为题材，着力表现的是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这种精神，不仅是抗战胜利的力量之源，同样也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画面展示的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不仅给当时的每个中国人以巨大鼓舞，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军队的同情和赞誉。透过这幅画面，读者会发现，无论是人物的身体发肤还是身上的衣服、枪支弹药，或者是满目疮痍的大地，人物背后的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透视着的是一种雄浑苍茫的气势和沉重的战场压迫感，形成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剧氛围。应该说，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中华民族无数英烈的化身，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品格，是中华民族铮铮傲骨的形象概括，作品寄托了画家对爱国将士的崇敬之情，也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
以新四军三师的刘老庄之战为题材创作的《血战刘老庄》，与《血筑长城》一样，都是直面血肉横飞的战场。《血战刘老庄》所表现的是新四军三师某部82名战士与日军主力鏖战，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在这幅作品中，画家不仅仅表现战争的残酷，更着重表现新四军将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血性精神。画面以强烈的视角冲击，表现了新四军将士在强敌面前所展现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实，陈钰铭的许多作品，都离不开对民族精神和英雄主题的烘托与表现。
与画家创作的“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相比，后两幅作品更注重表现中国军人的血性和牺牲精神，而这种血性所体现的正是我们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多次讲话中，就培养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有过一系列的论述。什么叫军人的血性？概括起来，应该是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纵观陈玉铭的画作，笔墨之间透出的正是中国军人的这种血性品格。当然，塑造有血性的中国军人，艺术家本身就应该具备军人的血性。
陈钰铭作为一个抗日老战士的后裔，血脉里本来就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他的父亲在抗战年代是党领导下的山西决死队的队员，父辈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挥起大刀决死一战的英雄气概，早在童年父亲讲述大刀队的故事时，便已经潜移默化为他成长的英雄基因。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在案头悬挂着一幅著名的日军屠戮中国人的照片：一个日本强盗，把一把刺刀插在中国同胞的腹部，而后是凶兽一般的仰天大笑。照片的底部，是一个中国人写下的一句话：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儿，都不应该忘记为死难者复仇，这是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或许，这正是陈玉铭创作抗战系列的动力所在。
陈钰铭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性的军旅画家，他用作品向社会展示着一个军旅画家的责任与担当。当不少人被市场搅得心神不宁时，他却把属于自己的更多时间留给了创作，交给了陕北他视之为生活基地的那片黄土高坡，他是一个有更高艺术追求的画家，我们从他笔墨之间，能发现他更为远大的志向。他深情地爱着培养他的军队，爱着生养他的祖国大地，他满腔热情地去讴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眼下，他正是创作的盛年，我们由衷地期待着作为一名最富潜力的艺术家，他能够以更加优秀的大作力作回报我们的军队，回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原载2015年7月20日《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