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英雄时代》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自得奖消息传出，我已有几个月不得消停了。知我罪我，爱我恨我，捧我骂我，哄我诬我，热闹了有一阵子。我又一次想起了海涅的这首小诗：“爱我者我致以叹息，恨我者我报以微笑。无论头顶是怎样的天空，我将迎接任何风暴。”现在，该是背起行装继续前行的时候了。文学这条路，确实太长，文学这座山，确实太高，不管你走了多远，爬了多高，你永远只是个行在途中的人。文无第一，这是作家的宿命。
此时此刻，检索一下得失，很有必要。参评中国的茅盾文学奖，不同一切博彩的游戏，得奖的理由，决不是祖坟冒着青烟的运气。那么，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会，为什么要选择《英雄时代》呢？思来想去，我觉得这是在奖励我所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是在奖赏我面对中国现实的态度。体育界有句已被看成真理的名言：态度决定一切。作家能不能写好现实，态度同样决定一切。
差不多四年前，我怀着对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崇敬之心，为我的《时代三部曲》写了一篇七千字的序言，详细讲了我这三本书《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的成因。那时，《北方城郭》刚刚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终评时名落孙山，《突出重围》刚刚结束了因同名电视剧大红大紫而洛阳纸贵的风光历史，《英雄时代》的单行本刚刚面世。我曾写了这样几段话。我在分析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这三位大师的区别时，首先发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共性：社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转型期。拿破仑帝国后的法国，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康雍乾盛世的中国，不都是蒸蒸日上的时代么？后来，我又发现李白、杜甫生活的中国，但丁生活的意大利，塞万提斯生活的西班牙，莎士比亚生活的英国，无一例外都处在上升的转型期。我认为我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与上面所说的时代，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向上的转型。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第一，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特质，经过毛泽东这样伟大人物长达几十年的改造，已经彻底摆脱了二等人群的自我认定，变得健康而可以张扬了；第二，维持社会前进的基本秩序，正在由人治的随意约束转向制度的稳定约束，尽管这种变化因其改良的特质而显得缓慢，但也许中国正需要这种不停歇的改良；第三，千人一面、万人同声僵死现实，正在土崩瓦解，中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了；第四，我们的文化，显然在经过上个世纪一头一尾进行的东西方文化汇流或碰撞中，得到了良性的滋养，并在逐步在现代的价值体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第五，欲望不再只被看作洪水猛兽，在认识它的作用时，多数人变得中庸了。我一直十分庆幸自己在十五岁时，赶上了中国的伟大转型的开端，并和这个转型的过程一起，渐渐走向个人的成熟。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是专门为描绘上升的社会转型期的时代主角们的行状，而发明的一种文学体裁。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留传下来的经典长篇小说，十有八九是写作家同时代主体生活的作品。《堂吉诃德》《红与黑》《高老头》《罪与罚》《白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这样，东方的《源氏物语》《金瓶梅》和《红楼梦》是这样，现代西方的经典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喧哗与**》和《尤利西斯》也是这样的作品。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缺乏热情，认知无方，最终必将把中国的文学引向歧路，使我们错过创造出伟大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和良机。我一直认为，将来能代表中国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作品，绝大多数肯定是描绘作家同时代生活的作品。我清楚，在当下流行的西方背景的中国舶来评判体系中，这种描写当下中国主体生活的作品，常常被粗暴地判定为二流货色。创作这种作品的作家和他们有价值的劳动，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深知，在中国仍被西方妖魔化的今天，描绘正在行进中的中国当下生活的作品，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什么广泛关注。但我坚信，三十年后，当中国靠实力全面征服世界之日，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探究中国到底是怎样变成这样时，精心研读的绝对不会是今天我们的中国作家为了迎合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追捧的文化时尚，专门闭门造出来的作品。
四年过去了，我的这些对社会、对文学的根本看法，没有丝毫改变。当然，像我这样的作家们所写的描绘当下主体生活作品的生存的大环境，也没有丝毫的改变，所处境遇相当尴尬。广大读者欢迎，执政者欢迎，西方漠然以对。国内媒体态度暧昧，国内批评界视若无物，尽管也有像《英雄时代》这样的作品也能得像茅盾奖这样的专家奖项，但总有无物之阵产生的无形之力，生生把它们纳入未入流的作品之列。这不叫尴尬，又叫什么？中国的文学艺术，到底为谁而生存？这确实是个问题，大问题。
中国文学现今存在的种种怪现象，生成的缘由很多，非一两个作家能以一己之力能够消除。除怪之本，在我看来仍在我们中国的作家如何看待现实。作家如何看待现实，当然是个大题目，我也没寻到什么灵丹妙方。但我积十几年的实践，有了一些心得。这心得之一，便是看现实必须突破两个障碍：一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是今不如昔。说清中外月亮一样有圆缺，也易也难，不说也罢。那就说说今不如昔吧。
作家直面当下中国现实，总是要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作参照。从尧舜禹禅让的美丽传说，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圣人美谈，从西周期的成康之治，到西汉朝的文景之治；从光武中兴，到贞观之治；从开元天宝盛世，到大明朝的仁宣之治；再从明朝的万历中兴，到大清国的康雍乾盛世；中国的典籍记载中，给我们造成的先前阔的辉煌记忆痕迹实在太多了。这很容易造成今不如昔的错觉。难道真的是今不如昔吗？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已经顺利执行了二十七年，从目前的情况看，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还没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说中国还能平衡发展十年二十年，不算梦话。翻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皇朝史吧，看看有没有过平稳发展三十年以上的历史时期。春秋之前的盛世传说，因其有梦的特质，不好和当今的中国比较。政治方面的清浊，有古与今深深的鸿沟，根本没法拿在一起比较，不比也罢。就科技而言，20世纪因科技的发展，人类百年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过去几千年创造财富的总和，这已经是世界范围认可的公论。所以，只能比比治世存在的时间了。
文景之治开始于公元前179年，终止于公元前141年，长度为三十九年。这个治世开端于陈平、周勃这些开国老臣平吕氏之乱，中间经北王、淮南王之乱，再到公元前154前汉景帝的七王之乱，真正的治世时间，不会超过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还被切割成了三段。光武中兴名义上有三十一年，可实际上的治世时间只有十五年，因为光武建武十六年，刘秀才统一了中国。
贞观之治总长度为二十三年，开端是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没有三到五年，根本无法完成拨乱反正的工作。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才死去。所以，贞观之治这个最让中国人自豪的治世，持续的时间不足二十年。
明朝给史书留下的仁宣之治和万历中兴的治世风光，各持续了十年。这两个治世过去十年后，一个皇帝被俘了，一个皇帝罢工了。
清朝的所谓康雍乾盛世，看上去持续了一百三十四年，是很长。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康熙十六年，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平三藩战争进行到康熙二十年才结束。从康熙二十六年，准噶尔汗噶尔丹在沙皇的支持下，便开始叛乱，直到康熙五十六年，叛乱还没平息。康熙一朝，还进行了统一台湾、与俄争霸的战争，真正和平的时期，最长没超过十年。雍正朝只有十三年，中间也有战争。乾隆朝六十年，中间有乾隆十年、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的三次平乱战争，持续的治世时间，也没超过三十年。如果乾隆朝真的天下无敌，大清国也不可能在四十五年后，被六千多英军击败。
我无意贬低中国历史上这些治世的历史功绩，我只是想为认识当下中国现实，提供一个纵向的参照。横向的比较难度很大，不可比性太多，不比也罢。
我认为，治世持续的长短，是判定这一时期历史地位的基础。中国的作家需要认识到这个基础的重要。仅从小说而言，中国的古典名著无一部创作于战乱时期，《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完全独创的现实小说和《西游记》这部杰出的神话小说，都产生于治世时期，都是治世社会主体生活的倒影。
我非常希望创作描绘当下中国社会主体生活长篇小说的作家多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主力军团。没有这样的主力军团，中国的文学是没有前途的。至于这类作家和作品会不会继续遭人攻击，我不敢预测。我只是常常用杜甫的这首绝句自勉，也想把它送给这条道上的同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5.8.24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