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认为，对新儒家来说，“文”对“道”的最大威胁是它脱离了其产生的根源，并且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西方理论家认为，“文学”所创造的美可能会成为道德完美的反面，或者造成不良的情感波动；新儒学则认为，“文”所带来的危险是某种特定的“行”（doing）或“作”（making），会使人偏离道德忠诚，使“道”远离人的内心。后者强调道德目的与情感的一致性，因此理想的表达即自然、简练和统一。
布莱克指出，刘彝将“文”“体”和“用”都视为儒家之“道”。但当时科举只重作文能力与文学体裁，置“体”“用”于不顾，因此程颐提出“文以害道”。朱熹也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81]布莱克说，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如果个人已经得到“圣人之道”，就会自发地将“道”传播给社会，而“写作”是最重要的传道方式。因此，文源于道。“得道之人以‘文’传‘道’的冲动应在心理和道德两种混合的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它既与自发的愿望有关，又与道德意识有关。因此，从心理角度看，‘文’源于道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对‘道’的理解和‘传道’的欲望。”[82]
宋代的古文运动将文学看作传道的必要手段。程朱学派攻击古文作者过于痴迷“文”，但他们自己的立场也深陷困境。例如，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布莱克认为，由此可见，矛盾的种子在周敦颐的观点中就已经埋下了，即便文用以传道，它也具有其他两种性质，第一是文本自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能使“道”为人所爱；第二是文需要特殊技巧，并不是事物本身就能表达出来。布莱克指出，这两点都说明“文”并非“道”的自然衍生物。[83]
朱熹则试图调和周敦颐的观点和更正统的“诗言志”观点。在评论周敦颐的话时，他说：“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矣。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正谓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84]朱子既要说“有德者必有言”，又要论证“文”为“别一事”，只好将“有德者有言”当作理由。宋代论诗亦同论文，诗也被当作载道之工具，同时承认诗既表现情感，又能激**感。布莱克颇有幽默感地说，如果新儒家不是因为孔子亲自编辑了《诗》，他们可能会像柏拉图那样将诗人踢出理想国。[85]但他们必须承认“诗”的价值，尤其是对“情”与导人向善的作用。布莱克总结说：“‘文’所必须载的‘道’与必须传达的‘情’都被狭义地解释了。如果承认人类情感普遍地不符合理想，‘文’通常无法将自己限于传‘道’，那么，能主宰文学争论的就是一些道德指称的词汇，如‘道’与‘善’，而不是‘情’这样的情感—心理的概念。”[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