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读法》的第一部分“传统中国文学批评”中，陆大伟把这种评点的传统追溯到了早期的经典注疏传统，如“传”“注”“解”“疏”等，并分析了人们对经典进行注疏的方式、内容和方法。中国小说评点受传统注疏影响，要寻求的是文字之下所隐含的真正含义。例如，对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评点就是要使读者明白文本的意义或历史背景，而这种评点的开山之作是程穆衡的《水浒传注略》。某些小说的内容因为太过复杂，也需要阐释性注解，对《西游记》等作品的评点就是这样产生的。诗歌评点是小说评点的又一理论来源。陆大伟说，宋代“江西诗派”由于注重模仿，因此评点之法被方回等人大量使用。在西方，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渐行渐远，但中国小说评点则从诗歌批评和诗歌评点中借用了大量术语，金圣叹、李贽等人的评点莫不如是。而其他艺术形式，绘画、园艺、棋艺等评论所使用的术语，如“章法”“虚实”“宾主”等也进入了小说评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小说叙事被空间化了，而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结构。陆大伟总结说，中国小说评点与其他艺术门类关系密切，后者既是评点的来源，又使评点用语不精确，流于表面的类比。
陆大伟认为评点的历史分可为三个阶段：先是可称为黄金年代的17世纪，然后在18世纪走向衰落，最后又经历了复兴。在17世纪比较活跃的批评家有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汪象旭和黄周星，但是他们对索引和寓意的过度关注，也损害了小说评点的名誉。到了第二阶段，18、19世纪对小说的评点和出版数量大大增加，但质量却严重下降。由于续书和对经典模仿太多，除《红楼梦》《儒林外史》及其他个别著作外，大都属于粗制滥造之作。陆大伟说：“续书和模仿，对其他小说的评论，由叙述者对虚构人物进行续写等成为小说评论的另一种形式。”[30]虽然如此，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评点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评点家们不仅提示读者如何阅读小说，还承诺要教会他们如何创作，因此“小说的阅读和写作成了某种文学游戏，作者会把某些秘密留到最后揭晓，而对读者来说，要有能力从一开始就辨认出作者故意留下的某些线索。这一方面可能导致过度写作，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过度解读”[31]。陆大伟认为，蔡元放代表了评点在17世纪之后走向平庸的倾向，并对17世纪所设定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机械照搬。到了晚清，随着印刷的机械化发展和读者群的增加，初期对连载小说的章评、夹评、侧评等也非常盛行，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带有点评的小说在杂志连载中的比重严重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些连载小说出单行本的时候，并未同时刊发那些点评。陆大伟说，这使晚清评点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其二，对小说主题和结构不感兴趣，更注重局部评点。其三，作家的自我评点比重增加。其四，阿谀奉承甚至自我吹嘘的倾向。”[32]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小说批评形式取代了评点。在整个20世纪，小说评点这种批评形式除了少数例外，已经无人问津。但是私人评点仍然存在，最著名者有严复、汪精卫和毛泽东。在“**”期间，小说评点甚至被当作一种反抗严酷事实的形式。毛泽东去世以后，即便有一些带有评点的小说出版，也要努力使这种传统形式适应现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