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汉学界，较早关注司马相如汉赋创作思想的是华裔汉学家施友忠。在《文心雕龙：中国文学中的思想与形式研究》的导言中，施友忠将司马相如对赋这一文体的认识根植于西汉时期的文学生态语域中加以勘查。施氏以为汉赋的出现为文学理论相对贫瘠的西汉时期吹来了一阵清风。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窒息了个体的批判与独创精神。然而，批评反思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的萧疏。在楚辞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曲调优美、追求高度修饰性的新文体——赋。赋的产生促成了一种有别于“学问”的“文学”观。[1]丰富的创作经验是理解文学本质的重要条件，司马相如的“赋心”就说明了这一点。司马氏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 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施友忠认为在“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一点上，司马相如与庄子之间存在一种精神共同性[2]，这后来又在曹丕的“气”的观念中得以表达。
在此，施友忠将历史脉络的勾勒与逻辑关系的梳理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作为文学本原的曹丕之“气”与庄子之“神”构成了一个流脉谱系，并创见性地将庄子的文学思想作为曹丕之“气”的历史逻辑起点，将司马相如对赋的本质的认知视为由庄子到曹丕过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施友忠对此虽未展开论述，但提出的观点无疑颇有创建。
上述司马相如论赋的引文出自《西京杂记》，该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尚有争议。结合《西京杂记》包含的文论观点，美国华裔汉学家刘若愚认为，从作为辞赋家的司马相如的具体作品来判断，可能是司马氏所说的。进而刘若愚运用西方文论对此进行了阐发，认为司马相如的“赋心”说体现了“审美兼技巧概念”[3]。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感官之美，而在另一方面则凸显达到这种美的手段技巧。通过对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艺术创作四要素理论的借鉴与改造，刘氏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分成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和实用的六类。其中所谓的“审美的理论”，即“认为文学是美言丽句的文章”，“描述文学作品的美以及它给予读者的乐趣”。[4] 刘氏加工、援用西方现代文论的观念与术语对司马相如《赋心》中的批评观念给予现代性阐发，赋予后者新的义涵。这种比附性解释虽有时显得生硬，但也不失为实现古代文论话语向现代转换的可资参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