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我狱中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手法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局限，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卑鄙与崇高、背叛与忠诚、狼性与人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分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49年12月就向党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便压抑住内心的悲痛，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党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在敌人面前屈膝求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九十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地枪杀狱中的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地‘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能‘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些都促使他出狱后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党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重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党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没让外界人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狱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广斌没有写这些内容？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少了两页纸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间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也应该或连最后的“第七部分”或连“第四部分”的个别内容也会丢失，不可能中间正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让我们多少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发现者和发现《报告》中“丢失”两部分内容的当事人、现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先生在1988年时，当他第一次遇见这份《报告》时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他发现有两个部分被失之后，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笔者多次听到厉华“可惜！可惜”的哀叹声。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为了给我领导的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以为主要代表的众多“*”外，还处心积虑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的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新中国建设的隐藏的特务分子，这些特务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重庆解放之时和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镇压和消灭了一大批隐藏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分子，然而，谁敢说就彻底消灭了这些隐藏的敌人了？
肯定没有。
所有的“谜”可以从这样的可能性中获得某种解释。但难道说我们自己内部就没有了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了？
同样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从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时间。“被抓走的时候，他只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有事转文联，转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团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对我说了一句：‘他已经被处理了。’”罗妻子悲切地回忆道。
断了线的悬念和成了“谜”的历史，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清晰而明白的事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他们的反思是多么发人深省吗？
当年重庆地下党的惨痛教训和众多优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牺牲生命的代价，太值得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去对照这“狱中八条”进行党内的自我教育和组织整顿了！
很长时间内，我面对歌乐山，却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我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人为诞生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头其实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将其染红了的岩体，或者说红岩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乐山从此也在我心目中变得名副其实。
还是让我们回到讲述“红岩”的真实故事上来吧——
在看完第一章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对川东地下党的破坏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要讲《挺进报》，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庆为什么有这份特殊的报纸。这还得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段历史讲起：
当时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消灭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此刻的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重庆那时还是中国的“陪都”，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都在那里。
8月24日，中国决定派、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一行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在那里，留下了光辉的《沁园春·雪》。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安全回到延安后，立即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工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工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组织想继续在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他们从未放松过对组织的破坏，尤其是对重庆的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更是残酷。我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甚至常常是在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地与疯狂而强大的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对国统区的党建工作有四句话：“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地下党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随时可能被捕和被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员们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战斗责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2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赓续，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担任为《彷徨》写“书评”的工作，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则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来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镕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联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于《彷徨》同党的《新华日报》有秘密的关系，更在于这个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红心”的内容，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原因是，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员们，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苦闷焦虑，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针对上面的种种情况，陈然等几位办刊人大声疾呼：越在此等形势下，更要保持人的革命气节！经过几天讨论之后，陈然疾书了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作为“小论谈”在《彷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革命同志间引起强烈反响，它给予那些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听不到党的声音的地下工作者以巨大鼓舞，革命同志们如在黑暗的大海里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陈然的《论气节》。陈然在这篇文章中如此论述气节：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冥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生存。情感是倾向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慨的文章，是与他铁骨铮铮做人品质和他内心所拥有的信仰和远大理想有关。也正是他把人的个人视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所以他才有可能当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时还能一边高声吟诵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一个员的‘自白’”这般豪气冲天的光辉诗篇。
《彷徨》与《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镕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做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
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镕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镕铸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也罢，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镕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不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镕铸，于是，他便推说有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了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陈然也随之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镕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镕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镕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何以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镕铸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镕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在开明图书局的刘镕铸那儿，跟他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后改名吴子见）参加《读者新闻》，征求刘的意见。二是想把《读者新闻》的报名改一下。“缺乏战斗力，最好改个更有战斗力的报名。”蒋一苇说。“吕和吴都是进步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彷徨》的热心作者，尤其是吴盛儒，他在《彷徨》上发表的那篇《我俩走向结婚》的文章很不错。我对他们两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没意见。改报名嘛，我也同意。”刘镕铸建议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时开个会吧。正好我把两位新同志介绍你认识认识。”蒋一苇说。
其实，蒋一苇与陈然之所以动议改报名，是因为在这之前，吴盛儒曾把一期油印小报《读者新闻》给了好友、员刘国鋕看了。刘国鋕当时就指出，最好把报名改一改，这样更突出其内容在敌占区的战斗力。同时刘国鋕还指出，不能在报上注明出版日期，否则，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镕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了刘国鋕的建议，“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鋕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
“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
“吴兄，你的隶体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思忖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儒盛立即附和道。于是，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
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开明图书局门市当店员的刘镕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镕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镕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
刘镕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镕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
暗号已经对上。
“请上楼。”刘镕铸将“绅士”带上阁楼。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镕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
“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
“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镕铸，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刘镕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
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片刻，“绅士”站立起来，有些激动地说：“镕铸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刘镕铸稳了稳情绪，说：“咏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可‘二二八’后，我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多么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啊！但是，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
被叫作彭咏梧的这回情绪稳定了一下，问：“那么，要怎样才能接关系呢？”
“‘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来同你联系。目前国统区形势日益恶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你没有带名片来，怎么接关系呢？”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来。”彭咏梧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后，彭咏梧又来了，仍然没有带名片。但他说出刘镕铸原来的组织领导人王焕新的社会身份。面前这位党派来接头的领导同志是无疑的了。刘镕铸心想。
“如果我不凭名片，是否可以同你们《挺进报》的几个同志接关系呢？”彭咏梧问。
“不可以。”刘镕铸摇摇头，坚决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条件下，这是起码的组织纪律。
“那好吧。这个先放一放。”彭换了一个话题，说：“根据重庆市委的精神，你们的《挺进报》需要进行组织改造，办还可以由你们几个办，但得归市委领导，发行也有市委统一安排，你们这边可以留一部分发给原来的读者。你看怎么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彭委员……”刘镕铸依然很倔的样子，摇头道。
“这是为什么？”彭咏梧的口气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领导，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刘镕铸没有客气。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彭咏梧突然大笑起来，说着，拿起礼帽出了书店。
组织关系没接上，刘镕铸当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着远去的彭咏梧，又想喊住他，可铁的组织纪律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过了四五天，“绅士”彭咏梧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市部。这一回，他见了刘镕铸，就笑容满面地说：“刘经理，我们的那笔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盘’了。”
“彭先生请——！”刘镕铸带彭上了楼，并给他沏上茶。
这回，彭咏梧坐下后，从容地将手****口袋，然后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刘镕铸，问：“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细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笔迹？”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笔迹也是我的！”这次特别的激动，轮到了刘镕铸。只见他迅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咏梧的手，连声道：“老彭，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们辛苦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情况。”彭咏梧也有些激动。
“根据形势需要和重庆地下党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宣布市委的几项决定：一、《挺进报》从现在起将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具体由我来负责并与你们联系；二、报纸的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也要设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三、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继续由你刘镕铸同志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四、《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彭咏梧以市委领导的身份，向刘镕铸宣布道。最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目前《挺进报》只有你是党员，你要挑起这副重担，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全部告诉陈然和蒋一苇。吴盛儒今后不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刘镕铸马上明白，当初吴盛儒进来参与《读者新闻》，肯定也是“组织行为”，便笑问彭咏梧：“是不是你派老吴打进我们《挺进报》的？”彭咏梧笑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说了。”
彭咏梧前脚刚离开书店，刘镕铸立即收拾了一下书店门市，便飞步赶到枣子岚垭蒋一苇家，将找到“靠山”的事告诉了蒋一苇，并说：“这么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陈然，他会高兴死的！”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镕铸激动地回忆道：“由于无法抑止的兴奋，也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折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镕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和蒋一苇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俩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组织之内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热情地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镕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镕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把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传递，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是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蜡纸、油印，虽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韭然吧，把报纸印刷完后，还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送运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环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镕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外，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镕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镕铸不能用笔或其他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中，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镕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进入1948年，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这一垂暮的景况，使得敌人对的镇压更加疯狂。作为“刺向敌人的一把尖刀”的《挺进报》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这时，重庆地下党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特支书记刘镕铸被调出重庆市区去从事新的战斗工作，陈然代为《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这位年轻员几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办报工作中。他的战友对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描述——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滚筒，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装订精致的重要文件，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高烧达到39．6℃。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他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同学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挺进报》在陈然等人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于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的同志和重庆市民来说，仿佛在黑暗中见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从现存的档案中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进报》，那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为：“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再如一篇题为《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内容，对国民党士兵也极有鼓动性。
《挺进报》上发表的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更是对敌占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政府气急败坏。
原以为在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腆颜而退……
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可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实在太猖狂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血手染红岩》是徐远举在被关进人民政府的战犯监狱改造所里写的交代材料，在这一份材料记录了他反动一生，尤其是屠杀重庆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恶过程。关于《挺进报》事件，也有专章叙述。当时徐远举对“限期破案”《挺进报》任务有如下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西南长官公署举行的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酒菜，但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地下党组织。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特务们对各种“案件”处理是有分工的，所谓的《挺进报》一类的案件，属于“丙种会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种分类案件名称。从徐远举的这份“行动布置”来看，敌人对《挺进报》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处理，方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犬，现在既然朱绍良把《挺进报》的事交代给了他，如果他徐远举做得不得力，朱绍良那里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看。因此徐远举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
“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
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各路军警和特务们开始疯狂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于是，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似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的特务分子，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他们对此行为也叫“深入基层”。
重庆的所有重点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旅店，更是特务分子紧急戒严，重点清查的地方。
为了从“根本”上铲除《挺进报》与地下的联系，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将“战线”拉长到各郊区，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和万县、云阳等地的特务，也跟着纷纷出动，到处清剿搜查。
“报告徐长官：云阳方面有重要收获！”不日，重庆站的特务向徐远举报告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云阳的青年知识分子，叫盛超群。“从确凿的证据看，此人肯定是，并且与《挺进报》有密切关系。”
“你们在云阳那边盘问过没有？有没有收获？”徐问。
“拷问了，但他很狡猾，没有说啥子名堂。不过，他的事已经铁板钉钉。我们还把他的弟弟盛亚群也逮捕了，兄弟俩还都挺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吐一个字出来。现在分别关在渣滓洞的楼上六室和楼下六室。”
徐远举一听，异常兴奋。“好，我马上派侦防课长陆坚如去刑审，看他吐不吐嘛！”
心狠手辣的陆坚如得令后，立即对盛超群用大刑。然而，他们哪里想得到年年轻轻、文文静静的盛超群原来是个他们根本想不到的奇才，竟然让狡猾的特务分子上了一个大当。
盛超群，云阳人。1938年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受党的指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云阳的他，先在云阳中学校宣传抗大的内容和八路军的好处，促使当时的云阳中学中有22位同学由城口县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时参加了一起告发云阳县长陈言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秩东的贪污事件，曾轰动一时。这事激怒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他们视盛超群为眼中钉、肉中刺，后由国民党分子刘障东等十多人联合起来控告盛超群是，说他在乡间宣传、阻挡兵役法实施和攻击政府，当年12月县警兵张俊等六人将盛超群锁押到县府。后因盛超群家人和亲戚出钱保释方算了事。虽然盛超群获得保释，可仍被软押在县党部内不准随便自由乱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带。1942年底才重新回到云阳。不久，他在《云阳公报》上揭露桑坪乡长刘障东的贪污事实，结果反被对方告发“盛是抗大回来的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两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狱的条件是：盛不能再在云阳。无奈，盛超群到了万县。
1943年到1945年期间，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学院章仓萍教授主办的《中外春秋报》，不断揭露和攻击当地的国民党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总是锋芒毕露，又频频将那些贪官的事见于报端，盛超群一方面名声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诸多当地反动官僚。比如，他揭露万县九区专员曾德威、万县警察局长艾兴权的贪污事实，在报上登出，题为《大官问小官，乡里情况如何，小官答曰，烟毒已尽土匪绝迹》文章，惹得曾德威、艾兴权等派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卒，前去追杀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园坐着，好在有人事先去给他报信，他趁拿枪追杀的兵卒赶到之前的那一瞬间，急忙从后窗跳逃，一口气跑到一艘开启的轮船上才算捡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为，与反动官僚和贪污分子如此高调对抗，加上他在《挺进报》还登载了题为《不怕你贪官枪尖上有血，只要我记者笔尖上有墨》一类的文章，作为此次特务分子寻找“****”的《挺进报》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个。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回忆说：“1948年1月7日早上，我开门看见墙上贴了很多快邮代电，其中有一则题为‘速捉****盛超群’。我一看，就拔腿往家里跑，告诉哥哥要他马上逃跑。哥哥听了我的话，但1月9日晚上，他却在万县被逮捕了。我于十日到万县四处打听，寻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长，才知道了他的情况，当我到看守所见他时，不由心痛万分。只见我哥超群他双手带手铐，脚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铁镣，已经被刑罚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长对我说，这大脚镣是专门对盛超群定制的，因为上面的人说盛超群很凶，我们万县方面已经管不住他了，马上要押到重庆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庆行辕二处派来的特务杜杰（巫山人）逮捕了，特务给我带上脚镣、手铐，二天送到万县警察局审问，要我说出大哥的活动情况，我不说，把我用电刑、老虎凳整昏死几次，连整带审七八天后，我一点没有说，杜杰将我送到重庆行辕二处，由姓张的法官审问，他拿出我给另一个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腾芳的信（特务在邮局查到的），依此，特务们要我说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动情况。我不说，又用电刑、老虎凳，将我整昏死数次，连整带审半个月后，我一直没说出什么，就把我关进渣滓洞里。在渣滓洞里，我大哥盛超群关在楼上六室，我关在楼下六室，盛腾芳关在楼下八室，我们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处特务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连整三天逼他交出组织，他受不住刑时，就把国民党云阳县的各单位警察局长等咬上去，说他们都是……”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被关押了一年多后被释放，另一个哥哥盛腾芳更因为与盛超群及《挺进报》无任何联系，便在审讯后几日回到了南京。而对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继续……
“处座，盛超群终于招了！这回我们收获大大的，盛已经招供他是云阳县的地下党负责人，这是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艘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渣滓洞，还追索他哥哥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惊云阳各界，一时间，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亲自审问，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对付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招对付敌人。
后来，徐远举还上过一次当。但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却破坏了一个革命组织——四川民盟。民盟成员、“黑牢诗人”蔡梦慰就是在敌人的这次行动中被捕的。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撒下天罗地网，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的一个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保密局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叫“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两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特务查封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思想进步，附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枋恒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恒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恒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所好，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副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生命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如何审讯，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开一句腔，就有办法……”
陈柏林虽年轻，但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因向成义送《报》被捕，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特务机关对革命人士的审讯手段，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仅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忿地说。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任达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任却在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试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的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当真不是****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陆坚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1948年4月4日，特务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像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扑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高正明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了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伸出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识广”、杀人不见血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自述罪行的《血手染红岩》中他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蓝布衫，身材魁伟的年轻人毫无畏惧地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疏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清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轻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
“真不说？真不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嘛！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许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凳，电刑坐椅……
而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许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威胁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啰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由不得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无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声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反吊在屋中大梁中。许建业头上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子手们声嘶力竭地狂吠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许建业放下，这时，许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昏迷过去，但他紧咬牙关，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特务没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壶，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但许建业一声不吭，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特务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许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致残，垫到第三块砖时，见他的膝盖骨吱吱作响，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许建业再次昏迷，虽然几次反复，但许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恼羞成怒，对许建业最后狂吠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鳞伤，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吠，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特务们歇斯底里地说：“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
许回答道：“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员！”
又是一顿雨点般的鞭子抽打。“说不说？”“不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对你们有用的话！”
面对如此硬骨头的人，特务们再无进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特务们对许建业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徐远举知道，只要把许的嘴“撬开”，《挺进报》乃至整个重庆地下党就有可能“彻底解决”。为此，他招呼手下特务们要使尽一切办法让许建业“招认”。
“老许初入狱时，蒙着头，不许任何人看，他脚上上了重镣，手上有铐子，不给饭吃，不给他松铐子，看守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气大，有武功，受几十种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惧。”有狱友这样回忆说。
许建业，《红岩》中的许云峰的主要原型，这位让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重庆市委领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们稍作介绍：许建业是四川邻水县人，1920年生，原叫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清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妹妹三人，寡妇幼子，孤苦伶仃，只得投靠心地狠毒的伯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伯父的儿子经常欺压幼小瘦弱的许建业。母亲见儿子被人践踏打骂，常痛哭失声。于是，变卖嫁妆首饰，决定让许建业上学读书，以求将来成家立业。许建业很有出息，先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为了早谋职业，减轻慈母负担，他13岁考入邻水县乡村师范训练班。许建业追求进步，1938年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后来一直从事重庆的地下工人运动，是位有广泛影响的工运领导者，也是位作风正派、意志坚强的员，在群众中有相当好的口碑和威望。
由于特务认为许建业是条“大鱼”，所以，对他用刑特别重。被捕后的两天中，数度用刑，但都没有从许建业的嘴里获得任何东西，特务无奈只好将其单独关在一间潮湿的牢房。监狱内的特务们对“*”们管得异常严厉，但这里也是个特殊的战场。这儿每天出现的情况，都会马上被狱内的难友了解，并迅速传播开去。许建业入狱和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经是暴露身份的“*”中最高领导，所以他的出现，立即在整个渣滓洞内的难友们中引起“**，尤其是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