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里的每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事业成与败，很大程度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同样，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也在于每个革命同志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坚定与否。一个人、一个革命者，能否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忠诚自己的事业，信仰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就不可能将事业进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翻开“红岩”烈士名册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一些出身富裕家庭和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对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无私无畏，赤胆忠诚，对事业无限热爱和向往。这种超越阶级关系的崇高献身精神和背叛本阶级的无所畏惧的远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们以此为榜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论述道：那些认识了本阶级的剥削本质，从而转向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和为事业奋斗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胸襟坦荡，理想远大，从不追求个人名利，鄙视物质享受，从不被任何东西诱惑，将伟大之爱献给普天下大众，把热情与**挥洒在有意义的工作和事业之上。所有真正的员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与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有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人，永远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红岩故事”里，有我们熟悉的出身贫寒、革命坚定的“江姐”、“许云峰”式人物，也有像“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职业革命家车耀先、罗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在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对事业所表现的忠诚程度，实令山河动颜，天地动情……
在“红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诗抄里，有首当时署名“六面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监狱里最流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现今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它是著名爱国将领叶挺先生的遗作。对于叶挺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首光辉诗篇，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在此对叶挺先生作些介绍——重要的原因是：叶挺生前也是被关在重庆的，他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进行过坚定而不屈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党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于8月1日与贺龙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要他****，但叶挺严词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日战场。中国中央委员会建议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欣然到延安受命。在欢迎叶挺的大会上致词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在致答谢词时，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勇于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头去，如今才追赶上来。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与大家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畔、淮河之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功卓著。然而，这支抗日有功部队，却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一方面克扣、拖欠其军饷弹药，使之陷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在新四军中的我党某些负责人总是以极“左”的思想来看待和对待叶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在双重压力下，叶挺屡次向中央反映，并曾主动要求放弃职务。然而党中央对叶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继续留任的决心。这时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则在不断设立种种阴谋，欲歼之而后快。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长江、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北移。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的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富有军事才能的叶挺被捕后，蒋介石得意万分，想借此机会拉拢叶挺。“皖南事变”后，叶挺等10人被国民党军警押到宁国。其间，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战区司令上官云湘奉蒋介石之命，向叶挺提出只要他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战区副总司令。面对袭击新四军的刽子手，叶挺强压心中怒火，一言不发，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灰的上官云湘只得把叶挺解送江西上饶监狱。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顾祝同、罗卓英、黄伯韬等人，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做东，做叶挺“工作”，结果无一成功。相反，面对这些不抗日、专搞内战的“老同事”、“老同学”，叶挺多次拍案怒骂：“不想你们这些身为国家军队之高级将领，却在侵略者面前如此软弱！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1941年7月起，叶挺落入军统之手，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室，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沈醉之弟)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1942年1月3日，叶挺又被秘密押往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了。
蒋：身体很好？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叶：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你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
蒋(大声)：你的部下就是，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叶：如果这样说，新四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你是不是？
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你觉得对，你就到那里去，你觉得国民党对，你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非常生气）：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叶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这份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藏A类档案-A251”编号的重要材料，是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的蒋介石与之谈话的回忆材料。1996年，叶挺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叶正大中将，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活动时，时任军委领导的杨尚昆对叶正大说：“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变’时他被关押，连老蒋(指蒋介石)亲自劝降，威逼利诱，都被他巧妙地顶回去了。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事后，叶正大设法通过组织多方查寻，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浩繁的文件资料中查出来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因为不能让叶挺就范，蒋介石认为极丢面子，下令取消对叶的所有“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后回忆这个情况时这样说：
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葵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努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就走了……
后来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24名便衣和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24大金刚，24个饭桶”。
叶挺夫人李秀文开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她打听到丈夫叶挺被关押在重庆，于是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半个月之后，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结果李秀英给叶挺带去的却是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对此极为感动，他知道自己在坐牢却并不孤立，尤其是听说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疾笔写下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该《囚歌》写成后，由其夫人带出后及时交给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看后，感慨地称之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便在社会上广泛传颂。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还在监狱里将《囚歌》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变”后，中央对叶挺被关事件一直同国民党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恢复叶挺自由的要求，然而国民党方面总是从中作梗，使叶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仍然不从。1946年3月，我党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叶挺获得这一消息后，自然异常兴奋。但由于叶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狱后到底想干什么，这是许多人士都很关注的事。叶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像做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他说完后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朝他早已向往的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亲笔修改了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十分特殊——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和“江姐”、“许云峰”及《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张秀萍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头”，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少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两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七八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道：‘此行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夹在皮鞋内带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是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楚了，他罗世文确实是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了很多。他告诉我：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向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员假员，好像熔铁炉中的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员，是忠于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而献身的。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出生在四川威远县。
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教会学校——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的英语。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重庆商业学校是一所职业学校，设在重庆机房街，开设中文，外文、数学、薄记、会计等课程。校长梅际郇，是一位知名的举人和学者，很重视学习。罗世文进校后，校长又换成胡宇光，是一位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常请社会上的知名的进步人士来校讲课，学校风气也很纯正。罗世文在商业学校，刻苦好学，所以每学期几乎都是头二名，因此皆为免费读书。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传播，使得罗世文受益不浅。他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剑、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肖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纪念列宁的专题演说。在四川成都，吴玉章和杨闇公等同志领导群众在少城公园举行了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和演说。在重庆，则由肖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重庆“一肖一罗”即肖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闇公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闇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闇公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才，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肖楚女、杨闇公等一起，成为领导重庆市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军阀混战之际，私运伪币来渝，被重庆军警团重庆督察处查获。船主不但拒绝检查，反而将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齐捆绑，掀下大江，四人淹死，两人重伤。重庆军警团即将船主及船上伪币押回督察处。日本领事不但不依国际公法让中国人按法律处理该船主，反而污蔑中国兵士侵犯日本轮船警察权，要中国放人、道歉、赔款。卖国贼的重庆关督察江岳生不但不处理日本船主，反而将日本船主释放，还对其道歉认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罗世文立即与杨闇公等商议，决定要以这件案子作为一个事例，激发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肖楚女和杨闇公赞成罗世文的主张，他们三人开始领导了这场在重庆近代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革命运动。11月20日之后，肖楚女接连在《新蜀报》发表评论，愤怒声讨日本商船私运伪币、打死中国地方检查官的暴行，同时揭露江岳生等卖国官员投降媚外、压制舆论的行为。罗世文则以重庆****领导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师、川东师范和联合中学等学校以及市商会等群众团体进行讲演和鼓动，主张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全市群众猛力抨击日商船惨无人道的行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重庆的种种罪行。集会和宣传获得巨大成功。随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同其他几位群众代表登上日本领事馆之门，同日本领事馆及其代理人进行谈判斗争。在谈判中，日本领事馆骄横地说：“我们日本政府同贵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我们日本有在贵国行使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们处理，贵国不得进行干预！”罗世文一听此话，勃然大怒！他立即愤慨地予以批驳。罗世文和萧楚女等义正词严、气壮山河的发言，驳得日本领事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结重庆当地政府反动官员，企图大事化小。罗世文他们看穿日方的阴谋，12月13日上午，在他们的组织和发动下，在打枪坝召开了有7000多人参加的“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商船惨杀我同胞案”的群众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呼吁通电，同时向日本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也向重庆伪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这次群众大会及后来的盛大游行活动，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
1924年至1925年间，罗世文与杨闇公先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团结重庆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在罗世文、杨闇公领导下，“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推动了重庆的革命运动，并为重庆和四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5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罗世文正准备迎接学校的毕业考试。当他随手拿起当日的《新蜀报》草草看了一篇文章后，猛然将右手捏成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哼，帝国主义竟在中国枪杀我同胞啦！”被惊醒的全班同学立即都围过来看报，那上面赫然登着震惊全国的“五卅”大血案的消息。同学们顿时气愤万分，纷纷响应罗世文的建议，举行声援上海***的全市大游行。随即，他和肖楚女、杨闇公一起，领导了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6月25日召开了全重庆市的声援大会。之后又举行了大罢工。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罗世文与肖楚女不辞辛劳，创办了《爝光》杂志。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封建军阀刘湘的忌恨。刘湘为拔除这个眼中钉，立即派人草拟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禁令》，派专人交给肖楚女、罗世文二人。禁令上说：“……爝光刊物编辑人肖楚女，发行人罗世文，假爱国反帝之名，行宣传共产之实，……勒令查封该刊物，经办人员限期三日出境。如有违者，定依法究办。”接到禁令后，肖楚女于愤慨之余，连夜草拟了《肖楚女的人生观》一文，据理批驳刘湘的禁令，申张革命的正义。次日，《新蜀报》全文刊出此文，轰动全城，弄得刘湘手足无措，恼怒万分。罗世文在愤慨和激动之中，挥笔写下了三首绝句，有力地表达了对反动军阀迫害的轻视和卑视，以及对革命真理传遍四方的坚定信念。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肖楚女去广州，而罗世文恰好于本期在商业学校毕业，遂决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苏联留学。罗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一道，向海参崴前进，开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在苏联，罗世文同向警予及从另一条过来的刘伯坚、王仁达、李大章等编入中国班。东方大学在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怀下，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者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建设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他们选派了优秀教员，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各种图书、资料，生活上也给予较好的照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罗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运动的历史经验。尽管学校苏联专家、教师上课时都配有翻译，可以不学俄文，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他还是刻苦地学习俄语和德文。由于他在中学时即已通晓英语，再加上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又刻苦，所以罗世文的俄语、德语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阅读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这给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插上了翅膀。
1928年夏，罗世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大学。他用了半年时间周游了俄国、德国和法国，于年底回到祖国。有人见这位留学的洋学生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几箱书，而且还都是些要“杀头”的马列主义书籍。罗世文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只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人告诉我，这些书在国内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不怕，因为我回来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不久，党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这阶段，中国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风云四起，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震惊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励了各地党组织的斗争热情。罗世文回川后，也立即投入了领导士兵的革命暴动运动。
根据地下党四川省委意见，罗世文来到国民党地方军队28军第7混成旅进行策反工作。经过罗世文的艰苦努力，旅长邝继勋被争取过来。1929年6月，第7混成旅正式起义。在全旅官兵大会上，旅长邝继勋首先发表演说：“弟兄们！官兵们！同志们！我们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邝继勋环视了全场一周，然后提高嗓门道：“那是想到了这些年我赤膊带刀，领着弟兄们拼杀，想给老百姓们办点好事，想为工农大众打江山。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们就要起义！就要变成革命武装——工农红军了！”
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党代表罗世文宣布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正式成立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按“八一”南昌起义的形式，叫做“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是罗世文，前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为邝继勋，前敌委员中有在川军中很高威信的刘伯承，他虽未到任，但被列名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得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
由罗世文直接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四川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留了光辉的一页。回到省委后，罗世文被留在省委任宣传部秘书。这时的四川省委按照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争取群众”的方针，各地党组组发展很快，并且陆续发动了许多工人暴动、农民游击战争等，而这些革命武装斗争，一方面对反动军队和旧政权打击巨大，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股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尤其是重庆地方军阀，他们屡次破坏了四川省委机关。1930年5月初，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正在省委机关开会，突然被叛徒带来的反动军警包围后全部被捕，后来刘愿庵和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省委宣传部长陈攸生、省委秘书邹进贤等先后牺牲。
鉴于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同志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而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了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四川省委书记。
这段时期，由于各地暴动和起义陆续失败，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党中央联系也时断时续，常常几个月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罗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领导四川省委积极主动的工作，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虽然我们暂时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直至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立即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罗世文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立即开始领导成都及全省的抗日运动。这时期，红军四方面军由鄂豫苏区进入四川北部，罗世文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不少党团干部，并积极组织革命兵变和农民暴动，策应红军入川，通过罗世文的努力工作，红军在入川后兵力迅速得到扩张，装备和实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这阶段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得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其中一首云：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两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时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相当的苦工。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无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向往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对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活动，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四川地方军阀刘湘迫于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压力和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选用与蒋对立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想借用我党力量，与蒋介石抗争，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湘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萧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景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院庭，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在罗世文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先前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建立了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
罗世文返川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部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公然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而对国统区的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剌，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成都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这天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劫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反动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反动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毁誉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早已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反动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志们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要犯”，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位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楞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模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那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做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问得张口结舌：“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相装过后，屡屡失败。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的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而且没有承认本人是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羞成怒，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等众多诗篇。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斗争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7年8月17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
说起“红岩故事”，自然少不了一个特殊人物，这就是《红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员之一的罗广斌。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许多“特殊”之处：其一是他的出身，他哥哥罗广文是四川的大地主、大军阀之一，并且与刽子手徐远举关系不一般；其二，他是《红岩》主要作者，没有他的存在，也许“红岩”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和经典；其三，他出狱后为组织所写的“狱中八条”及在解放初为那么多同志评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实再有一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惨命运。
“红岩”从历史走来的几十年中的每一个不易的细节，皆与罗广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罗广斌身上的“忠诚与背叛”的选择本身就构成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我出世时，父母亲都在作‘官’（均系国民党员），家里除在忠县已有田产数百石而外，又在成都开始买田置产业。抗战前夕，被父亲送往日本学军事的哥哥罗广文，在蒋介石匪军中以杀‘奸匪’夺功(曾在瑞金受伤)崭露头角，家庭声势就更加显赫，在重庆、川西洪雅，又陆续买了许多产业。我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向上的、兴旺的封建剥削家庭长大，一直被尊称为‘幺老爷’，过着优裕的享受生活。”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空袭，随父亲到川西一个小县洪雅读初中(1938年)，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15岁(1940年)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实在是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浪荡公子。然而哥哥并不知道其实他的这位弟弟不仅不浪荡，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与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后又押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因为有个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罗家本身也费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来。不过，其哥哥罗广文则另有想法，他曾与徐远举交待过：这个花花公子，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明白不干“正道”就得吃亏。徐远举念罗广文的关系和“好处”，一直期望罗广斌能够“收敛”一点。但早已成为员的罗文斌根本不听劝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远举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鋕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的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他入党是刘国鋕介绍的，过去是和彭咏梧发生关系，领导西南的****和重大的****，他去秀山是和陈家骏(女，西南学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给萧胖子(泽宽)的，秀山的关系是萧胖子管的。这些资料一扯又宽了，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等邀请，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先生向厉华等同志仔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出面帮助罗广文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对这个“”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能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后来知道，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向徐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使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亲自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表示：“把罗广斌交给罗司令长官无法办到，因为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啊！”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办好了。”事后，林茂肯定地说：“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别人事关系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林茂的这段话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杀过程中，徐远举曾经对白公馆那些有各种“关系”的“狱犯”还是费了一些心思处理的。像罗广斌这样有背景的人，其实他徐远举并没有想真杀，如果当时握着重兵、又在疯狂一刻时真要像对付许晓轩、刘国鋕等员的话，那么罗广斌和另外十几个难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馆的。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假如徐远举没有心存一丝同罗广文这等国民党实力派要人的“旧情”，那么“红岩”可能不会有脱险的幸存者了，没有了幸存者，我们还真的不知道“红岩故事”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被世人如此了解，红岩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辉形象还是不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光芒四射！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这是他在解放前所作的贡献之一。
1959年，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过对罗广斌被捕和狱中表现情况，作出如下结论：
……罗广斌同志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行为和罗之母亲将罗回家的消息泄露而被捕的，同时证明其在受审期间和在狱中无不利于党的行为，由于罗和同狱的其他同志对敌监狱管理人员杨钦典平时曾做过一些争取教育工作，故能于我军迫近重庆时，乘敌人慌张之隙，得杨钦典之协助，组织和率领同狱人突狱脱险。也由于敌人企图以罗广斌同志为人质，以钳制其兄罗广文，故在被捕受审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于与其他同志一起被敌惨杀。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他问题。
解放后，罗广斌以一腔热血投入到了参加被害烈士情况整理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到处讲“红岩故事”，一时成为当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团重庆市北碚区工委组织部长。当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团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青联副主席(1957年12月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渔场劳动锻炼，代理场长、党委委员)，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做创作工作。1961年小说《红岩》的创作成功，使罗广斌从此名扬***，功不可没！但“文革“一开始，由于****对《红岩》和南方局大加诬蔑，造成对罗广斌的残酷迫害，造反派惨无人道地对这位从反动家庭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战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残害手段，致使罗广斌于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终年42岁。10多年后，罗广斌才得到平反！在罗广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国家出版局等单位都送了花圈。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夏衍、林默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等领导送了花圈。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专门到罗广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亲口告诉我：她不相信在敌人监狱里视死如归、革命异常坚定的罗广斌会“跳楼自杀”。她认为，这是造反派对她丈夫的又一种诬蔑，并说：除此她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将罗广斌留下的许多关于“红岩”狱中的珍贵历史材料全部“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笔，能还罗广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通过相关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强行抄走的宝贵材料。
对这样的问题，我似乎只能对天呜呼！
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洪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令人称奇的故事！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在数百位“红岩”革命烈士名单中闪烁着异常光芒的一名员，有监狱“三条遗言”的响当当的革命烈士。当年担任西南行政领导的*亲自向其亲属恤勉“化悲恸为力量”，而与王朴在监狱审讯中屡次交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则佩服“他是白公馆‘*’中的杰出人物”。
其实，在《红岩》小说里，由于当时创作上受一些传统的创作模式和那个时代难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响，王朴这样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人的形象，相对被排斥在群体形象之外。从小与王朴一起上中学、大学到一起参加革命的吴子见曾这样评价过王朴：他出身豪门，却对革命真理和事业有着特别崇高的追求，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朴质而不浮夸，谦虚而不自满，老老实实地求真理，干革命，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集到革命的洪流里去，完全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面目；然而他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定志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又说明了他的不平凡处。他的生活、思想、作风和牺牲精神，都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学同学、老革命陈必智这样回忆自己的战友：
那时王朴叫王岳。他同王朴私交也好，我们又都是江北同乡人。经常在一起审时论世，说古道今，也算是“谈得拢”的知友。也许是王岳同学的那副眼镜和留了个中分头的缘故，我总觉得他是一个生活简朴，少年老成的忠厚长者，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极富幽默感而又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和乐于接受。他对时事的理解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导和启蒙的作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抗日战争时期，身处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进步，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整天处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恼。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有时候喜欢把这些复杂的甚至是消极的心情写成短文，在壁报或报刊上发表。对当时这种颇为盛行的空话连篇，只喊口号，不讲实际的文章，王朴是看不大起的。他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我说：“别学那种光在嘴上吼‘赴敌’啦！‘让我走’啦……的文风，谁拉住他们哪？能上前线当然好，在学校读书就不算爱国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打枪坝事件’不都是学生搞起来的？学生嘛，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要干的爱国活动多的是……”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念的是复旦中学，在重庆化龙桥的红岩嘴旁，虎头岩下，师生中的政治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进步同学和中间状态的同学先后组织了全校性的“复活歌咏队”、“复活剧社”等文艺团体，还正式演出了抗日话剧《三江好》、《塞上风云》、京剧《打渔杀家》、《南阳关》，以及其他独唱、合唱晚会。可当时学校内的反动势力也颇强大，一些明里暗里的反动学生在学校训导处的支持下，经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坏校内的进步***。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自视很高，对一些中间状态的同学和老师抱有反感，于是我们陆续在壁报上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揶揄、讽刺和打击。一次，王朴在放学后同我一道回宿舍时，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塞在我手里说：“这书写得好，也许你看过了，但再读读也好！”接着，他便提到我们刚贴出去的壁报，笑着说：“大作拜读，好，有火药味！……”我暗自得意：你总算明白我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马上接下去说道：“枪要伤人，要瞄准敌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进四面树敌的形势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门弄斧”写成了“搬门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给你改正了——你看，对象既没选准，子弹也卡了壳。为人之道，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办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对头的革命行为，应当纠正。”那时，我还不太能完全接受他这种体现团结斗争策略的意见，反而认为他有点息事宁人。但王朴确是一个爱憎分明、敌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维护正义行动的人，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员，却已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特务分子，那个明目张胆、面容狰狞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后。有一天晚自修时，他蛮横谩骂“复活社”是****活动，而且越骂越凶。我火了，要他检点一些，不要影响大家自修。这家伙抢起书桌板，就向我劈来，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学的气愤，在群起拦阻和指责下他才收敛。回宿舍后，王朴等二、三班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大家商量说要给这家伙点厉害看看，杀杀他的威风。于是，正当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时，宿舍电灯突然熄灭，高中三个班级的大同学们围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将其着着实实地重揍了一顿。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学校当局赶来查问此事因果时，这个猖狂一时、色厉内荏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是首先骂人打人的。校方一听也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整个“报复”事件的主谋是王朴。大轰炸后，复旦中学校园被炸毁，校址东迁木洞东温泉。经过那次“夜揍”事件后，反动学生有所收敛，他们转入暗探来“复仇”。王朴等四个进步同学所住的那间宿舍，经常发觉在熄灯后有人在门外偷听。王朴等知道后，决定再来一次反复仇：他们约定好，在个漆黑的夜里，将门虚掩，留一人守在门后，其余三人躺在**装作叽哩咕噜地在密谋什么。稍许，门外果然有人轻手轻脚地走来，直靠门板。那个抵住门扇的同学，突然一松手，又猛地将门拉开，只听得“卜通”一声，一团黑影滚进房里。亮灯一看，正是那个逢人点头哈腰、惯耍两面派的反动学生。此次王朴等虽未出手捶这小特务，却也让其在众目睽睽下丢尽了脸面，从此再不敢嚣张了。
同学吴子见回忆说：
1939年秋，当时我和王朴都在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广益中学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思想极其反动，他公然恬不知耻恶毒地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在初中阶段，我们只有暗暗地反对他，比如做礼拜时破坏圣经，在圣经上写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杨芳龄的话，讽刺和打击那些去参加所谓“查经班”的同学，骂杨芳龄是汉奸等。到了高中，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些，便公开和杨芳龄对抗。我们一连和杨芳龄顶了几次，有一回杨芳龄气冲冲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说：“我管不了你们了，高中不办了，你们给我走。”其实他的高中班是要办下去的，不过就是要赶走王朴和我们几个反对他的学生罢了。当时我们商量觉得再在这学校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自动退学，免得劳烦杨芳龄挂牌开除。这样，王朴和我等共九个同学便离开了广益中学。虽离开了学校，可我们也不愿散伙回家，一则被学校赶出来回家不好交代，再则我们还想好好补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另考高中。于是大家商量，跑到重庆白龙池一个柳姓同学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毁，家里的人搬乡下去了。我们若住那里，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烦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敌机袭来，当时空战就在我们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岸老厂仰天窝，那个幽静山岗是读书的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是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7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好好温习功课。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等同学记忆犹新。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有强烈的正义感。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校长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领导学生****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领导的学生****，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龟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的学籍！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60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籍，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获得的。这一天离校时，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的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被学校开除后的王朴，并不感到耻辱，或就此沉沦，而是在家里更加刻苦地自学。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他也爱读鲁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此时的王朴，已是一个学识渊博、政治见解日趋成熟，并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当时他对自己家庭财产有看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削所得。“既然是剥削所得，应当归还给大众。”这一朴实的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脑子中。为此，他后来主动慷慨资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给而又要继续上大学的同学吴盛儒的全部费用。他认为吴盛儒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资助他上进，求学是应该的。王朴的这种朴素的思想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坚定地动员家母无私奉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抗战开始，中国便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生活书店也在重庆设立了分店，发行进步书籍。从那以后，王朴就是《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忠实读者。他每次进城总要买一批书刊回来，所以在他入狱前夕，几乎保存了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他一本不漏地购买齐全。他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写眉批、做笔记。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书上。王朴眼睛近视，从少年时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视眼镜，可并没有影响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与读书。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对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找到了方向。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剥削阶级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一生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他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王朴取得联系。后来《文学窗》社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展活动有所不便，王朴和复旦“据点”核心组经过商议，议定在《文学窗》周围再办几个风格各不相同的进步壁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1945年初，在王朴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相继出现在复旦校园内，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朴被作为骨干吸收到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创办《中国学生报》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工作。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老家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华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一所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离开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所有过程，都是王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是1945年秋，南方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的党组织，派了黄颂文、李青林、王朴、张宏雅、陶昌宜、杨明远、徐干、谢诚、喻晓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员和进步青年去江北创办莲华小学。第二阶段是1946年至1947年间，由四川省委派杨仲武、王敏、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来了莲华中学，并在此成立了党的特支。王朴就是在这个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第三个阶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间，川东临工委正式宣布了北区工委的成立，特派齐亮来担任特支书记，根据革命需要，齐亮提出将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分子严重关注的莲花中学改名为志达中学，并明确该校完全由党承办。第四阶段是1949年，川东地下党又派张仲明来莲华中学（志达中学）领导江北党的工作。不难看出，莲华中学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学校，它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它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服务乡里；二是作为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包括准备开展游击战斗和川东地下党筹集经费的任务。临到解放时党员发展七百余人。应该说，莲华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在外来同志和本地进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逊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写下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后来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
有个“老莲华”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刚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村，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丛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是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大家安贫乐道，朝气蓬勃。王朴则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莲华”师生养成的艰苦朴素作风，深受当地乡亲们的赞扬，称其这才是“兴家立业”的样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个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恰恰也是莲华中学的校风，师生之间团结无间，从校长、教员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志，每周过一次民主生活，工作严肃紧张，教学工作之余，大家谈心、唱歌、打球、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最初来的一批教师，像教务主任杨明远和教师潘学愚、徐干都具有大学文化，他们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为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华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第一个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捐的是冒灭门风险的，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徐州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华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仁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的王朴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砺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什么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人的英雄气慨，丝毫没有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禇群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我爱人王朴是由于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事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徐州，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华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王朴的组织同志，作为了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禇群回忆说，王朴在被捕初期，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面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
王朴从容镇定地：“不认识。”
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
王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像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蓝蒂裕等“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牺牲前，他留给母亲和妻子、儿子的仅是三条革命遗言：
——小群！你还年轻，莫为我牺牲泪以弹！党还有许多任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恸为力量”也就是给我们报大仇了。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你还年轻呢，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给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长大了真正能够懂得“继无产阶级之志，继之志，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
这是王朴的妻子禇群同志在爱人37个忌日时在王朴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诗。这一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连：儿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禇群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世代人瞻仰的墓地。
那场“11·27”大屠杀中，当特务们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机枪和卡宾枪向狱室内扫射的一瞬间，有一位英勇的员突然冲在同伴和难友们的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部分同志逃生，然而无情的子弹穿过他的身躯，令他当场倒下。当时这位英雄还有一丝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残的敌人后来打开牢门，在他的身上浇上汽油，又点燃起来，他和他用身体掩护下的一个小孩最终未能逃脱灭绝人性的屠杀……
这位烈士名叫丰炜光，牺牲时31岁。在“红岩故事”的员中，他是又一位典型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叛逆者。
丰炜光是四川广安人，其父丰聚文自幼从商，因经营布匹发迹，设丰泰隆号，既做外货入川生意，又兼营洋纱买卖，成为广安县商界巨子。丰聚文得财后，修别墅，置粮田，富极一时。其所生四子，炜光行三，名宗铸，生于1919年农历7月，乳名润生。小时候的炜光皮肤白净，眉目清秀，又聪明活泼，是丰家的宠儿。
丰家有个厨工的女娃，名曾传碧，比炜光略小。两个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炜光经常牵着女娃的手，像是亲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丰家人很不高兴了。小炜光的母亲对丈夫说：只要炜光读书了，他们也许会分开的。谁知小炜光上学不久，便向父亲提出要曾妹妹与他一起上学，“否则我也不去”。丰聚文不忍爱子弃学，只好依了。上学后的小炜光，常到父亲处要钱，有钱的父亲并不在意，可后来儿子越要越多，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学校一打听才知，小炜光拿钱后光知道去买书和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交学费。丰聚文对此很生气，不仅不再给儿子钱了，连曾传碧上学也不让去了。
丰炜光因此与父亲第一次争执吵架，这年他14岁，发誓不再上学，除非还让“曾妹妹上学”。丰聚文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还是依了儿子。可这以后，小炜光觉得自己的家里没了亲人，佣人和他的女儿曾传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开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们，因为他们不把佣人和曾妹妹当人对待，然而佣人和曾妹妹相当善良朴实而且可亲可爱。后来曾传碧妹妹失学了，这对心心相印、青梅竹马的恋人，终因门第悬殊而各自东西。这成为丰炜光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桩遗憾的事。
1936年，地下党在广安城里组建了共青团支部，追求进步的丰炜光成为该县第一批共青团员。经过团组织的教育，他从一个侠义、进步的社会青年渐渐成长为自愿为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青年。当时地下斗争缺乏经费，丰炜光便把他在“丰泰隆”号里赚的钱，全部献给了组织作活动经费，不够时还到家里拿。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大骂他是“败家子”！开始成熟的丰炜光，为这事他不与父亲正面冲突，而是软磨硬泡，后来他又不声不响把商号上的事情几乎全部甩给了管事的佣人，自己则一头投入到了职业地下工作去了，担任共青团广安街道支部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为动员群众，丰炜光出面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办了家“四友书店”，他出任经理。有了这块革命阵地的丰炜光，整天忙着经营那些进步图书的买卖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四友书店”从此成了当地传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时间一久，人来客往，影响很大。反动当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丰炜光等采取多种形式与之周旋而获得继续经营。
“西安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广安人民纷纷起来支持抗日。这时的丰炜光忙得不亦乐乎。1938年，广安的青年团员全部转为中国员，并可以将团龄算作党龄。丰炜光接到组织的这个通知后，高兴得一夜未合眼，从此他对党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地下党派人回广安代市办纺织合作社，借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掩护从重庆市区来的地下党员。可办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丰炜光知道后，连夜赶回自己家的商号，将全部盈余拿了出来，贡献给了组织。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财主父亲出钱。父亲当然不从。“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丰炜光就以商铺亏损为由向父亲借贷。无奈，老头子只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党新派来的县委负责同志，由于隐蔽不当，受到特务监视，没能与原县委接上头，这样，单线联系的丰炜光等同志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
了联系，这是他热衷追求革命后的第一大挫折。
无数次，丰炜光站在家乡的山坡上，任凭风雨吹打，像个失去方向的孤儿，内心仓皇一次次向天呐喊……
“我要到成都去！”终有一天，丰炜光对妻子说。
“到成都干啥子去？”妻子问。
丰炜光没有说。他参加革命，不想连累家人。其实，他在近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