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那兰知道，恐怕没那么简单。
从他过去两年的行程看，戴向阳很可能是个不能自拔的赌徒，这样的赌徒通常输得很惨。
另一可疑点：戴向阳的个人银行账号记录显示，他近期内提了120万元的现金。那兰问，具体是哪一天？5月5日。戴向阳和彭尚在大金莎酒楼见面之前。她向众人讲述了在大金莎酒楼监控录像上的发现：戴向阳和彭尚曾在案发前两周碰面。无论他们谈了什么，当然和彭尚等三人的尸体出现在潇湘橱柜中直接相关。如果戴向阳取这120万现金就是为了和彭尚见面，就是为了送给彭尚，说明了什么？
请这个专业劫匪三人组做什么呢？抢劫他自己新开的会所吗？如今越来越多关于戴向阳的财务信息被揭示，鑫远王国和戴向阳本人的岌岌可危会不会也和劫案、专业犯罪分子的出现有关？然后她深深后悔，因为金硕立刻提出要和她会后单独谈谈，主要是理顺一下她这个顾问的工作范畴。在座的目光交换又开始了，那兰只能暗叹。巴渝生忽然说：“应该不用了。”金硕一愣，巴渝生接着解释说：“那兰的顾问合同只有三天，今天到期……除非你和她续约。”众目睽睽，金硕一时拿不定主意。那兰说：“暂时不用了吧，正好我学校那头也忙，不过，需要帮忙可以随时找我，随叫随到。”散会后，那兰趁没人注意时走到巴渝生身边说：“谢谢你的‘太极推手’。帮我解了大围。”巴渝生摇头说：“中华武术绝艺，我也就会这么点点了。”“还要感谢你……怎么说呢，放过我们一马。”那兰犹豫一下，又说，“我知道做这样的决定对你有多难。”巴渝生努力想笑笑，却变成了一声长叹：“做决定本身不难，找到良心和职责的平衡点最难。”
5月21日上午10：30，江京市定陵路
那兰走出指挥中心大楼，站在江京繁华的大街上若有所失，或许是因为巴渝生的那句话，过去几天里诸多纷乱带来的心理上的负累，似乎在这一刻突然袭来，令她举步维艰。
潇湘主宴厅里的那个决定，是否正确？
如果一切就按该发生的发生，没有自己的干预，最终会不会少一些尸体？善恶之间，会不会少一些含混？“那兰姐，有时间一起去喝杯茶吗？”那兰有些木然地转身，一个和她一样穿着T恤牛仔裤的少女，莹白肌肤，和她一样略带惆怅的，正是小真。两人在附近的一个茶餐厅坐下，小真点了杯奶茶，那兰点的是冰红茶。整整两分钟，相对无语，各吸各的。最后还是小真先开口：“听我哥说，你都知道了？”“你哥？”那兰问出口才发现今天早上的思维迟钝。“戴世永？为什么叫他哥？”小真面颊微红：“一直这样叫的，亲如兄妹的意思吧。”“你们认识多久了？戴世永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嫌我太八卦。”
小真微笑：“我看他是因为被你叫破，傻了眼而已。”
“他不像经常傻眼的人。”
“所以一旦傻眼，就特别傻。”小真低头喝茶，目光中柔情一片，“我们挺小的时候就认识。”
“在西安？”
“不是，在阳关。”
“阳关。”那兰沉吟，“这地名好熟。”
“戴向阳的发家之地，煤矿、水泥厂、化肥厂，都是在阳关做起来的。阳关以前的一位县委书记曾经说过，戴向阳一只手带动了整个阳关经济，解决阳关三千人的就业。”小真叹一声。那兰说：“我一直以为戴世永是西安人，你也是西安人。”“那是后来了。最初，我哥是江京本地人，我是江苏人。去阳关，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我们父母的选择。”
那兰的心一沉。她试探着问：“江苏哪里？”
“我不知道。”小真的双眼微湿，“我哥也好，我也好，他们对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脑，洗净我们所有的记忆，忘掉父母、忘掉家庭、忘掉好朋友、忘掉自己的原名——他们会告诉我们新的名字，从此我们只准用这个假名，一说错就会被打。我哥……这家伙大概从小就不一般，就比别人多个心眼儿，他把自己的原名用月季花杆上的小刺划在手心，把父母的名字用黑炭头写在衣服的衬里上，时不时回去看看。说来有趣，我算是被洗脑很成功的，什么都忘了，但还记得我哥被带走时，对我说，小妹妹，你不要怕，我以后一定会找到你，救你回家。”她脸上的笑，酸楚，又甜蜜入骨。
那兰问：“你们被拐的时候，多大？”
“我七岁，他九岁。”小真又一叹，“你大概看不出，我小时候是个假小子，从不穿裙子，从不梳辫子，父母也不在乎，总给我剪个短短的娃娃头，所以我被拐，完全是个错误。等人贩子发现拐卖的孩子性别不对，总不能送回去吧，就一起把我带到阳关了。”
“到阳关后，我哥和另几个男孩进了戴向阳的水泥厂干活……当时在水泥厂还有至少五六十个拐来的孩子，据我哥说，至少有一半在十五岁前或死或残。我呢，人贩子在阳关本地找买主。女孩并非毫无市场，可以给人做童养媳，可以卖给没孩子的家庭，也可以卖给暗窑。第三种的可能不是最大，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小，很少有暗窑在七岁女孩身上投资做长线的。我的命运是第二种，被卖给了一个县里文工团的女演员。她单身，当时三十多了，大概原意是要个女孩，一半做女儿养老，一半做丫鬟仆人。她在县里八面玲珑，很快办好了正式户口，倒也没有虐待我，还送我去上学……”
小真忽然停住，出了会儿神，说：“就说我哥吧。”仿佛刚做了个艰难的选择。“我哥他们一伙过的苦日子，他们后来的情形有时候会跟我说起一些，但我还是无法想象，或者说，惨到超乎我想象。他们每天干活超过十五个小时，吃的不见得能赶上乞丐，睡的是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电扇的铁皮活动房，大通铺；为了怕他们逃跑，睡觉的时候鞋子都没收，窝棚没有窗，只有扇铁门，门口两条大黑狗和一个人整夜看着。宿舍里如果有一个人生传染病，立刻就会倒下一大片。”
“但我哥从一开始就在琢磨着怎么逃出去，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身体，躺在铺上练仰卧起坐，翻过身来练俯卧撑，他知道要想逃出去，身体撑不住不行。但他亲眼目睹前人的教训，逃跑的尝试不能失败，一旦被捉回来，只有死路一条。”
“他就是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很谨慎地筹划，慢慢地等待时机，看见有人累死了，就去偷偷取下那人的鞋子藏起来，留着逃跑时穿，一有机会就搜集能用来做武器的棍棒，飢看见地上一根铁钉也会捡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点磨利了。同时，他们这批孩子得不到足够营养，每天工作又繁重，说真的他们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和脑力来思考、记忆、策划。这样一拖就是三年，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像个没有脑袋的木头人那样死在厂里，所以冒了点风险，棍棒和铁钉子都用上了，终于和另外两个同伴逃跑成功。”
那兰问：“卜立群和耿路？”
“两个人都比我哥大个三四岁，但都听我哥的，那次逃跑成功，他们算是认识到，我哥与众不同。更与众不同的，他也记得当年对我的承诺，居然找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