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这些人,那些鬼

大清朝的独家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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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的独家秘器(1/3)

独家秘器显然是没有的。否则的话,大清朝还不得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我辈还不得至今仍是威猛天朝的大清臣民?

不过当其时也,朝野内外、上至慈禧和一大班股纮之臣和封疆大吏(甚至还包括向来被视为清醒而明智者如林则徐),下至村野匹夫和小小草民,绝大多数国人可都曾相当自信地以为,我国乃泱泱中华、万邦来朝的天下共主,小小番邦、红毛绿眼的蛮夷之徒,是怎么也奈何不了我们的。而他们所倚仗和依赖的,除了上述无知的虚骄之气,便是而今说出来足令人羞脱大牙的种种“秘器”——十足的愚昧和迷信的产物——从扶乩占卜到念经吞符,甚至还有女人的经血和装满臭粪的马桶……于是,中国历史在世界普遍进入现代化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毫无科学思维而固步自封的大清朝,仍然在大敌当前之际,令人扼腕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令古今中外、后辈子孙耻辱而汗颜的闹剧!

且看几场经典之戏吧——

本场闹剧的主角兼导演,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方前敌总指挥,可谓国之干臣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在此战后被英国俘虏,并从此在史上留下“六不总督”之污名。讽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当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叶名琛声冤,而我从其前后一系列表现尤其是不作守备,独倚巫术之愚蠢表现来看,称叶名琛六不总督还是轻的,称其渎职总督、糊涂总督甚至罪人总督都不算冤枉。

首先,身负对敌要职的叶名琛,未开战前,心已先怯。他曾上书咸丰帝,说道:“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可见他是怯懦的,并把御敌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自退和并无多少战争能力之民众身上。

虽然当时南方的军力很多被抽调到北方去镇压太平天国造反,南方守备空虚,以至叶名琛难为无米之炊。但以两广剩余的军力而言,也并非不可战守。事实上叶名琛之所以基本不作战备,主要原因在于他极度迷信,把主要希望寄托于巫术上。一方面,他在兵临城下之际表现得非常镇定,“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以至英军三艘军舰已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却害怕了,说“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退堂,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并仍然胸有成竹地断言:十五日内无事!

原来,叶名琛不仅迷信,而且笃信不疑。他甚至在总督衙门里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且把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他所谓十五日内无事之说,居然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而结果如何呢?广州城恰恰是在第十四日内沦陷的。故而当时民谣这样讽嘲叶名琛道:

“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以今视之,清廷委派叶名琛这样的愚昧而糊涂之人担当封疆重任,那皇帝也可想而知有多昏庸可悲了。而相比起来,另一个权势和声名都不亚于叶名琛的清廷大员杨芳,其观念和头脑之昏愦、之冥顽,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而尤可悲的是,杨芳在当时的满清朝中,还算个

相当不错而颇富战功的干吏,因此其身上的典型意义就更耐人寻味了。

杨芳先后担任甘肃、湖南、直隶、广西、四川等省提督。道光七年(1827)二月,杨芳奉令随扬威将军长龄等率兵平息回酋张格尔叛乱,最后生擒张格尔。道光帝大喜,下谕宣示中外,封杨芳为三等果勇侯,赏戴双眼孔雀翎,晋升为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衔,像绘紫光阁。此后杨芳又应召进京,被道光帝召见20余次,晋封二等果勇侯、太子太傅,准许在紫禁城骑马。

道光十三年(1833),杨芳在任四川提督期间,采取招抚与镇压、恩威并施的手段,镇压了四川清溪、越西等地的彝族起义,被晋封为一等果勇侯。

道光二十年六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下诏对英宣战,命杨芳和户部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调兵开赴广州,抗击英军。后因清庭腐败,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的《广州条约》后,杨芳仍留守广州,继续管理军务。

就是在此期间,这位战功不凡的宿将壮志凌云,开发出几项独家秘器,满怀信心地表示定要让洋夷折戟沉沙。于是,“广州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

而杨芳这独家秘器究竟是何东东?说来别当我捏造,原来就是他听从某大师级巫师的鬼话,竟决定采用马桶、粪便为武器来对付英军的坚船利炮!理由就是:英军的坚船利炮乃是邪教妖术,而马桶秽物乃破除妖术的不二法宝(天知道从何而来的这般“理论”)!

那巫师还进一步阐明他的理论,女人秽物具有强大的以邪镇邪的作用。于是杨芳传令收集了大量民间使用的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的粪便、经血,用木筏小船装着,密布于海上、江面,并要求将马桶等之口对准敌舰炮口;如此妙着有没有用且不论,先就苦了广州的百姓,许多人家没了必备的方便之物,生活想是不会“方便”了。这倒罢了,问题是,漂浮满江的马桶武器还没等呈现威力,就被英军的炮弹炸得七零八落而臭气熏天……

尤为可悲的一点是,杨芳使用马桶这一法宝之前之后,正是大英雄林则徐也在广州的时候。杨芳是林则徐的老部下,史载,仅从3月5日到18日,两人就会面达11次。此后杨芳更干脆住到林府上8天!这期间,杨芳会不向林则徐通报他的御敌妙术和具体战略战术吗?如果说,林则徐知道了此事,从结果来看,他显然又是没有阻止这一蠢行的,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只能令人怀疑这位素称大清朝的英明之臣和最有头脑之人是赞同至少理解了这一法宝的!而林则徐这等人物居然也表现出如此迂腐的一面,那杨芳之流的表现,就不是个个人素质高不高的问题,而更可能是整个民族和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惊人的落后与毫无科学思维的愚昧了!当然,我们可以振振有词的说,这是时代的局限,科学还不发达的局限云云,问题是当其时,西方与中国通商交往也不算短了,民众罢了,士大夫很多已是很清楚西方的科学发展和思想进化程度了,却仍自以为是地斥之为奇技**巧而不思学习;且时代再局限,是个有脑子的,铁火大炮和臭气熏天的马桶之间决无可比性,总应是起码的常识吧?乃信之不疑,还有模有式地运用于实战;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军队不败,谁败?

实际上,迷信巫术,并将之运用于实战之中,在中国至少在大清朝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比如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的一场战事中,就为了配合在关帝庙抽的签和他做的一个梦,命士兵打扮成老虎的模样,说是这样就是虎吃羊(洋)了!结果呢,不说也知了。而当有一次道光皇帝在朝中问起为什么英军有进无退时,大臣耆英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英军都是光棍,没有老婆的,所以打起仗来都不怕死!”

此外,早在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白莲教之

乱时,叛军围攻临清城,据《临清寇略》记载,开始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守将也是听信巫言,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还召来一批妓女在城上,脱下裤子,以暴露的**朝向敌军,真以为这是可以御敌之术!为什么堂堂国人总以为马桶、经血乃至女人的**可以御敌?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轻视科学思维,并且还存在着歧视妇女的偏见,那经血马桶之类“邪器”,便也就具有了(不知是何逻辑的)以邪制邪的魔力!

如此看来,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仍用此法宝也不为怪了。而且不止是清军,他们的敌人太平军,也在战事中运用过此等妙法(可见中国文化某些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如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就对他说过,闹长毛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说那样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

迷信祸患最烈的,自然要属清末的义和团事件。到头来,不仅自身一败涂地,还引来八国联军之侵略,火烧圆明园,占领北京并最终重创满清统治之根基。

本来,义和团反抗外侮、扶清灭洋,有着正义的性质。但因其存在着根本的迷信思想,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个注定要失败的祸事。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从根本上就是虚妄不经的。当时的义和团普遍看不懂世界大势,而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是“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同时,也把外侮之因看偏了,并且还将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变余闻》)。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始终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和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

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其失败也是必不可免的。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故只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了。大批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突然衰落;如天津六月八日之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

悲夫!秘密武器,竟都是此等货色,在历史的巨轮之前,摇摇天朝,焉能不坠?所幸今日之中国,早已步出愚昧的泥沼,科学思维,日益昌明,国之命脉,蒸蒸日上,一个崭新的世纪强国,正崛起于东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