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和“十字架”(1/3)
我很钦佩前辈翻译家想像力之丰富，把埃及法老的陵寝，译成“金字塔”，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标志，译成“十字架”。不但符合严复所云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的标准，而且充分体现出汉字的象形功能。我也很诧异时下翻译家应急力之不足，对于纷至沓来的新事物，特别是电器，简直来不及用汉字定名，表现得束手无策，就只好让“卡拉OK”、“VCD”、“BP机”登堂入室，不伦不类地混迹汉字之中。如果造字的老祖宗仓颉再世，看到这些洋字码夹在方块字中间，一定会发出九斤老太之憾吧？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除了非洲丛林中极封闭的部族，都不可能隔断与世界的交流，都不可能不吸收一定数量的外来语。汉语也是如此，早先的“葡萄”、“菠菜”、“胡同”、“涅槃”，稍后的“干部”、“雪茄”、“咖啡”、“可可”，就是这样从西域，从佛教，从日本，从西方引进来的直接译音的词语，年长日久，约定俗成，外来语被接受和溶入，也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与世隔绝，尚未开化的部落，除非极端保守，妄自尊大的民族，通常不拒绝外来语。
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当时比较新潮一点的，如创造社，如狂飚派，都喜欢在作品中使用外来语，以示赶上时代。不说“政变”，而说“苦迭打”，不说“香烟”，而说“淡巴菰”，不说“电话”，而说“德律风”，不说“无产者”，而说“普罗阶层”。甚至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口头语中，什么“小布尔乔亚”，什么“罗曼蒂克”，也是很普遍的，一时间，竞相时髦，蔚为风气。
但是，凡比较完备的语言文字体系，由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所形成的无比丰厚的文化积累，广博的知识结晶，必然会
出现浩如烟海的词语，因此在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是不存在语言文字对应上的困难。三十年代故弄玄虚的新潮作家，到了四十年代，进入全民抗日，大众文学阶段，正如时下炫耀新术语的作家，终于返璞归真一样，外来语风便渐渐式微了。
由于汉语拥有五千年的使用历史，拥有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使用者，是世界上强有力的语种之一，有其涵盖世象万物的充分表现力，几乎没有它不可转译的一切，因之毫无必要舍近求远，全盘照搬，反而显得估屈聱牙。严格地讲，汉语对于外来语，并不是十分亲和的。全世界许多语种都径称“TV”，而汉语却说“电视”。原来用音译的“莱塞”或“镭射”，终于还是“激光”这个词语，成了被公众接受的名称。即使非用不可的外来语，国人也会努力使其本土化的。“金字塔”和“十字架”，便是将外来语汉化的最好例子。
当然，也有些太崭新的事物，一时找不到相对应的本土词语，例如我们大家都在吃的“冰淇淋”，例如早先时常提到的“布尔什维克”，便采取意音并译，或直接音译，也不是不可以。但像这两年“卡拉OK”，“VCD”，“BP机”原封不动地搬到汉字书写语言中的怪现象，却是中国文字史上少见的。
现在，每天晚间电视台的黄金时间，至少有三四家制造“VCD”的厂家在做广告，既然有“光盘”，有“影碟”的中文译名，为什么放映“光盘”和“影碟”的机器，非要用“VCD”这三个拉丁字母，而不用“光盘机”，或“影碟机”，更符合汉语规范呢？其实，“BP机”本有个很贴切的意译名称“呼机”和音译名称“拷机”，但一定要用上费解的拉丁字母的“BP”，就很难理解究竟为什么了。再说“卡拉OK
”的作用，不就是陪着唱歌嘛，称做“伴唱机”，或参考“留声机”叫做“伴声机”，不比来自日本话的什么“卡拉”，什么“OK”，更名正言顺吗？
我想，中文的表达能力，对于新事物不至于词穷得必须借助于洋文吧！所以，对屏幕上或文章中出现的“VCD”、“卡拉OK”、“BP机”字样，真像吃米饭时，嚼着一粒石子似的硌牙，很不舒服。其实，中古时期，那些翻译佛教经籍的僧人，比起现在翻译电器名称的语文专家，要困难得多。但他们宁肯造字，例如用“口”旁加“牛”，加“奄”的音译办法，也绝不在汉字中夹用梵文，破坏方块字完整之美。我曾经在广东虎门禁烟展览馆里，看到清政府两广总督发布的文告，所有外国人的姓名，不厌其烦地一律音译，再加以“口”旁区别，显然是受到古代译经的启示。满清作为统治者入关，也只是把满文与汉文并列书写，并不将两种文字混杂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有过所谓“协和语”的出现，如将“岁”写成“才”，如将“的”或“之”写成“の”，曾是每个中国人引以为耻的事情。
因此，夹用外国字母，不仅仅是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书面的形象美观的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尊严，是不应该等闲视之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武术，随着功夫片流行海外，被许多西方人迷恋，有的不远千里到少林寺来学艺。还有，我国豆腐的营养价值，也越来越被西方人看好，在很多的超市里可以买到。于是，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有了“功夫”、“豆腐”这样一些出自中国的外来语。但他们也是采取直接音译的方式，而不是把汉字的“功夫”、“豆腐”，嵌在英文或法文当中，难道不能引发我们一些思考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