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动技术活动(1/3)
沈文翰鼓励工人说：“废料是‘聚宝盆’、‘摇钱树’，实现四化离不了它。”
党委书记捧了一把“黑雪”对刘宝忠说：“老刘，这个问题你可得和工人一道想办法解决啊！”
那两位德国专家走到宋学文面前，竖起大拇指说：“好，中国真有能人！”
劳动技术活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57年，全国总工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广泛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在增产节约活动中，在内蒙古电机变压器厂，有一位以艰苦创业著名于全国的劳模沈文翰。
1906年，沈文输出生在河北省三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解放前，他先后在太原五金电料行、绥远电灯、面粉厂、呼和浩特市发电厂当工人。
1949年9月，呼和浩特市解放前夕，国民党破坏了市内的整个供电系统，全城一片黑暗。
1950年2月，呼和浩特市解放已经150多天了，市内的照明供电因缺乏变压器仍没有恢复。党派驻发电厂的工作队为此十分焦急。
就在这关键时刻，沈文翰决心修复一批报废的旧变压器代用，让全市重放光明。他得到了驻厂工作队的积极支持。
沈文翰带领一批工人不分昼夜抢修，从70多台废旧变压器中修复了40多台，为市内恢复供电起了关键作用。
沈文翰因贡献卓越，光荣地出席了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被授予全国劳模称号。
1958年，沈文翰调到内蒙古电机变压器厂担任技师，负责建厂工作。当时，这个厂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厂房和必要的设备，连制造电机变压器的原料都极为缺乏，因而上级不得不准备停建。
这时，沈文翰心里十分着急。他知道，辽阔的内蒙古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电机变压器，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把变压器制造出来，让发电机转动。
沈文翰马上组织了几名工人，找来一辆排子车，从他原工作过的发电厂拉回来一批没人要的破铜烂铁，边设计边干，用这些废料搞出了土设备。他们用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新中国10年大庆的前夕，制造成功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台560千伏安变压器。
1972年，沈文翰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电机变压器厂，又去创建东风电机厂。
这个厂当时还只是变压器厂下属的一个小厂。厂里缺资金，缺设备，缺技术力量。
沈文翰带领这个厂的工人走出去，给农村社队和厂矿修电机、水泵、变压器，既支援了农业，增加了收入，又培养了技术力量。
与此同时，沈文翰还通过挖潜革新，利用废料，制造了13台设备，把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厂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生产小型电机的大工厂。
有人说，沈文输为创建这个工厂，身上曾脱掉一层皮。这话并不夸张。他在露天作业时，曾被烈日晒昏过；他因脚被砸伤，肿得象馒头一样，也没休息过。
有一次，沈文翰的右手食指被机器截掉一节，鲜血淋漓，中午把他送往医院，包扎完后，他回家吃了午饭又到工厂上班。他就是用这种拼命精神，在1975年已经干出了1985年的活，被誉为“沈铁人”。
1976年，沈文翰已是70岁的高龄。在这古稀之年，他想的是为现代化再出一把力，为国家多一些贡献。就在这一年，他又承担起要把一个只搞些回收的破棚子，改造成修旧利废车间。
这个所谓的车间，只有几个家属女工，沈文翰来的时候，这里连一把手锤工具也没有，破棚子里只有一些回收的废料。
几个女工听说要把破棚子改造成修旧利废车间，信心不足。沈文翰鼓励她们说：“废料是‘聚宝盆’、‘摇钱树’，实现四化离不了它。”
他亲手用这些废料作成了刺头、板尺、手锯、虎头钳等30多件工具，增强了大伙的信心。
沈文翰的修旧利废车间初步建成后，就开始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生产电机变压器离不开矽钢片，制造一台变压器剩余的矽钢片，边角余料占原料的40%。这些边角余料，过去大部分当作垃圾填了坑，沈文翰看着直心疼。
为了变废为宝，沈文翰造了一台剪片机，把回收来的矽钢片边角余料裁剪成不同的规格，用它们制造了7台电焊机、两台变压器、一台升压器、一台手动鱼鳞冲压机。
沈文翰还用生产变压器剩余的铝铜扁线下角料，制成了一台电焊机和一台绕线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因此，沈文翰多次被评为厂、局、市、自治区、一机部劳动模范。在他73岁的时候，又一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在天津化工厂，有一位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和革新能手刘宝忠。
1911年，刘宝忠出生切主河北省宁河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从16岁起开始学徒。
为了谋生糊口，刘宝忠颠沛流离，四处奔走，先后在北京、汉沽、东北等地当工人，1946年才进了天津化工厂。天津解放时，他已经是个有20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新中国的成立，为每一个劳动者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刘宝忠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凭着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在生产和技术革新上大显神通，几乎年年有创造，季季有革新。
1950年，刘宝忠以生产上的优异成绩，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刘宝忠所在的工厂有一台日本产的生产碱和氯气的变流机，这是工厂里的一台重要设备。可是它只有60个电解糟，电庄仅有250伏特。
1952年，国家为了增加烧碱和氯气的生产，工厂决定在原来60个电解槽的基础上，再增加60个。这样一来，就需要提高变流机的电流、电压。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是很大的，并且需要勇气和熟练的技术力量。
面对如此困难，刘宝忠就挺身而出，他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敢想敢干，向日本产的变流机开刀，使电压提高到500伏特。变流机改造成功后，这个工厂烧碱和氯气的产量增加了66%，一年可为国家创造财富七百多万元。
1952年，刘宝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工厂党委委员。
1956年，刘宝忠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1958年，这个工厂的烟囱每天要喷出大量的煤灰。这些煤灰象黑雪一样，四处飘散，周围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工厂领导多次想办法，一直解决不了。
在一次党委会上，党委书记捧了一把“黑雪”对刘宝忠说：“老刘，这个问题你可得和工人一道想办法解决啊！”刘宝忠听了后，从第二天起，每天出现在烟道的四周，细致观察，摸索“黑雪”飞散的规律。
为了彻底摸索出“黑雪”飞散的奥秘，有一次，刘宝忠冒着滚滚的浓烟钻进了烟道，经过仔细观察，终于发现在烟道的下部有一个小洞，从这个小洞里冒出的“黑雪”特别多。
刘宝忠找到“黑雪”飞散的原因后，他带领工人们苦战了一个月，经历了7次失败，制造成功了一台螺旋扑捉器，制服了“黑雪”。从此消除了煤灰的污染，职工上下班不再迷眼，每天还可以回收三、四吨煤灰颗粒。
工人们说：“厂里生产哪儿有困难，哪儿就见到刘宝忠”。
1959年，工厂要增加生产，可是电力设备的负荷已满，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增添水银整流器。可是这种设备一直靠外国进口，当时买不到。
刘宝忠提出：“没有进口的，咱们就自己干，不能眼看着生产上不去。”
但是，有的人风言风语地说：“这样的设备，咱们做不了，做也是白费劲。”
而刘宝忠却不迷信洋设备，他虽然文化水平低，还是艰难地翻阅学习有关制造水银整流器的书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最后终于综合采用了苏联和匈牙利水银整流器的优点，试制成功了我国的水银整流器。
从1950年到1959年，刘宝忠提出和实现的重大革新建议就有60多件，给国家创造财富近千万元。
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刘宝忠再次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刘宝忠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用他创造性的劳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
为了表彰他几十年来为党和人民作出的功绩，1979年，国务院又一次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还是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
在增产节约活动中，总工会及各级工会组织在职工中进行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教育，通过这次活动，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勤俭节约的观念。因此，到1959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召开全国的群英会
1958年以来，全国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为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表彰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党中央、国务院于1959年3月发出了通知，决定召开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简称“工业群英会”。
为迎接大会的召开，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告全国职工书》。接着，各级工会都积极参与了总结典型、宣传和评选典型的工作。
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的部位上，果然发现有一根定位键震出5厘米多，如不及时处理，后果难以想象。
宋学文身居鞍钢，关心全国。不管哪方来请，他都热心帮助。他先后为上海、杭州、太原、包头、哈尔滨、沈阳等钢厂排除过多种电机的重大故障，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1959年，他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0年，他晋升为工程师。1963年又晋升为总工程师。
在群英会上，有一位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他叫时传祥。
1915年，时传祥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农家庭。因家中无法维持生活，他于1929年逃荒到北京，当了掏粪工人。在旧社会，他给粪霸掏了20多年大粪。
那时候，他每天推着沉重的粪车，由六部口到广安门，来回二三十里，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要往返4趟。
1949年北京解放后，掏粪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粪霸，当了国家的主人。时传祥从此翻了身。1952年，他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当了掏粪工人。
掏大粪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由于旧社会留下的偏见，许多人都不愿意当掏粪工。可是，时传祥却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清洁工人的关怀和温暖。他工作积极肯干，把掏粪当成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劳动。他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有的住户院子里茅坑浅，粪便常常浸出来，又脏又臭。时传祥遇见这种情况，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给砌得高一些。有的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拣出来。
有些青年掏粪工人嫌干这活丢人，想转到工厂去，时传祥总是亲切地教育他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月不掏粪，大粪就会流得满街都是。你也愿意上重工业，我也愿意上重工业，不行啊！总得有人清理粪便呀！”这朴实的话，说得青年工人口服心服，决心干好掏粪工作。
时传祥宽厚的肩膀上背着沉重的粪桶、布满老茧的大手上拿着一把粪勺，微微躬着腰上百回地穿行在蜘蛛网般的小巷中。
在他的带动下，大伙干得很起劲儿。过去，每人每天掏50桶粪，后来增加到80桶。1954年评比先进的时候，工人们把他选为先进生产者。
时传祥勤勤恳恳的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1956年，他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就在这一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是时传祥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群英会”，他不仅当上了全国先进生产者，还被选为“群英会”主席团成员。
在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还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同他热烈握手，询问他的工作情况。
刘少奇还对他说：
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当清洁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后来，当刘少奇同志了解到他没有文化时，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学文化。时传祥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加群英会后，时传祥对掏粪工作更积极了。别人一天背70桶、80桶，他背90桶。他一户挨一户地掏，累得汗流浃背也不肯休息。他对大家说：“我已干了30年的掏粪工作，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
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背起粪桶，去跟时传祥学习背粪。
清华大学的一批大学生还曾经拜过时传祥为师。这一年，他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大家对时传祥平凡工作的总结，那就是：
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当时，在北京市百货大楼，有一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商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他就是售货员张秉贵。
张秉贵，1919年生于北京，幼年时，只在北京一所贫民学校上过半年学，就到金聚织布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后来在北京德昌厚食品杂货店当店员。
旧社会的店员，社会地位低下，常常遭有钱人的侮辱，至于挨资本家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北京解放后，1955年，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建成，张秉贵调到那里糕点组当售货员。
由私营商店调到北京最大的国营百货大楼工作，张秉贵感到非常光荣，决心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
他去请教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告诉他：“国营商店同私营商店的性质不同，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同顾客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同志关系，应该在一买一卖之中，体贴顾客，诚恳热情地为顾客服务，使顾客体会到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党支部书记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张秉贵，使他回想起在旧社会，为了保住饭碗，只好按照资本家的意图，想尽办法欺骗顾客的情景。可是今天，要让顾客从自己的身上体会到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这是一项多么光荣、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从此，他就刻苦学习为顾客服务的本领。
旧社会的苦难和折磨，使张秉贵的记忆力受到损伤，这给他学习商品知识和业务造成了很多困难。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他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学习商品知识时，别人学一遍，他学两遍、三遍；练习包装，他把自己的床铺当练习台，用旧纸当包装纸，用瓦块、木块当商品，反复练习。
晚上，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张秉贵就在院子里找了一个磨盘当柜台，借着路灯的光，练到深夜。练了一个时期，经过柜台的测验，他售货的速度大有提高。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调到糖果组工作。
为了学习糖果的知识，张秉贵除了虚心向老售货员学习外，还到工厂参观糖果的制造过程，向顾客了解各种糖果的味道，他还先后买了230多块不同品种的糖果，切成小块和大家一起品尝，逐步掌握了各种糖果的特点。
王府井百次大楼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加快售货，成为重要课题。张秉贵把接待每个顾客的过程，分解为问、拿、称、算、包、收款6个环节，在每一个环节上狠下苦功夫，做到分秒必争，为顾客节省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这之前，每次抓糖果都要回头看一次标价签，回一次头大约需用3秒钟，一个顾客买3种糖果就得耽误9秒钟。为了不让顾客浪费更多的时间，张秉贵以顽强的毅力背熟、记住了糖果的价格。他以前称糖果时，不是多抓就是少抓，每次添和去也得浪费几秒钟。为了加快售货速度，他把糖果每样称出2两，数数有多少块，这样反复练习，终于练出了拿糖“一抓准”，算帐“一口清”等过硬的本领。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份量。顾客要一两、二两、一斤，张秉贵一把抓下去，份量丝毫不差。他的“一口清”也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也同时报出了应交的钱数。
除了售货“一抓准”和算账“一口清”，张秉贵还研究了顾客购物的心理，总结出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货法：在接待第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
张秉贵在每个环节上，都逐步摸索出了提高效率的办法，在问、拿、称、包、算、收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售货的能手。
张秉贵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注重仪表，天天服装整洁，容光焕发。他认为，“站柜台就得有个干净利落的精神劲儿，顾客见了才会高兴地买我们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卖食品的，如果不干不净，顾客就先倒了胃口，谁还会再买我们的东西啊！”
张秉贵经过多年的柜台实践，他总结出了柜台服务的“五个劲”：站柜台的精神劲，服务态度的热情劲，售货中的迅速劲，始终如一的持久劲，坚持不懈的虚心学习劲；“十个字”：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四个一样”：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本市外埠一个样。
张秉贵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多次被评为商店的先进工作者，1959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可是，有些人却把他热情为顾客服务说成是私商的作风。
他想：“旧社会时在私商那里混事，对顾客点头哈腰，是怕触怒小姐、少爷，怕打破饭碗。现在是衷心体贴顾客，热情为顾客服务，难道这也是私商作风吗？”他把这些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得到领导坚定的支持。
领导对他说：“你在旧社会干了那么多年，哪里见过这种不蒙不骗、诚实亲切的服务态度？你在旧社会里，哪里能像今天这样受到广大顾客的尊敬和表扬？这不是私商作风，而是新社会人与人的新关系。你应该更好地学习业务，更周到地体贴顾客，更全面地发扬这种作风！”
听了这些话，张秉贵心里明亮了，干劲更足了。他说：“我们站的是社会主义柜台，要通过我们的双手，通过一买一卖，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每当他为顾客服务的时候，心里就象升起了一团火。他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温暖广大顾客的心，让顾客一
重。他暗自问自己：“难道中国在石油上真的不行吗？难道就眼看着外国人笑话我们吗？”就在这次群英会上，王进喜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我国在大庆发现了一个大油田。
他就找到石油部的领导，要求去开发新油田。
1960年，国际形势日益恶化，苏联对我国开始了经济和技术封锁，王进喜十分气愤。他说：
他们想用石油卡我们，我们要自力更生，赶快拿下新油田！
于是，他又一次向上级申请，要求去开发新油田。
不久，上级批准王进喜率领钻井队到大庆去参加夺油大会战。王进喜带上钻井队的32个战友动身了。
在火车上，王进喜问大伙：“咱为什么去参加会战？”有人回答说：“去打井搞油呗！”王进喜说：“这话也对，也不全对。我们是去革命！我们一定要拿下大油田，甩掉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帽子，为全国人民争口气！”王进喜就是带着这样一股劲到了大庆油田。
开发大庆油田的初期，条件相当困难。王进喜和他的战友一下火车，就直奔会战地点马家窑。到了马家窑，只见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荒原。
王进喜高声喊道：“这儿就是大油田！甩开钻井，敞开干吧！这一下可要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他恨不能马上架起钻机，把石油取出来，送到全国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间有两堵破墙，四面透风的马棚里住下了。第二天天一亮，王进喜就派人到火车站去打听钻机到来的时间，他自己带着人平井场，做好打井的准备。
不久，钻机到了。可是吊车不够用，钻机总的重量共有60吨，在火车上一时卸不下来。王进喜十分着急。他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天大的困难都要上！”他决定组织队员动手干，不能坐等。他找来绳子和撬杠，硬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将钻机一件件卸下火车，运到现场，又在3天3夜的时间，把40多米高的钻机奇迹般地矗立在了大荒原上。
打油井需要水，可是当时水管线还来不及安装，开钻等水需要时间。王进喜等不及了，他带着队员们，又动员一些住在附近的农民用脸盆、水桶等到附近的水塘里端水。就这样，大家硬是端了几十吨水，使钻机提前开了钻，打出了大庆油田第一口井。老乡见他没日没夜大干，说他简直像个铁人。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便叫开了。
在开发大庆油田的日子里，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打井上。他说：“宁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一点，他确实是说到做到了。
有一次干活时，王进喜的腿受了伤，人们把他送去医院治疗。伤没有好，他就偷着跑回了工地。在一次骑摩托车往工地送东西时，半路上摔倒了，摩托车压在他的伤腿上，疼得起不来。别人要把他背回去，他不肯，急得那个同志直哭。他说：“哭什么？干革命哪有不受点苦，流点血的。”
王进喜不能走路，就坐在井场上指挥，有一次，他拖着伤腿正在井场工作，突然发生了井喷，钻机上60多斤重的方瓦飞出了10多米高，如不赶忙压井止喷，几十米的井架和钻机就可能陷入地底。
当时，要制服井喷，唯一的办法是用水泥掺土压井。王进喜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腿上有伤，他指挥队员们将一袋袋水泥和土倒进泥浆池里。可是，需要搅拌机搅拌，当时又没有。
就在这时候，只见王进喜将手里的拐棍一甩，一个箭步跳进了齐胸深的泥浆池里，用身体拌搅水泥和土。在他这种精神鼓舞下，队员们纷纷跳进去搅拌水泥。
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用搅拌好的水泥和土压住了井喷。等队员们把他拉出泥浆池时，他的伤腿痛得动不得了。人们敬佩他，赞扬他，都从心眼里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
从此，王进喜的那种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不怕苦，不怕死的“铁人精神”在全国广泛传扬。并在全国掀起学习“铁人精神”的活动。
大庆工人在“铁人精神”的鼓舞下，会战三年，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大油田。
大庆油田的开发，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历史。
1966年10月，王进喜深入1205和1202队，胜利地突破钻井年进尺10万米的高峰，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的钻井最高纪录。
实现了甩掉苏联“功勋”队，超过美国“王牌”队，争夺世界冠军的目标。
王进喜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的丰功伟绩。他不计名利，不计报酬，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鼓舞大庆人和整个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奋斗不息。工人模范层出不穷
当时，同王进喜等人一起，奔赴我国的东北，去参加大庆的石油会战，为开发大庆油田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中，有一位劳动模范，他叫薛国邦。
薛国邦原是甘肃省玉门石油管理局的采油队长和修井技师，50年代全国石油战线上的“采油尖兵”，他曾经多次被评为市劳动模范、省先进生产者。1959年，他又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为了开发大庆，摘掉中国贫油国的帽子，薛国邦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发扬了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为了赶时间，抢速度，刚到大庆时，因没有运输工具，他带着队员去始运绞车，他自己不顾身患关节炎和肺病，坚持抬着绞车走了20里路，刚到家就累得昏迷过去了。
在1960年6月1日，大庆决定为祖国运出第一列车原油。当时，薛国邦正在因病住院，他没等病好，就跑回了采油队。
第二天，天刚亮，薛国邦就赶到了油井，当他得知有一口油井因气温低，原油从井管里流进上油池后就凝固了，不能装油罐车时。他就带领队员们赶到那里，那时，离第一列油车开出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
薛国邦见时间紧迫，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便不顾重病在身，脱掉棉衣，纵身跳入土油池，双手抱起沉重的蒸汽皮管，给凝固了的原油加温。在他的精神激励下，队员们也纷纷跳进土油池干了起来。
在土油池里，薛国邦被油汽熏得头昏脑胀，两眼直冒金星，脸色苍白，身体渐渐站立不稳。可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控制住即将倒下去的身体，顽强地工作着。一直战斗到将原油装满油罐车，保证了第一列车原油按时开出。
当时，人们都深深地被他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赞誉他是“永不卷刃的钢刀”、“拚命干革命的先锋”。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
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3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
当时，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工人就说：“要制出醋化机高级精密设备，困难的确很多，但是想起大庆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发油田的情况，觉得浑身是劲，帝国主义欺侮我们，我们就要争这口气：外国能做的东西，我们一定也要做出来，而且还要比他们做得好。”
在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在甘肃省兰州市汽车运输公司第二车队，有一位模范客运司机，他叫张金榜。
张金榜在工作中表现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在1959年，他成为甘肃省的先进生产者。
1966年，他很荣幸地受到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作为毛泽东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有一天夜里，周恩来来到他们的房间，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
当周恩来得知他是甘肃人的时候，就笑着说；“啊，是和王进喜一个地方的！”周恩来还热情地鼓励他，要他把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的亲切教诲，给了张金榜无穷的力量。从那以后，他时刻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大干社会主义不歇脚，年年出满勤，干满点。把开好车作为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行动。就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都能不断创造新成绩，做出新贡献。
甘肃省地处青藏高原、内蒙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连接地带。张金榜的行车路线处于海拔2000米至5000米。张金榜驾驶的汽车，常年在这样高的地带行驶，从六盘山到乌鞘岭，从峰峦起伏的山区到沙漠和草原。这里夏季烈日炎炎，冬天地冻天寒。到了春秋两季，更是飞沙腾空，黄上弥漫。
在这种险恶的公路线上，张金榜驾驶着汽车，从1953年到1983年，安全行驶了14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圈。
在我国运输史上，他第一个创造了解放牌汽车100万公里无大修的全国最高纪录，超过规定大修间隔里程12.7万公里的6倍半，为国家节约大修费5.9万多元，节约汽油4.4万多公斤，他连续15年超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