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英双方举行会谈(1/3)
●邓小平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
●邓小平批评英国当局说：“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告诫英方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
● 中英双方举行会谈共和国故事·见证历史邓小平说对香港政策不变
1983年6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香港地区代表和委员。
国务委员姬鹏飞、吴学谦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等参加了这次会见。
邓小平与代表一一亲切握手，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邓小平在同大家合影后说：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我们的机构还在，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在谈到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时，邓小平说：
通过过去几年的实践，我们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八十年代，我们要办好三件大事，这也是九十年代要办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件事是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三件事是实现祖国的统一。三件大事的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好了，我们国家强大了，一切问题都会顺顺当当地解决。
邓小平坦诚的讲话受到香港同胞的赞赏，推动了正在北京举行的中英双边会谈。
两天后，中英两国代表就香港问题的会谈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约定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
第一，先谈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
第二，商讨从现在开始至1997年过渡期的安排；
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事宜。
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中英双方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举行。
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10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抵抗了将近半年时间。而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英国政府必须先承诺交还香港主权，才能真正进入谈判。
但英方只希望以1982年9月24日联合公报为基础进行谈判，仍不同意按中国所要求的以承诺交还主权为前提展开谈判。
从1982年9月底到1983年3月初，中英双方实际没有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当时，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和英国都十分焦急。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于1月中旬会见香港新界人士访京团时说：
英国首相讲三个条约依然有效，我觉得非常遗憾，我想不通，是不是对中国示威，这大可不必。如果中英要友好就不必再提三个条约。
这三个条约是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就宣布，一律不承认旧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条约。
早在1841年8月29日，清王朝与英国签订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第三款规定，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清钦差大臣奕.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签订《北京条约》，中国又失去九龙半岛南部111平方公里的土地。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中国代表已经坚决地驳斥了英国的错误立场：
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将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治理，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自由港和做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港币的作用和性质也不变。
因此，廖承志认为主权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他请香港人士向英国朋友建议，劝他们不要再拖，因为拖也没用。
廖承志说，中方把“球”踢过去了，现在就看对方如何接球了。廖承志说的“球”，是指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提出宽大政策
1983年7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正式会谈如期举行。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会谈议程，开始磋商1997年后为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而做的安排。
中方谈判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姚广，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外交部西欧司参赞柯在铄、罗家欢。
英方谈判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英国驻香港总督尤德，港英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英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
邓小平还严正告诫英方说：
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
邓小平的话，无疑又给英国政府施加了一层压力。加上当时香港的金融发生动荡，英国政府终于决定向中国政府作出让步。
10月14日，英国驻中国使馆大使柯利达从伦敦返回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撒切尔夫人的口信。
撒切尔夫人的口信说：
英方已在谈判中表明，继续英国的管治是使香港持续稳定和繁荣的最好和最可靠的基础，但是，中方持有不同看法。
英方认为，对抗不利于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共同目的，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有在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才能确保香港的未来。
撒切尔夫人的口信建议由双方代表讨论可以设想出哪些其他有效办法来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并进一步探讨中方的意见，看看英中双方能否在中国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一起作出对香港人民具有持久价值的安排。
撒切尔夫人认为，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商定确保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安排，英国政府准备向议会提交一项载明这些安排的双边协定，并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些安排的实行和贯彻。
撒切尔夫人的口信，表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从而排除了会谈中的第二大障碍，将旷日持久的谈判纳入中方方案的轨道。
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出各种招数均告失败，而且经济政治形势却对自己愈加不利。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
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第四轮会谈结束不久，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卢斯先生9月26日在香港发表谈话，无理攻击中国政府“公开评论英国的立场”，并威胁说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如果失败而找不到顺利的解决办法”，“就会出现**”、“冲击”和“风暴”。凡是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会认为，卢斯发表这种奇谈怪论，只能给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增加困难，而无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
卢斯指责中国违反关于“会谈保密”的协议，“公开了谈判”，声称这样将会使“一项顺利解决办法的前景受到威胁”。这完全是诿过于人、混淆视听。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过会谈的进程和具体议程。至于中国政府决定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并把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做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完整目标，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文章最后指出：
卢斯和某些受英国官方影响的报刊大谈“民意问题”，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十亿中国人民包括五百万香港同胞坚决要求香港归还中国，要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而且对此充满了信心，这才是最大的民意。任何人想用“民意问题”来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企图阻挠中国收复领土和主权，那是完全徒劳的。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撒切尔夫人和港英当局不久采取有效措施，即决定将港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7.8港元兑换1美元上，同时，决定取消10%的港元存款利息税。
10月15日，港英政府公布了这一重大决定。香港经济社会状况很快恢复稳定。
在中方发起的强大舆论攻势下，英方加紧研究退却的方案。
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驻华大使柯利达调回外交部任次长，负责中英会谈，并任首相外事顾问。
柯利达回到伦敦后，建议撒切尔夫人修改关于治权问题的谈判立场：也像3月修改关于主权问题的立场那样，向中方作出“有条件的”让步。
柯利达提出，英国一方面应公开声明其基本立场仍然不变，仍然认为只有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延续到1997年以后，才能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又应该表示，英国准备“在完全有条件的基础上”来“探讨”中国关于1997年后香港的任何其他安排。
柯利达为撒切尔夫人拟就一封致中国总理的亲笔信。10月14日，中方接到这封信。撒切尔夫人改变了策略，没提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同意在中国政府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中英谈判僵局再次打破。
当时，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得到了香港人民的积极响应。
港九工会联合会以及摩托工会、洋务工会、海员工会等几十个工会组织连续举行“香港前途问题研讨会”，表示拥护中国政府到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决策，反对“以主权换治权”的论调，强调主权和治权不可分。
港九工会联合会在8月17日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出席的有该会属下72
文章还用大量的事例，反驳了英方的谬论：
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1973年，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香港的传统石油供应量减少了10%，当时香港人心惶惶，港英当局派人“十万火急”地向中国内地要求供应燃油。内地在当年11月20日就派专船送去了5000吨轻柴油，12月底又送去同样数量的轻柴油。1974年，内地供应香港各类石油达30万吨。当时的香港副布政司祁廉桐说：“鉴于中东方面所供应的石油预期将会减少10%，故而中国石油输港，无疑将极受欢迎。”
……
又如，香港的淡水供应一直很困难，1961年正是中国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深圳为香港动工兴建第一期供水工程……使香港每日3.5亿英加仑的需水量，每年能保持供应10个月，香港的淡水再也不紧张了。
文章最后说：
当然，英国的某些政策措施和某些行政管理办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不是主要和关键的，更不是唯一的。把香港的繁荣完全归功于英国的管治，并以此做为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借口，是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英国谋求1997年后参与管理香港和让其享有最大程度自治的主张，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迫使撒切尔夫人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方发言鼓舞代表团
1983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胡子昂，分别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港英当局假借香港“民意”，散布所谓“港人治港行不通”的论调。
胡厥文说：
香港的繁荣，主要是靠香港同胞辛勤劳动和刻苦经营的结果。我国政府提出由香港当地人组成政府进行管理，是有充分根据的。
他说：
我同香港工商界同仁近来接触较多，他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感动，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令人钦佩。他们多年从事工商业，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收回主权之后，依靠全体香港同胞的努力，香港不但能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而且一定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使香港更加繁荣兴旺。
曾两次率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香港的胡子昂说：他在香港会见了许多香港工商界朋友以及各方面人士，香港工商界和香港同胞越来越高涨的爱国热情，令人钦佩。
胡子昂还说：
近二三十年来，香港的经济有很大发展，这是在祖国内地的支援下，香港工商界和各界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能力的。香港工商界中许多人就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企业和生产技术的知识、经验和才能。我们相信，收回香港主权以后，在全国各族人民的亲密合作下，依靠香港人民的聪明智慧，一定能够把香港治理得更好，使香港更加繁荣昌盛。香港主权一定要收回，我们对香港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当时，胡厥文和胡子昂的话，对正在进行中英谈判的中国代表团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同时，中方重申了一贯立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山内大介的谈话中说：
过去对香港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它。这个条约要在1997年才到期，1997年6月30日，到期就收回主权。这不是个耐心不耐心的问题，是我们尊重历史形成的结果。
胡耀邦还说：
关于保持香港的繁荣问题，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收回主权时为止，如何逐步过渡的问题。对此，我们是有一套系统的政策的。在我们看来，维持香港的繁荣不成问题。在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放心，在香港的外国人也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我们可以收回香港主权，为什么不可以维持它的繁荣呢？而且还有十三年半的时间，我们还可以积累经验嘛！
在第六轮会谈开始前，中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齐怀远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
我们希望在明年9月之前能同英国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的政策方针。
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地公开宣布谈判设限。
英国政府首相撒切尔夫人最担心的是谈判破裂，中国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因此，她授权柯利达再向中方传递口信，更加清楚地解释10月14日那封信的意思：
我们不设想1997年以后英国与香港之间在政权或管理上的任何联系。
柯利达在11月14到15日举行的第六轮会谈时，向中国代表表达了英国首相的这个解释。
中方代表对英方的解释表示欢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