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佛教徒，但却与佛教有缘。个中缘由还得从大唐玄奘法师骨灰初葬于我的故乡说起。
故乡位于西安市浐河东岸的白鹿原上。玄奘法师圆寂后，唐高宗依其生前所嘱，将其骨灰安葬于斯。总章二年（669），玄奘骨灰从白鹿原迁至长安县少陵原重葬，并建五层佛塔作祭。次年因塔建寺，唐肃宗亲题“兴教”塔额，兴教寺由此得名。
玄奘骨灰缘何迁葬，迄今无据可考，但民间传说却不绝于耳。幼时听老辈人说玄奘迁葬当日，白鹿原信众十分沮丧，上万人聚集谏阻，恳请朝廷不要惊扰圣僧，愿其在天之灵护佑大唐国泰民安。上中学时，同乡老先生刘耕向学生讲述，玄奘骨灰初葬于白鹿原西坡云经寺，与西汉薄太后陵近在咫尺。迁葬有违圣僧和佛教仪轨，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
后来查阅文献始知，刘耕老先生所言并非信史，实为民间演绎传承。但“佛教”的概念却由此入耳入脑，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的精神和“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的豪气更令我肃然起敬，甚至向往将来做个研究玄奘的学者。此愿萌发后我的热情一度不能自已，曾于入伍前懵懵懂懂地去过西安城内外十余座佛寺，总想在香火氤氲中寻觅玄奘的余息。
1962年中印边境形势因印军频繁入侵挑衅而渐趋紧张。为反击印军入侵，我从西安入伍到新疆戍边。当时虽没有赶上打仗，但此后在丝绸之路沿途的新疆军区、兰州军区及驻军单位工作长达30多年。在仰止玄奘、流连西域的岁月里，我利用常年外出执行任务后的闲暇时间，先后造访了丝绸之路沿途的大部分汉藏佛寺。吐鲁番、库车、拜城、疏勒、于田等地的古寺遗址亦不曾遗漏。这些经历使我有机会走完玄奘取经往返的境内全程，深为玄奘九死一生犹不悔的求学精神所震撼。20世纪80年代初再读《大唐西域记》校点本，对玄奘追求信仰百折不挠的意志更为敬仰，对佛教之所以能在东土落地生根也有了新的理解。然而由于军旅匆匆，加之学养不逮，我连一篇有关玄奘的文章也未能写出。这个未了之愿也许是我余生的最大遗憾，每念及此不禁喟然长叹！
1995年我奉调总政治部宣传部供职，办公室紧傍旃坛寺，宿舍区靠近西黄寺，站在阳合上即可眺望雍和宫。之后几年，我把节假日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造访京城的佛寺道观上。京城数座元、明、清皇家寺庙所展示的对藏传佛教的崇敬与信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时期我到一些部队蹲点调研，工作之余也造访了不少佛寺道观。
1998年，我转隶成都军区任职，从2007年免职到2013年收到退休命令，至今20个年头。退居二线后，我用主要时间造访西南地区的佛寺道观。随着见识的积累，我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异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在儒释道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60多年来，我在造访一些声名远播的古寺名刹时，常常为信徒对佛陀顶礼膜拜的虔诚所感动。如果说这其中令我感动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那么老战友李巍同志令我感动的则是他保护佛教文化的执着，他让我看到了一个退伍老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情怀。
李巍同志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收藏元明清金铜佛像的。为实现不让古代金铜佛像珍品流失海外的夙愿，他放弃眺望可及的将军目标，于38岁时转业下海经商，为收藏金铜佛像积累资金。40多年来他凭一己之力，收藏元明清金铜佛像达千尊之多，其中不乏明永宣时期金铜佛像的精品。佛像收藏初具规模后，李巍同志接受我“让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的建议，先后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和普陀山
佛教协会捐赠金铜佛像和法器500尊（件）。2018年又向普陀山佛教协会捐赠了256尊（件），总计达756尊（件）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容，更是广大信众的精神家园。李巍同志呕心收藏与坦**捐赠古代金铜佛像的善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新实证和正能量，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点赞。
作为李巍同志收藏金铜佛像的见证者，我多次就他藏品的相关问题向国学大师季羡林、冯其庸先生请教，向藏传佛教专家王尧先生和沈卫荣教授请教，向金铜佛像鉴定专家王家鹏研究馆员和周卫荣研究员请教，每次请教都获益匪浅。近几年季羡林、王尧、冯其庸先生相继辞世，我至今悲痛未了。现在我把有关文章结集付梓，表示对他们的深切追思，表示对沈卫荣、王家鹏、周卫荣先生的衷心感谢，也表示对李巍同志为国家为民族所做贡献的崇高敬意！
2017年3月15日
（本文收录于中华书局2012年版《汉风藏韵：明清宫廷金铜佛像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