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美术馆以“汉风藏韵”的诗意展标，举办“中国古代金铜佛像特展”及“汉藏佛教艺术与国家文化认同学术论坛”，专题研讨著名金铜佛像收藏家李巍先生的珍贵藏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举措。展览和论坛让我们看到把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影响。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载体。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是中华民族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蕴藏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而且凝聚着民族交融的历史结晶。收藏并展示我国古代汉藏金铜佛像，是彰显佛教文化艺术的文明之举、爱国之举。历史将为这次展览和论坛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对藏品的解读，我们更深一步地看到，汉藏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互尊互补，汉藏佛教造像之所以能共存共荣，根本原因是这两种文化在其深层次的历史进程和跨地域的现实表征中，有着共通的传统观念和理性辩证的感情认知。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认同一个国家。
从元朝西藏被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后，西藏僧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时俱进，中央王朝对西藏的辖治也与时俱进。尽管这期间英国曾多次妄图侵占西藏，但都遭到藏族同胞的强烈反抗。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王朝彻底滑向崩溃的边缘，英国趁机加紧了侵略西藏的步伐。为了绕过清政府直接同西藏“直接交往”，英属印度总督乔治·寇松多次致信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希望与他单独对话。十三世达赖洞察其奸，坚决不与对方接触。寇松认为：“这真是世上最稀奇古怪、不可理解的事情。在离我们边境只有200英里的地方，竟然有一伙赤手空拳的和尚敢于长期蔑视我们。”恼羞成怒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与沙皇俄国的竞争中，加快扩大殖民地盘，大肆掠夺西藏资源。1904年英国万人武装使团在其政治专员荣赫鹏率领下，由中锡边境入侵亚东峡谷。消息传到拉萨后，十三世达赖召开全藏会议，在驻藏大臣裕钢的支持下号召全藏僧侣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在这位爱国、爱藏、爱教的大喇嘛号召下，入侵英军一路遭遇藏族僧众和兵民的顽强抵抗，遭受了他们占领印度时没有过的重大伤亡。在英军攻打江孜紫金寺时，藏军和僧兵英勇奋战，在悬殊的武器装备条件下，杀敌50余，僧兵也牺牲了40多人，紫金寺化为焦土，在抗击侵略的史册上写下悲壮的一页。在抗击英军的血战中，英军炮兵指挥官扎聂萨海被从林芝赶来救援的藏兵用大刀砍成两段，同时被砍死的还有15名英军。英军医生感慨：“西藏人的英勇举世无双。”在令英军付出了极大代价之后，％月％日江孜宗城堡失陷，弹尽粮绝的500多名藏兵全部跳崖牺牲。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捍卫雪域山河，以血肉之躯向自己的祖国效忠。
在血战江孜的抗英战役中，使用火枪长刀的藏族兵民，面对英军的洋枪洋炮，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实际上反映了对自己祖国的归属感。在这方面已故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堪称爱国、爱藏、爱教的伟大楷模。
1956年班禅因佛事应邀出访印度，一小撮敌对势力蛊惑班禅弃国出走，被他断然拒绝。随后他向访问印度的周恩来总理表示爱国爱藏的不二决心并提前回国。“文革”期间班禅蒙冤，出狱后依然不改初心，在讲经传法中始终坚持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宗教要服从宪法的主张，在我国宗教界产生了广泛的。
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1959年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当时虽有少数僧侣因受蒙蔽而卷入其中，但广大藏族民众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敌对势力不会放弃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还会变换手法继续捣乱破坏，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分裂势力屡次失败的结局，让佛教信众们更加清醒地看到，统一的、包容的多民族的中国根脉，在藏族僧俗民众的心中越扎越深，祖国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广袤的藏族聚居区越来越强。
西藏自治区是全民信教的地区，这种越来越强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转化为藏传佛教和藏族僧众对国家越来越强的认同感。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了这个共同的血脉基础，从根本上形成了命运的共同体、利益的共同体、交融的共同体。
其二，认同一个佛祖。
无论是藏传佛教的四大派，还是汉传佛教的八大宗，大家都把释迦牟尼视为佛教始祖，认为佛陀不仅是佛、法、僧“三宝”的集大成者，还是第一个讲经传法的凡世超人。这使释迦牟尼在世界佛教信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圣誉。在汉传佛教的寺庙中，大雄宝殿无论规模大小，都有释迦牟尼的塑像，或坐或立或卧，法相庄严，神态慈祥。信众供奉香火，也主要是向释迦牟尼顶礼膜拜。藏传佛教最早修行佛、法、僧“三宝”的第一座正规寺庙一桑耶寺，是集汉、藏、印三种风格于一体的宏伟建筑，至今仍保存完整。这座寺庙大雄宝殿中供奉的释迦牟尼法相，是建寺时用哈布山上的整块巨石雕刻的。像高3.9米，头戴宝冠，身着僧衣，偏袒右肩，身披袈裟，手持接引印，结跏趺坐，给人以祥和睿智的强烈印象，让膜拜者心灵震撼，神思遥远，久久不能忘怀。
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塑像，传说是佛陀在世时按照其身高和真容塑造的。藏族僧俗信众对这尊佛像崇拜之虔诚，是别人难以想象的。时至今日，仍然能够看到僧俗信众的真诚与坚持。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善男信女跋山涉水，千里逍逍，五体投地前往那里瞻仰拜谒。被誉为藏传佛教皇家寺庙的北京雍和宫，大殿供奉的三座佛像，释迦牟尼同样居中而坐。这足以说明，即使崇拜藏传佛教的清朝皇室，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在他们心中也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使心中的释迦牟尼具有超自然的神力，佛教信众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佛陀的身世和修持锦上添花，从大纵深、多维度、全方位赋予佛陀许多神秘莫测的传说，而且故事离奇、内容玄奥，引人入胜。久而久之把本来是王子贵胄的释迦牟尼加以神化，使其成为“一德立而百善从之”的救世圣人。正是汉藏信众梦笔生花的传说，为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增加了更多神秘的宗教色彩。
其三，认同一个渊源。
汉传和藏传佛教对于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现在的尼泊尔境内）早已形成共识，即使在信奉小乘佛教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越南南部、老挝、柬埔寨和我国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地区，教徒对佛教的发祥地同样不持异见。佛教传入中原与传入藏族聚居区的时间虽然有早有晚，路径也不尽相同，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对释迦牟尼的王子身份、苦修过程、参悟真谛、立身成佛、游方传教的故事传播久远，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根本典籍和行为准则都有若干共同之处。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这使两派的血脉渊源更加亲近。绵延不绝的文化，是保证一个民族生命活力的全部要素。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涵化异邦文化、发展本土文化的历史。
从汉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互相融合的过程，也能看出佛教各派对其渊源的认同。早期的西藏佛教造像受克什米尔造像以及东北印度波罗王朝造像风格的影响，线条简单，造型稚拙。十四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汉藏文化交流的频次增多，西藏佛教造像受汉文化的影响日益彰显。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协调、造型准确，细节刻画生动，五官端庄优美。受克什米尔造像影响的元素已被弱化、简化、淡化，代之呈现的是本土的、成熟的、恰到好处的新颖造型，展现的是精美曼妙的艺术风韵。同时期的明代宫廷佛教造像，不断吸收藏族造像的特点，与中原造像元素互补，博采彼此诸长，从而为我们留下了精美绝伦的永宣佛像。这类佛像不仅是佛教信徒眼中的瑰宝，也是世俗民众收藏的珍品，甚至还是异教徒爱不释手的艺术瑰宝，前面我们说到的荣赫鹏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1940年9月7日，纳粹德国的飞机轰炸伦敦时，荣赫鹏宅邸被炸，瓦砾堆中仅存的完好物品竟然是他从西藏带回的一尊佛像。1942年荣赫鹏死后，那尊佛像也被安放在他的棺木上面。这个在西藏大开杀戒的刽子手如此珍重佛像，自然不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后人只能设想他渴望得到的宽恕不只是来自耶稣还有佛祖。这个史实足以说明，旷世精美的金铜佛像的魅力已经超越宗教信仰的界限，成为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其四，认同一个宗旨。
所谓宗旨是指佛教信仰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慈悲为怀、以善为本、普度众生可以说是佛教的宗旨取向。转凡如圣、转恶向善、转迷为悟也可以说是佛教的宗旨取向。蜀汉刘备所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而我国民间的普遍看法则更简明扼要，认为佛教就是劝人做个善良人、纯正人、灵魂干净的人。老百姓这样的表述不仅生动形象，还蕴含着佛教世俗化、直白朴素而又深刻隽永的哲理。
为了践行宗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要求信徒不仅要熟悉教义，信仰“三宝”，奉行“三藏”，还要恪守“五戒”。据佛典记载，佛陀在传道之初，信奉者尚能注意道德自律。后来因信众增加，良莠混杂，行为失范，佛陀便开始制定一些禁条，以确保佛教宗旨的实现和僧众行为的端正。藏传佛教在践行“五戒”基础上发展的“十善”，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对于规范信众的伦理道德、保证佛教宗旨衣钵相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看来，“五戒”“十善”是提高僧俗民众情智素质的需要。西藏有大量藏传佛教、本教寺庙以及众多僧侣、信众，充分发挥这些僧侣和信众在西藏各项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引导他们在善念、善言、善行中释放正能量，抵制分裂势力和消极因素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西藏宗教界应该担当也能够担当的重要使命。
近几年我们强调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内涵和外延上都融合了各类文化的精髓。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无论我国的哪一个宗教，都应当以这样的目标、取向和准则，引导信众践行宗旨，惩恶扬善，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为宗教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提供新的人文环境，构建新的社会基础。
201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