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是去刑警大队，林星涛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几个警察将林星涛扯上了车，车子呼啸而去。不是驶向刑警大队，而是向郊外驶去。
“你们不是刑警队的?”林星涛反应过来。
“当然不是，只是借了几套衣服穿穿，还有这辆车子。”为首的是刘焕荣，“我们老大不想这件事被人查出来，只好委屈你了。”
冷面杀手刘焕荣，又号神经刘，1957年出生于台中市北屯区陆光八村的一个军眷区里，是家中的老幺。像陈启礼等人一样，刘焕荣也由一个受人欺侮的外省籍子弟逐渐成了不良少年。上台中商工职校后，他加入了小梅花帮。1974年，刘与小兄弟们在收保护费时为警察所困。突围中，这时候用刀砍了一个警察的大腿，当晚被抓进警局吊打一顿，然后被判刑4个月。
刘焕荣出狱后一心想改过从善，但令人惊心的是，社会的确没有给他丝毫机会，不仅到处遭人白眼，而且警方还时时威吓他，似乎不进黑道就不放过他。于是，他只有走黑道一条路。1979年，他因赌债纠纷开枪杀了第一个人，从此开弓没有回头箭，从被动干黑道变成主动闯江湖的硬手，很快获得了“神经刘”的绰号。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慧眼识英才，千方百计将他罗织进堂，封为执事。
刘焕荣进入竹联后，并未获得他万分仰慕的陈启礼的信任，他急于表现，遂起“要出头，杀老大”之心。再说，他不愿默默无闻地在黑道混，于是决心走职业杀手之路。
他杀的第一个老大是台湾黑道很有名气的大树林帮帮主杨伯峰，获酬金40万元。因为此事，刘焕荣一夜成名，且开了为求成名而杀老大的新风尚。
林星涛惊恐万状：“我不会说的，我一定不说，朱老板(朱国良)答应过我，就算事情曝出来也会保我没事的。”
“可我们老大没说。”刘焕荣用一根钢丝勒住了林星涛的脖子：“只有死人是不会乱说话的。”
车子开到淡水河边，几个人用一条大麻袋将林星涛的尸体装了，系上一块大石头，往河里一抛。
一缕冤魂随波而逝。林星涛在世间永远消失了。
陈启礼正为及时处理了这件事，有关部门找不到证据而庆幸时，突然接到警局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林星涛的妻子将一个袋子交给了刑警队长曾文，估计袋子装的东西会对他极为不利。
陈启礼蓦地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林星涛还留了这一招，倒是出于他意料之外。上次请蚊哥调解竹联帮和刑警大队的矛盾时，曾文就明确地表示，刑警大队尽量不去找竹联帮的碴，但如果竹联帮因事落到刑警大队的手里，刑警大队也绝不放过。
半个小时后，台北市刑警大队队长曾文接到了陈启礼的电话：“曾大队长，我想找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曾文口上虽这么说，心里却嘀咕开了，和黑道上的人打交道不容易，稍有疏忽就把自己给搭进去，在对待黑帮的问题上，他尽量不去触及，可台北市每年发生的案件，十有八九都和黑帮有关，使他不得不直接去面对。当他从高雄刑警大队调到台北来时，就知道了台北帮会的厉害。他不想和一些人那样与黑帮沆瀣一气，腐败透顶，但他又不愿和黑帮为敌，最后得不偿失。只要大家都过得去就行，你当你的匪，我干我的兵，互不干涉，这是当了十年的刑警队长，在对付黑帮的问题上总结出来的经验。当然，在与黑道上的人打交道时，不能太软弱，否则会被对方“吃掉”。
曾文从林星涛妻子的手上接过这些材料时，看着那个眼泪汪汪的女人，心里挺难受，一种突如其来的正义感使他要为林星涛讨个公道。送走林星涛的妻子后，他正要向调查股市暗箱操作的有关部门联系，打算联手处理这件事时，不料陈启礼的电话先到了。只要他交出那些材料，随便他开出什么条件，陈永和都会答应。如果他把材料交给了陈启礼，就失去了对那个可怜女人的承诺，连刑警队长说的话都可以不算话，那么谁说话才算话呢?
陈启礼见电话那头的曾文不吭声，于是又说：“你儿子每天都去蚊哥的赌场玩几手，你老婆呢，最喜欢去一家夜巴黎的夜总会跳舞，那个场子可是竹联帮罩的。”
说完，陈启礼挂上了电话。
曾文吃了一惊，想不到黑帮的手段这么辣，如果他不“合作”的话，很快就有廉政部门来找他的麻烦，而且从今往后，一家人的性命恐怕都得被黑帮牢牢抓在手里。他将那些材料复印了一份，打算日后作为对付竹联帮的有力证据。(“一清专案”时，那份复印材料果然成了竹联帮的罪证之一。)
1982年底，佳华贸易有限公司在有关部门的过问下停牌，接着，陈启礼干脆将公司注销，主动停止了和四海帮的合作。
在黑道上混迹了多年的陈启礼不甘心就这么混下去，钱有了，也有一大帮听他话的兄弟，但身份呢？无论在什么人的眼中，他始终是个黑帮老大。他的眼光开始投向了政界，在与许多政界人物打交道的同时，他学到了不少政界的手腕，要想从一个黑帮老大变成政界名人，“名”和“权”两不缺，必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正是他的这种欲望，使得他尽可能地和政界“合作”，终于导致日后身败名裂，再度身陷绿岛。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陈启礼想到了要办报纸。在二十年前，他就曾利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迫使当局勒令四海帮解散，现在他又要利用这一招，来达到自己成为杜月笙第二的人生目标。
在朱国良的介绍下，陈启礼认识了《华美日报》的独家股东及社长余祥生，《华美日报》由于经营不善，已负债累累，就要宣布倒闭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陈启礼买到了《华美日报》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提高名声故然重要，但如果老是亏损，那样的傻事他陈启礼是不干的，半个月后，由于看不到《华美日报》有什么起色，陈启礼和余祥生商谈，打算另辟疆域，创办图文并茂的杂志，他将杂志命名为《华美报道》。办杂志唯一的宗旨是打开销路，销路一广，杂志才叫得响，而他这个昔日的黑帮老大才能凭借著名杂志发行人的身份，一跃成为文化名人和社会贤达。
就在他考虑如何办好《华美报道》时，接到上线陈虎门的指令，要他派竹联帮的杀手杀掉在台湾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李敖。
上线的指令，陈启礼无论如何要执行，可是想到当年在绿岛和李敖共患难，共同探讨人生和社会方面的真谛的那段岁月时，重义气的陈启礼不忍心下这个手，但身为党国的忠诚卫士，面对李敖的“忤逆”，他无法容忍。
李敖的性命只在陈启礼的一念之间。
自从1976年离开绿岛以后，陈启礼只有在电视上见过李敖，两人没有再联系。也许他们两个人，本就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
在陈虎门的一再催促下，以“党国”利益为重的陈启礼只有暂时将义字抛在一边，派出竹联帮杀手刺杀文化名人李敖。
李敖，1935年4月生于东北哈尔滨，1949年随父到了台湾，在台中一中读书，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不久辍学，后改读历史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的李敖去军队服役，1961年退伍后考入中院史语所研究生，也许对历史了解得太透彻了，李敖对传统文化种种弊端的批判如地下溶浆找到突破口一般狂喷出来，他的独到见解很快使台湾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1964年开始，已是文化名人的李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当局的统治阶层，他所宣扬的自由、民国、开明、进步、战斗等观点触怒了当局，从1967年开始，李敖被当局以“妨害公务”罪名起诉，并勒令封笔，此后的岁月里，他都生活在当局的监视之下，直至1971年3月被捕下狱，1976年出狱的他干了三年的杂活之后，于1979年重返文坛，发表《独自下的传统》，再度掀起政界和文化界的滔天巨浪。此后，李敖为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利笔所致，揭露真相，抨击时政，把一个死气沉沉，一党独霸的孤岛搅动得火光冲天，昏天暗地，一时间朝野上下，无不惊诧。 1981年，李敖又因“惹事生非”，而被投入监狱，6个月后出狱。出狱后的他变本加利，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如一磅磅巨型炸弹，将当局的统治者炸得昏头转向。要对付这样的一个名人，没有更好的办法。身为中情局长的汪希苓主动向蒋经国请缨，他要利用黑帮的杀手来对付李敖。
而李敖对此浑然不知，死神已向他伸出死亡之手。
陈启礼在派出竹联帮杀手打算致李敖于死地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上司要他刺杀李敖，却没有限定时间。
1983年6月，为庆祝《华美报道》杂志的开业，陈启礼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场开业庆典，为了抬高声誉，他邀请了不少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当然包括他将要下手制于死地的李敖。
李敖在接到陈启礼的邀请函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致，对于那些黑帮人物，他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作为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他不想和那些“不良分子”沾上任何关系。但是他深知黑帮的厉害，与当局作对，大不了做几年牢，如果得罪黑帮，说不定哪一天会横尸街头。在绿岛和陈启礼做邻居时，从谈吐中，他知道了这位黑帮老大的为人。
在送去一笔丰厚的贺礼时，李敖因“病”住进了医院。
接到李敖因病住院的消息时，陈启礼笑了笑，对身边的吴敦说道：“这个家伙害怕和我打交道，所以才装病也不能怪他，像他们那种文化名人是不屑和我们这些流氓打交道的。”吴敦说：“我派几个兄弟去请他!”
“算了，算了。”陈启礼一脸宽容的模样，“强扭的瓜不甜，由着他去吧！现在他不愿和我打交道，终有一天他会来找我的。”
陈启礼的话在十几年后得到了印证，2000年台湾大选之前，做为“新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李敖得知陈水扁在利用四海帮势力其拉选票时，联系到了身在柬埔寨的陈启礼，求陈启礼出面用竹联帮的势力为他拉选票，遭到陈启礼的拒绝。
除李敖和极少几个社会名流外，大多数被邀请的人都参加了《华美报道》的开业庆典。
在庆典酒宴上，陈启礼听着来自各方面的阿谀之词，飘飘自然起来，仿佛功成名就就在眼前。
竹联帮经他的一番努力，势力已遍及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黑社会势力，如美国黑手党、华青帮、越青帮、三K党、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日本的山口组和黑龙会及福川会，香港的大圈仔和十四K，都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本人由于身担重任，日渐得到上司的赏识，如果能够尽快“脱胎换骨”，那么跻身政界已是指日可待。
早在一年前，原四海帮老大蔡冠伦就利用手段尝试进入国民议会，尽管最终因各界反对的呼声太高而被迫退出，却为黑帮问鼎政治开了先例。蔡老大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和黑帮“划清”界线，他陈启礼绝对不会犯这错。
在与颜世锡和刘戈仓等警界的人交杯换盏时，陈启礼不无幽默地说：“我的‘名商俱乐部’(竹联帮的总堂)几乎成了你们警总的大本营。”
李敖没有参加陈启礼的《华美报道》的开业庆典，却收到了一份小礼物。
礼物有些特别，只有一页纸，纸上画着一个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图案，还有一把手枪，枪口射出一发子弹，弹尖处写着李敖两个字。
李敖有点哭笑不得，自言自语：“他在打哑谜，当局怎么会派人杀我，要杀的话早在几年前就杀了。”说完，点燃打火机，将那页纸烧了。
李敖没有把陈启礼的警告当一回事，但陈启礼却接到了上线陈虎门的警告，如果还不尽快下手的话，按违反中情局内部法规处置。
陈启礼迟迟不杀李敖的原因，除了当年同室而囚的情义外，还有一些对硬性的文化人的敬服，像李敖这样一个百折不挠的人，放眼台湾文坛，找不出第二个，如果他死了，不能不说是当局的变相腐败以及文坛的损失。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陈启礼决定救李敖一命。他心知中情局的做法，如果第一个方案不成功的话，马上会想出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方案来，直至达到目的为止，在这一点上，中情局的行为方式和黑帮是没有两样的。
他叫来刘焕荣，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几个小时后，在李敖私邸的门口，刚出门的李敖遭到枪手袭击，身中两弹，所幸没有伤到要害，送到医院后经过抢救已无性命之忧，不过几个月都得躺在医院里了。
“李敖枪击事件”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是当局暗中指使杀手干的，尽管当局已勒令警察局和刑警大队全力追查此事，仍受到各方面舆论的攻击。
陈启礼一面向上线陈虎门检讨枪手的枪法失准，一面利用《华美日报》，发表署名李敖的文章。文章内容与李敖以前文章的内容大相径庭，在文笔上都如同出自一个人之手，这使得有些人开始怀疑李敖遭枪击后是不是“有所悔悟”。不管文章是否真正出自李敖的手笔，但多少替当局挽回了面子。另外，陈启礼派人用钱买通几个社会烂仔，给他们几支枪，把他们安排在淡水河边一个小码头的货仓里，说到时有人会送他到美国去发大财。安排好后，他打电话给颜世锡，说枪击李敖的人现在正躲在码头的货仓里，那是一群穷凶极恶之徒，每个人手里有枪。
无需陈启礼再多说，颜世锡已心神领会，带着大队人马赶到码头货仓，一阵枪声过后，从货仓里拖出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枪击李敖的凶手已被警方击毙，事件的起因正在调查之中。当天，台北各家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此事，颜世锡面对众多记者，煞有介事且绘声绘色地谈吐，歹徒怎么猖狂地负隅顽抗，警员又是多英勇向前……出尽风头的颜世锡在得到一大串荣耀的同时，却并没有说那些歹徒在被警方的围攻下，手里的枪根本没有子弹，更谈不上负隅顽抗了。
陈启礼的这一招棋好歹替当局排除了几分嫌疑，上线陈虎门没有再逼他。对于陈启礼的这番苦心，李敖至始至终都不知道。
在陈启礼的一手策划下，《美华报道》的创刊号果然出类拔萃，别具一格，杂志的封面是歌星上官明莉的**照片，里面的内容更是**刺激，有色有血，诸如“亚洲羚羊”纪政的情爱内幕，“青蛙王子”高凌风被枪击始末，天后歌星邓丽君的私生活点滴等。除美国的《花花公子》外，台湾没有一本杂志敢大胆地印上女明星的裸照，而且内容又是那么的**。
《华美报道》创刊号一上市，立即引起报刊界的恐慌，众多新闻媒体对《华美报道》予以各种舆论鞭达的同时，也替《华美报道》做了宣传，使得《华美报道》的销量呈直线上升，一下子突破了五十万册的大关，创下了台湾杂志销量的最高纪录。而做为杂志发行人的陈启礼的名字也见诸于诸多报纸的报端，不管文章对陈启礼的评价如何，陈启礼这个名字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
余祥生可乐坏了，照这样的发行量下去，用不了一年，他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不管社会各界的反应怎么样?只要能赚钱就是好事。
就在陈启礼策划出第二期《华美报道》的时候，当局出面干涉了，指控《华美报道》与报道工商财经新闻的宗旨不符，且封面过于色情，其内容过于血腥，有辱中华五千年传统美德，继而查禁《华美报道》，勒令停刊半年整顿。
陈启礼遇挫不馁，高招叠出，他业已证明，在黑道中积累的经验用于白道的企业经营，照样可以大赚金钱，或者将手法稍加改变，用来办报出刊也能大获成功。
一方面，他将杂志改换一下名称，将原来的《华美报道》改成《美华报道》，重新登记出刊，另一方面，又以杂志社董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接受报业同仁的采访，大谈创刊《华美报道》的动机和刊登上官明莉**照片的始末，这样一来，《美华报道》的知名度更高，销路更畅，而他自己本人也名声大振，与权倾一时的国民党将军王升同时成了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在《野者论坛》的封面人物。
陈启礼办《美华报道》第一期时，运用同样的手段，以报复《中国时报》老板——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余纪忠，集中报道了余纪忠的爱将——王笃学兄弟的风流帐，极尽嘻笑怒骂之能，其手法竟与李敖有几分相似。陈启礼使用的手段高明之极，丝毫不留一点予人可乘的痕迹，余纪中只好服输，央求“城哥”蔡余深出面，和陈启礼私下和解了事。
一招得手，陈启礼花样翻新，在《美华报道》上办了一个“大亨摘星点将录”专栏，打着慈善捐款的旗号，向商界大亨、娱乐界明星发出请贴，顺便写上银行的帐号和所需的捐款数目，如果那些人懂“味”，在限定日期内往银行帐号上“捐款”，则平安无事，如若不肯就范，就在“点将录”上见高低，将其发家史，床第秘闻及花边新闻来个大曝光，将其名声搞臭。如果这一招还不行的话，还有另外一招狠招，命十几个10岁左右的小烂仔，浑身腥臭，穿着破烂不堪，在大庭广众之下抱着不肯就范者的腿，大叫妈咪或爹地。
陈启礼的招式果然有效，在惩治了几个不肯就范者后，那些商界大亨、娱乐界明星们一见到《美华报道》杂志社发来的请帖，无不照着上面写的数目积极捐款，以求万事大吉。
这一招典型的黑道手笔既来钱又招徕读者，比冒着危险贩卖军火强多了。
已有几年情报员工作经验的陈启礼，当然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的杂志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易”。他偶尔也捧捧国民党方面不喜欢的人如李敖、江鹏坚、雷渝齐等社会名流，搞得“中央文工会”和市党部的关系颇为紧张，常常派人与他私下沟通，不敢轻视他。有时，他又在一些江湖秘闻中插入几篇“忠党爱国”之类的文章，讨好国民党。
《美华报道》使陈启礼脱胎换骨，从一个黑帮老大跃成为文化名人。但他仍嫌不够，想全方面进入文化界，尤其是演艺圈。
若论涉足演艺圈，早在四海帮涉足之后，竹联帮的第一代元老周榕就曾组建了一家飞龙影业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而大护法吴敦一直就是爱国导演刘家昌的导演助手，在刘家昌的昌江影业公司制片主任之职。陈启礼很早就想通过吴敦认识刘家昌，可刘家昌和李敖一样，不屑与他这种黑道人物打交道。
终于有一天，刘家昌亲自找上门来，要陈启礼出面为他讨回一个公道。
“那个人是谁?”陈启礼漫不经心的问。
刘家昌看了看陈启礼：“你手下的王羽。”
“哦！原来是他。”陈启礼笑了笑，没有继续往下说。
他知道外号“赵城之虎”的刘家昌认识许多国民党的上层权势，如果能够通过刘家昌结识那些权贵的话，对他日后跻身政界无疑是个很大的帮助。
很快，陈启礼知道了刘家昌找他的原因。几个月前，在台北市东来饭店举行的“亚太影展”会上，作为特邀嘉宾的刘家昌坐在一旁休息时，王羽领着一帮竹联帮兄弟闯了进来，指责刘家昌派人砸了他的车子。刘家昌不仅是港台影视圈的名人，与国民党上层权贵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恼怒之下，张口就是一句口头禅：“他妈的……”话未说完，脸上已挨了王羽的两记耳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刘家昌如何咽得下这奇耻大辱，他不顾对方人多，跳起来就要拚命，幸亏一旁的吴敦极力劝阻，才把双方劝住了。
事后，王羽请了竹联帮元老周榕作陪，在天吉楼餐厅摆宴向刘家昌赔礼道歉，但刘家昌肚子里的那口气岂是一顿饭、几句好话就可以平息的?他本想花钱请黑道杀手“干掉”王羽，但最终听取了吴敦的意见，找陈启礼出面处理这件事。
陈启礼弄清事情的真相后，一再表示替刘家昌出这口气。如果能结识刘家昌，失掉一个王羽算什么?
送走了刘家昌，陈启礼令人在《美华报道》上抖落王羽的丑事，而总护法吴敦也在他的授意下派竹联帮杀手追杀王羽。
王羽在竹联帮内朋友的警告下，离开台北，东躲西藏，惶惶可终日。
陈启礼见一连派出去几批杀手都没有完成任务，知道帮内有人通风报信，因为他清楚王羽和不少堂口老大的关系相当不错。两天后，他在总堂当着众多堂口老大的面宣布：如果谁还继续通风报信，格杀勿论。
帮内兄弟都知道，这一次帮主真的要杀王羽，看样子任何人都救不了。
走投无路的王羽为求保住性命，央求“跛脚秉遑”郑秉遑出面向陈启礼说情。看在郑秉遑的面子上，陈启礼开出了条件，交付1700万的“精神赔偿费”，将王羽拍的所有电影版权出让给刘家昌，另外在东来大饭店摆下酒宴，请来一些社会名流，当着众人的面向刘家昌赔礼道歉。
为了保住小命，王羽什么都认了。
摆平了王羽的事后，刘家昌对他感激不尽，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并组建了欧帝威唱片公司，在刘家昌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不少政界有头脸的人物。
他又想到了他的黑道老师陈惠文，1967年被抓后，到1972年才放出来，但那时他还关在绿岛。出狱后他曾经去过红楼剧场，可剧场早已关门，听人说陈惠文到加拿大去了，几年来一直没有消息。
这天，颜世锡大电话给陈启礼，说要合伙开一家水电工程公司。这期间，陈启礼正煞苦心一步一步将帮会变成一个公开化、企业化、合法化的现代帮会，对于黑道生意，能摆脱则摆脱掉。他和颜世锡就像两个分别站在水里和岸上的人。水里的人拼命往岸上爬，岸上的人却以为水里很好玩，拼命要往水里跳。
利用黑道手段变着手法在白道上捞钱，陈启礼大获成功。且不说几个期货公司，单就《华美日报》和《美华报道》，每月就能进帐几百万，另外，银行帐号上还能不定期地收到几十万或上百万财界大亨和娱乐界明星的“捐款”。竹联帮各堂口虽说每月收入不少，可由于人员太多，各项开支太大，导致有时候入不敷出，还要总堂拿钱出来补贴。
颜世锡的开水电工程公司的主意不错，不但捞到生意，还可以解决一批竹联帮弟子的就业问题，免得终日在街上闲逛，无事生非。
若论与政界的关系，四海帮比竹联帮有优势得多，从建帮伊始就与政界的关系密切，可是近一年来，四海帮只注重发展企业经济，钱是有了，可却与政界的关系有些疏远起来。竹联帮在陈启礼的带动下，与官方的关系越来越溶洽，其本人也似乎脱出了黑道成为正道人士，且头上顶着那么多各种名誉的光环，这一点，陈永和又自愧不如。也许是读的书没有陈启礼多，陈启礼早些年虽荒废了淡江大学的学业，却在出狱后自修完成，并获取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学历，不仅如此，经营生意时期的陈启礼不断自修现代工商管理及财政金融方面的科目。而他陈永和，文化程度还停留在中学生的水平，虽说近几年来他也自修了不少东西，可在所学的应用上，他远远比不上陈启礼。所幸帮内各堂的堂主都具有相当高的学历和学识，能独挡一面，在经营管理上并不输给竹联帮。他越来越感觉到根本没法和陈启礼比，无论是头脑的灵活还是手段的高超。
在陈启礼办《美华报道》获得成功时，陈永和也办了两个期刊《社会和人生》与《现代生活》，可惜他没有陈启礼的经营策略，刚开始时，两个期刊的出市率还不错，可是没过一段时间，期刊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这两个期刊每期不但赚不到一分钱，还要贴进去十几万的印刷及制版费，在蔺磊洽的建议下，他申报停了刊。办刊比不过陈启礼，办公司照样比不上，尽管属下各堂口开办的公司和工厂的生意都不错，可是总堂开办的几个公司却生意清淡，险些要关门大吉了。正道的生意不行，但四海帮控制下的场子的生意都很不错，每天都能进帐不少。
几个月后，承安水电工程公司正式挂牌开业。
为了让那几个包揽台北水电工程的大财阀“识相”地出让水电工程项目，陈启礼煞有介事地给每人去了一张请贴。当那几个人接到陈启礼的请贴，不亚于收到催命符，一看上面的头衔不是《美华报道》的董事，而是承安水电工程公司的总经理，再往下看，还好，没有指定“捐款”的银行帐号，一颗心顿时放了下来。
陈启礼在《美华报道》上没少给这几个人脸上抹屎，更没少从这几个人身上捞“捐款”的油水。这几个人终日担惊受怕跟黑社会有牵扯，可一见到陈启礼的请贴，虽然心里一个个不愿意，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赴约。每个人心知肚明，看样子这台北水电工程的项目又保不住了，被敲个几十百把万倒不不在乎，只是这水电工程，万万不可忍让。内行人都知道，水电工程项目的不但利润极高，且是几个大财阀集团的根基所在，一旦失去这块领域，几个大财阀集团用不了多久就会宣布倒闭。几个大财阀集团的董事长凑在一起，商量了一整天，都无法想出一个有效的对付陈启礼的办法。最后，几个人一致通过，同意陈启礼加入，大家共同来吃这块肥肉，每人一口平分。
但陈启礼却不同意。
承安水电工程公司的开业典礼比《华美报道》的开业典礼更加隆重。陈启礼邀请了不少商界巨子、社会名流及政界人士，还有黑道上有名望的老大和元老参加。另外，还请来许多演艺界的大红大紫名星来助兴，当场献艺，如此场面宠大的开业庆典，在台北还是极少见的。陈启礼之所以要这样的场面，无非造成一种声势，通过《美华报道》获取的一点政治资本他要倍加利用。
在宴会上，他高举酒杯，频频向来宾敬酒，此时他比一年前的《华美报道》开业时又是不同，多了几分温文儒雅的上层社会名流的气质。一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根本不敢相信他就是台湾黑道声名显赫的竹联帮总堂主。
宴会结束后，陈启礼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一沓材料。这份材料是中情局交给他的任务报告——观察各党派及各界知名人士的发展及活动情况，报告中他精辟地分析了各党派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形势的担忧，在报告的最后，他再一次提醒上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党派的发展，否则有朝一日，台湾将会被别的党派所控制。
几个小时后，他这份报告交到陈虎门的手里，再由陈虎门转给了胡仪敏，最终这份报告摆在了蒋经国的案头上。蒋经国看过报告后对中情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遏制各党派的发展，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国民党已在台湾根深蒂固，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本事或能力与国民党抗衡。再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国民党时，注重博爱、容忍和民主，虽然自他父亲蒋介石持政以来，在某些方面的做法和孙先生有不同之处，但总的来说，国民党是个“民主”的党派，而并非是个专制的党派。
陈启礼的担忧没有引起蒋经国的重视，所以当局任由其他党派发展。十几年后，陈启礼的担忧成了现实。2000年的台湾大选，民进党以超乎众人想象的“实力”击败了国民党。
看过报告后的蒋经国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多派人手观察各党派的发展情况，暂时不必采取相关措施。
报告转到中情局局长汪希苓的手里，最终锁进了档案柜。
陈虎门向陈启礼转达了上面的意思：不必采取行动。
原以为要利用帮会势力对各党派采取打击行动，一切已准备就绪的陈启礼无可奈何地取消了计划。
在余祥生的介绍下，陈启礼和那几家建筑公司的老总见了面，并很快达成协议，将几家建筑公司合并成一家规模更大的建筑公司，成立董事会，几个人共同管理。就这样，陈启礼不花一分钱实现了他的计划，坐上了建筑公司的董事席，和陈永和分庭抗礼。
建筑公司成立后，很快便拉到了松山新机场主体工程的建筑项目。
另外，承安水电工程公司一直生意兴隆，业务不断，有时忙不过来，干脆把业务转给别的公司去做，从中赚取一笔数目不小的转手费。已是承安水电工程公司常务董事的陈启礼经过一番努力，进入了台北市消防公会，成为常务董事。至此，在黑道上声名显赫的旱鸭子在生意场上异军突起。短短几个月，竹联帮属下各堂口插手台北市各种行业，拥有合法商场、公司，从事建筑、水电、桥梁、公路、铁路等工程承包施工，并开设银行，投资金融事业，代办运输，涉足营运业。
1984年6月18日，陈启礼在名商俱乐部召开竹联帮副堂主以上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的帮务会议。
会议上，陈启礼得意地宣称：台北市50%以上各类型的生意，已操纵在竹联帮的手中。
也就是说，竹联帮控制了整个台北市的经济命脉。
这次会议的内容是：(1)如何逐渐摆脱以往收取保护费、开赌场、妓院、贩毒、看场子等黑社会的生存方式，转入正当行业为主的现代合法帮会。(2)在对待同道的冲突问题上，尽量用白道的方法解决。成立的律师团专门处理帮会与外在势力的利益冲突。(3)积极插手地方的选举，必要时用点黑道手段。(4)成立一所慈善机构，每月拨款两百万，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电影、报纸加大力度宣传竹联帮的善举。(5)扩张帮会势力，除台湾本土外，积极向国外发展。
这次会议的“圆满成功”，标志着竹联帮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各堂口遵照陈启礼的指示去发展，果然，竹联帮声名大振，成为一个黑道上最侠义最具爱心和善举的帮会，为普通小市民津津乐道，期间又有不少人踊跃加入竹联帮，使竹联帮在短短一个月内成为一个拥有上十万之众的世界顶级的大帮会。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不少国家的帮会都与竹联帮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竹联帮的势力在国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在香港和澳门都设立了分堂的陈启礼，受上级的“指引”，将眼光瞄向了中国大陆，那可是一片未有人开垦过的处女地。
大世界夜总会的豪华包厢内。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台湾安全局长汪敬煦汪先生，汪先生既是政界红人，又是个大实业家，在台南拥有好几家橡胶工厂和大企业，同时他又是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占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刘家昌向陈启礼介绍，“他喜欢别人叫他汪老板。”
“幸会，幸会。”陈启礼伸出手，“汪老板的名气很大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您这样的大人物认识。”
“哪里，哪里。”汪敬煦握住陈启礼的手，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旱鸭子陈启礼在黑白两道的名声，可是无人能及的，我这个安全局长早就慕名已久了，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哪里比得上你汪老板，你汪老板身肩党国重任，日理万机，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见我，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哈哈……”汪敬煦大笑着说道，“陈老板这是哪里话，如今哪个人不知道你陈老板最喜欢交朋友？也最喜欢和朋友做生意？这台北市一半以上的各种生意，都有你的份啊！我说的没有错吧？”
“汪老板真的是太抬举我了，都是一些小生意，哪里比得上象汪老板这样的大实业家呀！”陈启礼显得很谦虚。
在刘家昌的帮忙下，陈启礼确实认识了不少当局的上层人物，而且关系相处得都还不错。
“竹联帮的生意确实做得不错。”汪敬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不阴不阳起来，“都把生意做到军队里去了，并且和那些民主党派合作，搞什么共同发展。”
陈启礼一下子怔住，他和台湾海军陆战队第18集团军达成共同贩卖军火的协议，则是连当初的引见人刘戈仓都不知道的，还有他暗中赠款一千万给几个刚成立没有多久的民主党派，让其发展，并且安排了几个他的贴心兄弟加入到民主党派中去，这些事做得很秘密，没有几个人知道。
想不到他认为做得可以瞒天过海的两件事竟被安全局的人查到了。国民党当局虽然默认其他党派的存在，但没有明确下文说允许其他党派自由发展，无论怎么说，陈启礼还是一个黑帮的老大，如果安全局将黑帮勾结其他党派的事报上去的话，准会震怒蒋经国，后果不堪设想。
“汪老板，今天我只是请你们来玩一玩，我们不谈生意和政治，好不好?”一旁的刘家昌见气氛不对，忙打圆场，并吩咐妈妈桑叫几个漂亮的小姐来。
陈启礼望着汪敬煦，想从对方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一丝不友善的信息，终于，他肯定汪敬煦只是在警告他，而不是真正要和他过不去。他松开了汪敬煦的手，两人分边坐下，陈启礼说道：“汪老板是生意人，生意场上的事不说我们彼此心里清楚，其实竹联帮能有今天，还不全靠那些朋友在帮忙，大家彼此互助互力。”他故意停了一下，喝了一杯茶，“看来，我所做的事当然在瞒不过你汪老板，不知汪老板对我帮李副总统办的那件事感不感兴趣？”
“你帮李副总统办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刘家昌问。
陈启礼笑了笑：“你问汪老板吧，他手下的人可把我的什么底细都查得一清二楚了。”
汪敬煦没有说话，他心里明白如今这些黑帮势力已经大到了什么程度，对于陈启礼说的话，他表示怀疑，身为副总统的李登辉怎么会和一个黑帮老大有瓜葛？但以前蒋二公子（蒋孝武）在赌场里输了两千五百万，用老头子（蒋介石）的金怀表抵押在那里，后来刘戈仓找到陈启礼，用黑道的手段了结这件事却是事实。因为现在当局的那些高层人物，利用黑帮势力帮其办事，也不是没有。当下，他竟无法断定陈启礼说的话是真是假。
刘家昌望了望略有所思的汪敬煦，没有吭声。
陈启礼不动声色的望了汪敬煦几眼，知道对方被他唬住了，最起码不会再小瞧他。
这时，妈妈桑领着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进来了，几个小姐一进门，嗲声嗲气地打了一声招呼，便如小鸟投林一般投入了几个人的怀抱。
在台湾政坛混迹多年的李登辉就听闻了许多台湾黑社会帮会的事，对一度引起老头子(蒋介石)震怒的四海帮当然不陌生，更知如今的帮会势力已渗透到政界之中，不少政界人物和黑帮都有着不比寻常的关系。
在政坛上混，没有一帮忠实于自己的属下是不行的，这一点是政界和黑帮相同的地方。必须努力培植自己的实力才行，如果你的实力大，别人不敢轻视，做起事来也得心应手。
老头子(蒋介石)传位给小蒋(蒋经国)，小蒋会不会传位给蒋太子(蒋孝武)呢?蒋家的天下维持了那么多年，若还要持续下去的话，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就由一些激进的民主党派人士提出来了，这个困扰着台湾民众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像李登辉这样的国民党内的高层人物。虽然他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但仍无法和蒋经国抗衡。蒋孝武现在已是立法院的副院长，蒋纬国是手握重兵权的将军，蒋家的势力仍然根深蒂固，要想动摇绝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蒋经国现在就要传位给蒋孝武，恐怕还没有哪个人能够阻挠得了，庆幸的事蒋经国暂时没有退位的意思。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李登辉脑海中形成，如今黑帮的势力这么大，为什么不利用黑帮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他身边的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于是、陈启礼、陈永和、蔺磊洽、蔡冠伦等一批在黑道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在一些政界要人的牵引下，相继和李登辉见过面。
现今台湾在一些民主人士的呼吁下，反对专制、倡扬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用黑帮的势力掀起一阵反蒋的民意潮流，蒋经国就是再有本事，也不敢冒逆天下民众的意愿行大不韪之事。届时，只要再动点手脚，台湾第三任总统的位子唾手可得。
只不过这事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急躁不得，还需一步一步的来。
这期间，受亚太经济的影响，台湾经济大滑坡，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导致失业人数呈几何速度增长。
大批失业人员流浪街头，犯罪率也同步上长，抢劫、强奸、杀人、斗殴……事件频频发生，忙坏了警察局和刑警大队。
李登辉借此良机，分别授意给陈永和与陈启礼等人，要他们控制一大批失业人员，将失业的原因栽到当局的头上。
一时之间，台北、基隆、高雄等大城市及一些县市的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队伍，队伍打出：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吃饭；反对独裁，反对蒋氏家族的专制；自由、和平、稳定；要求当局尽快平息一手造成的金融风暴……等旗号。
蒋经国闻讯大惊，下令各地警察局和防暴大队制止这样游行示威。
文艺界闻风而动，像李敖等这些对国民党深恶痛绝的文人乘机大做文章，一篇篇刻薄而又尖锐文章像尖刀一般朝当局刺去。
台湾的社会局势急剧动**不安，面对这股强烈的反蒋浪潮，蒋经国，不得不考虑结果。如今的台湾的民众已不是当年，随着西方文化的深入渗透，民主、共和的呼声越来越高。1949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哪一个省长、县长不是由上级直接委托的?可现如今的台湾，全由民意选举，并成立议会。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未来的台湾岂不要像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一样变成多党合作制的国家?看来，这是一股历史潮流，无法逆转。
蒋经国在抽调大量资金想尽快稳住这股金融风暴的同时，并且积极想方设法安置失业人员，发放救济金，尽管如此，失业人员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壮大。地方警察和防暴大队在维持治安时，不断与游行队伍发生冲突，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在大量的工厂、公司倒闭的同时，竹联帮和四海帮也难逃这样的厄运。
两大帮会属下的堂口所开的工厂和公司被卷入这场金融风暴后，不是被吞并就是因资金耗尽而倒闭或破产，每个帮会弟子虽然每月能领到一笔足可维持日常生活的生活费，但那些钱早被丢到股市里面去了。许许多多帮会弟子重操旧业，偷抢拐骗，更多的弟子加入了游行者的行列，各堂口的老大根本无法控制手下人。
陈启礼与陈永和在这种时候也无法控制属下帮会的弟子，帮规根本起不了作用，惩罚一两个弟子敬不了效尤。
数天后，在竹联帮总堂的名商俱乐部，一场如何对付这次金融风暴的会议紧张地进行，参加会议的人除四海帮和、竹联帮等几十个帮会的老大。
会上，大家很快达成意向，利用手中掌握股票再掀一次股市狂潮，此际，大家密切合作达到相互炒作，趁机抛股的目的。
蒋经国为了安抚失业人员及平息这场金融风暴，已动用了近500个亿的国库资金，这些钱一卷进去倾刻间化为乌有，原本就因国库不充盈而无力扩充军备，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无奈，蒋经国将求援之手伸向了美国。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不可能坐管，在蒋经国要求经济援助时，美国答应无息贷款10亿美金，以缓解台湾的经济动**。
这一消息，陈启礼和陈永和等人当然不知道，身为安全局局长的汪敬煦却一清二楚。10亿美金相当于多少个亿的台币？哪个人不动心?
当股市稍有一点平稳的时候，一阵更加猛烈的狂潮接触而至，令广大股民们不知所措。这一次股市狂潮，比上一次的更猛更雄更加持久。台岛各著名的评股专家频频亮相，对股指大加评论，有细心的股民发现，只要是评股专家评论过的股指，马上就呈上升的趋势，而且一直往上窜，似乎永不停息，这种小道消息一传开，股民们开始专注评股专家的评论了，只要评股专家点到哪一支股时，立刻蜂拥而上狂购，股指和股价自然而然向上飚升。
诸不知这些评股专家已被四海帮和竹联帮控制，进行黑箱操作，广大股民疯狂抢购的正是他们屯积在手中的股票。
这样一来，两大帮会及那些大财团被套牢的资金立即活了起来，并且很快变成了大笔大笔的现金。当他们抛完手中被套死的股票后，那支狂涨的股很快直线下跌，而且跌到最低点，这时，他们又趁机大量买进，当股价上涨到一定的阶段，又全部抛出，几次三番。就像榨油机一样来回转动，将股民们的血汗钱榨得一分不剩。
社会治安更加不稳定起来，暴乱冲突时时发生。蒋经国从美国贷来的10亿美金，将其中的一部分投入股市想稳定股价，谁知一下子就不见了，就像石头丢到水里，掀不起多大的波浪。另一部份变成救济金发放到失业人员的手里后，却又转到了股市，变成一张张的股票，间接的掉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半个月后，在陈启礼等人的努力下，这场金融风暴逐渐平息下来，各股指趋于平静。
这场金融风暴的时间虽短，但给台湾造成的损害程度是空前的。虽然当局做了大量的妥善安排工作，但仍有大批的失业人员流离失所，浪迹街头。
不少失业人员无路可走，纷纷加入帮会，各大帮会的势力又急剧膨胀起来。
借此机会，陈启礼与蔡冠伦等黑帮人物打着慈善捐助的旗号，协助当局有关部门安置失业人员，并拿出几百万款项安抚贫困市民。可是金融风暴过后的物价上翻了几倍，那一点救济款根本不够。
囊中羞涩的蒋经国再也不好意思向美国伸手求援，从他的父亲蒋介石开始，就不知得到过多少次美国的援助了。他找来几位贴心的手下寻求对策，如果不尽快拿出好对策来，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就更加失望和排斥了。
1988年蒋经国临终前对李登辉不无遗憾地说：“我比不上父亲，把台湾治理成这样子，我对不起父亲，更对不起国民，现在，我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整治好，今后的台湾可能要走党派竞争这条路，由着他们去吧……”
台湾公务员自1984年以后腐败成风，那个烂摊子不要说是李登辉，就是蒋介石再世也无法收拾了。
就在金融风暴过后没多久，那几个台岛著名的评股专家离奇死亡，一时间引来社会各界的猜疑。接到情报的蒋经国，也觉得这件事和金融风暴中的巨额资金被无形吞掉，有很大的关系，遂命台北市刑警大队队长曾文全力追查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