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父的黑白人生

第六章 江南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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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等着你。” 陈启礼走出法庭的大门,对着外面那些守候多时的记者,微笑着说:“我相信台湾的法律是公正的,绝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陈启礼当然明白,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更何况他想通过这件事,使竹联帮和中情局建起祸福与共的关系。那样的话,竹联帮在政界的地位,又加深了一层。

说完,刘宜良转了身,就在一刹那,吴敦从旁边冲击,拔出枪迎面一枪,击中刘宜良的眉心。刘宜良的头朝后一仰,来不及叫出一声就倒在地上了。

汪希苓点头称赞一番后,示意胡仪敏拿出三个小锦盒:“这里有三个奖章,分别奖给你们三个人,恭喜你们获得如此殊荣。”

曾文在任台北市刑警大队队长期间,与黑帮打过不少交道。原先,陈启礼用过给曾文在银行立个帐号,定期往帐号上汇一大笔钱的方法,可那些钱全被他捐赠给了慈善机构。一个公务员哪来的那么多钱做慈善?当局廉政处派人调查时,他公然宣称那些钱是黑帮贿赂他的。为此,他成了一个廉洁公务员的典范。

蒋经国之所以对曾文委以重任,要他查清这件事。在蒋经国的意识里,台湾像曾文这样廉洁的公务员毕竟不多。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无论哪一个封建王朝中,凡是廉洁奉公的官大都是好官,这样的官是委实难得的。

曾文果然不负蒋经国重望,很快便查到那几个股市评论专家的离奇死因与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有关,尽管曾文早就意识到此事与黑帮定有牵连,可是他缺乏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就确有其事,也会被否认。竹联帮拥有最能干的律师团,每一个律师都有将死囚犯辩成无罪开释的能耐,拿法律当儿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眼下,无论如何都要从董桂森身上打开缺口,可是董桂森是个硬汉子,审讯了两天两夜,一个字都不从牙缝中蹦出。

就在曾文有些束手无策的时候,台北市地方法院的传票到了。

果然,正如曾文担心的那样,他委托的辨护律师根本无法与陈启礼的律师相比,一场法庭辩论下来,法院宣判当场开释董桂森的同时,要曾文当面向董桂森道歉,并赔偿两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钱的话就算了,曾处长,麻烦以后抓人的时候想清楚到底该不该抓,我们后会有期。”在法庭的走廊上,陈启礼这么对曾文说。

曾文气得七窍生烟,大吼道:“旱鸭子,我一定查清这件事,将你绳之以法。”

“好,我等着你。” 陈启礼走出法庭的大门,对着外面那些守候多时的记者,微笑着说:“我相信台湾的法律是公正的,绝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几天后,蒋纬国派人找到了陈启礼,双方订了协议,陈启礼投资5个亿,开办了6家大型的军需工厂。(正是这6家军需工厂,日后成为竹联帮贩卖军用物资的基地,导致蒋纬国被参议院弹劾,失掉兵权。)

曾文不甘心就这么被陈启礼戏弄,决心重新寻找突破口,他把目标定在那几个大财团老总的身上。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几个股市评论专家是被黑帮灭的口,为了自身的利益,黑帮什么事都干得出。曾文首先命几个得力手下扮成黑帮杀手,造成追杀那几个大财团老总的迹象,另外自己又领人挺身相救。

就这样,那几个大财团老总深感黑帮的无义,答应和曾文合作,将金融风暴幕后真相和盘托出。

两天后,曾文的一份材料摆上了蒋经国的案头,只要蒋经国下令,他马上抓人,对台湾帮会来一次大清剿。

“总统,且慢。”一旁的副总统李登辉说道,“能够操纵这场金融风暴,足可证明台湾帮会的势力已非同小可,就拿竹联帮来说,已经控制了台北市50%以上各行业生意,而那松山新机场的建设,全是帮会承建,如果冒然对他们实施清剿,只怕会令刚刚稳定的社会大乱。” “难道要我放过他们吗?”

“帮会势力当然要除。”李登辉说道,“由于我们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耗了不少财力,暂时没有能力将帮会势力一网打尽,而且我们不少地方都得依靠他们,就拿蒋纬国将军筹建的几个军需工厂来说,听说也是他们出的钱。”

“他们当然有钱。”蒋经国哼了一声,说道,“连救济金他们都不放过。”

李登辉说道:“既然他们有钱,我们为何不利用他们的钱为我们办点事呢?反正政府有那么多工程项目要上,找他们投资不就行了?”

蒋经国阴沉着脸:“那样的话岂不是和帮会同流合污?”

“我们没必要亲自出面。”李登辉说道,“找个中间人连通一下就行了,只要事情进行得隐秘,谁还知道?”

“那样一来,帮会势力和我们连为一体,我们怎么清剿他们。”

李登辉笑了笑:“如果派中间人大量找他合作,他们一定认为我们会重用他们,从而疏于防范,另外,我们积极调集人手,暗中监视住他们,只要时机成熟,那些帮会头目一个也跑不掉,头目一旦被抓,手下的徒众肯定会自行解散。”

蒋经国听后,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李登辉说道:“还有一件事我想提醒总统,曾文在查那件事时,太张扬了,现在弄得满城风雨,不少报纸说这场金融风暴是当局和帮会勾结,一手泡制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是怎么办事的?”蒋经国一发怒,脸色就呈青紫色,血压很快升高。 李登辉吩咐推门进来的秘书,“先把总统的护理医生叫来。”

待秘书出去后,李登辉又说道:“为了小小一个曾文,总统没必要生那么大的火,以前他是刑警大队的队长,调他到高雄去,另外把高雄刑警大队的张亨岱调过来不就行了。”

蒋经国靠在沙发上,微微点了点头,两个护理医生推门而进,迅速为蒋经国量血压,打降压针。折腾了一番后,蒋经国的气色已缓和下来。

蒋国经起了身,走到书架边,抽出一本书来递给李登辉:“你看看,那个叫江南的家伙把我写成这个样子。”

“这好办。”李登辉早已心神领会,吩咐推门而进的秘书,“派人去把汪希苓找来,就说我有事找他。”

同陈启礼打过交道的李登辉其实可以自己去找陈启礼,但他没那么笨,将来一旦出事,陈启礼要发火,也只能把火发到汪希苓的头上,要完全控制黑帮,不耍点手腕是不行的。早就窥视总统宝座的他一方面对蒋经国百依百顺,一方面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果然,江南命案发生后,江希苓被陈启礼拖下了水,而他李登辉却安然无事。)

曾文久久等不到蒋经国派他抓人的命令,却等来一纸调令,调他到高雄刑事警察局任副职。

担任副职就是有名无权,这明显是上头给他小鞋穿,心灰意冷的他奋然自动辞职,不久便不知去向。

蒋经国想不到曾文会做出自动辞职的决定,深感内疚,吩咐汪敬煦派人寻找曾文,可一直没有下落。

数日后,有人在淡水河边的沙滩上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赶到现场的刑警大队的人认出,这两具尸体是曾文的妻子和儿子。

阳明山的松竹山庄。

陈启礼在向上司胡仪敏报告这一段时间来的工作情况。坐在一旁的除朱国良外,还有陈虎门和帅岳峰。

陈启礼汇报完毕后,胡仪敏对其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并训导道:“你所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要加紧将帮会势力首先向大陆沿海一带渗透,并逐步向内陆发展,要像控制台湾一样控制大陆。”

“我一定遵从训导,两年之内将帮会势力渗透到大陆内地去。”陈启礼显得意气风发。

“两年恐怕不行,能够在10年内达到这样的目的就算很不错了。”胡仪敏说道,“不要急, 慢慢来,路是一步步走的,那样才踏实。”

这时一个人推门进来,几个人一见,忙起身异口同声叫道:“局座!”

“大家坐吧!”汪希苓摆了摆手,眼光从陈启礼脸上掠过:“我们对你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

“多谢局座。”陈启礼起身向汪希苓敬了一个礼:“我能有今日成就,全是局座栽培有方。 ” “坐吧。”汪希苓招呼陈启礼坐下的时候,自己也找了一张沙发坐下:“你知道美国有个华人作家叫刘宜良的吧。”

“刘宜良?”陈启礼迅速反应过来,“他的笔名好像叫江南。”

“不错,正是他。”汪希苓说道,“他当年在总统开办的政工干校学习过,却有负党国栽培,跑到美国后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对总统诬蔑丑化,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侮辱党国的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在美国成立一个什么联谊会,暗中联络台湾一些激进派的文人,宣扬什么祖国不可分,两岸要统一的谬论。”

陈启礼义愤填膺,当即大怒:“这样的党国叛徒,为什么不加以严厉制裁?”

“是啊!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不然的话,那些吃党国奶水长大的人一个个受他盅惑,都投向那边(中国大陆)了。”汪希苓说,“可是我们对他无可奈何。”

“怎么会无可奈何呢?”陈启礼问。

“你有所不知,那个家伙在美国,又加入了美国国籍,如果我们派人出面,一则恐怕有损党国的形象,再则怕影响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陈启礼立即明白了,汪希苓既要杀一儆百,又不愿弄脏自己的手。他抬眼看了旁边的几个人,而那几个人的眼睛正齐刷刷地望着他。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件事若是当局无法出面,看来只有帮会势力出面了。唯一的人选,,就是陈启礼。

陈启礼反复思忖了一会儿,决定慷慨请缨,他对汪希苓说道:“局座,不如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

汪希苓说:“你也算是一个老情报人员了,这内中的厉害关系,你不是不知。”

陈启礼当然明白,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更何况他想通过这件事,使竹联帮和中情局建起祸福与共的关系。那样的话,竹联帮在政界的地位,又加深了一层。

旁边的胡仪敏问道:“你想清楚没有?”

陈启礼的声音慷慨激昂:“我早就想清楚了,不成功则成仁。”

“好吧,你回去准备一下。”胡仪敏说,“不急于行事,先把情况摸清楚,寻找最有利的时机下手,事情一办成,局里和上面都会重重嘉奖你的。”陈启礼向汪希苓和胡仪敏各敬了一礼,气宇昂扬地走了出去。

江南,本名刘宜良,1932年生于江苏靖江县,是个富豪子弟,1941年,大地主身份的父亲被新四军打土豪分田地时所杀,为报父仇,1949年,18岁的刘宜良参加了蒋经国领导下的“青年军”,后随军撤退到了台湾。1950年,刘宜良进入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政治干部学校受训。如果照此混下去,不辜负国民党的栽培,定可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可是1954年,他却脱离了国民党军方的栽培,跑到台北市师范大学念英语,毕业后在《台湾日报》当记者,先后到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一带国家采访,回到台湾后,他写下了《香港纪行》、《动乱的东南亚》两本书。1967年,刘宜良被报社派到美国,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对台湾社会的极度不满致使他下决心不回台湾。

到美国后,刘宜良利用业余时间,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他修完博士课程,在国民党内混迹了不少年头的他准备以蒋经国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因申请不到奖学金,经济没有来源,论文也就搁浅了。为了生计,他改文从商,在华 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1978年,他迁至旧金山市,在渔人码头开了一个瓷像店。

从商后的刘宜良坚持写作,以他所了解的蒋经国为题材,于1973年完成《蒋经国传》的前四章,交由香港《南北报》月刊连载,前后刊了两年,连载完后,《南北报》月刊社见《蒋经国传》社会反响不错,遂于1975年未经他同意擅自结集出版,遭到他的去信抗议。1983年初,他写完了《蒋经国传》的后几章,同时并改写了前面的四章,与洛杉矶《论坛报》签定合约,将《蒋经国传》改写稿交由该报连载并出版单行本。《蒋经国传》出版发行后,很快在美国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随着此书发行网络的扩大,这本书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书中,刘宜良以真实手笔写蒋经国其人其事,披露了国民党内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令国民党当局为此震怒。

由于《蒋经国传》的出版发行,刘宜良很快成了知名作家,江南这个名字为众多人所知。在此间,刘宜良接触了不少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和华裔社会团体,原先对中国共产党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有偏见的他,逐渐接受了那些偏向中国大陆的进步思想。他把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比较,深感国民党的腐朽与没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自古以来的道理,国民党人却并不知道,在大陆,正因为失掉民心才把江山输给了共产党,在台湾,国民党虽说动用高压政策,暂时稳住了统治,但这种统治随着台湾民众的觉醒,终有一天会被推翻。

1984年初,刘宜良跟随美国的进步团体回大陆参观了一趟。这一趟,使他更加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俗话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是刘宜良却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在不断发表文抨击台湾国民党持政腐败的同时,他组建了一个友好联谊会,与台湾一些知名作家共同呼吁祖国统一,两岸和谈。

刘宜良的做法更加激怒了台湾当局,他们觉得不能再将刘宜良留在世上,正如蒋介石在世时说的一句话:一切与党国为敌的人,务必除尽。

除《蒋国经伟》外,刘宜良还写了《龙云传》的上卷,正打算写完下卷后交《华文报》出版,另外,他答应了《论坛报》,将《吴国祯传》译成华文。

(江南事件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声称,江南是他所遇到众多从台湾过来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正是这种透彻要了江南的命,国民党只会利用一些文化界的渣滓来粉饰太平,江南的死,不仅是文化界的悲哀,更是国民党当权者的悲哀,那些当权者已经悲哀到了束手无策要利用黑帮势力来扼杀一个手无寸铁敢于说真话的文人的地步了 )。

接受了刺杀江南的任务后,陈启礼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绝不能草率行事。首先,他想用竹联帮的杀手去完成这件事,但转念一想,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杀手有时候也不可靠,必须亲自出马。但诸事缠身,一时间无法走开,既然胡仪敏说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就干脆把手头上的事处理完了,再去美国。

一天晚上,陈启礼从大世界夜总会出来,身后跟着刘焕荣和吴敦,他刚与几个当局派来的中间人签署了几宗大合作项目。当局的这种心理他已经摸得一清二楚,想和帮会合作,利用帮会的财力,又怕被人说闲话,正所谓做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

不过也好,当局一旦和帮会合作,这种合作便会一直持续下去,双方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融洽 。

陈启礼走在前面,向停在路旁的车子行去,当他的手正要抓住车门时,突然路边的阴影里冲出一个人来。

那人大叫:“旱鸭子,你还我一个公道。”

陈启礼闻声刚要抬头望去,只觉得眼前火光一闪,他本能地把身子一斜,耳边听到枪声时,左肩好像被什么物体猛地撞了一下。

十几分钟后,陈启礼躺到了市立三医院的急救台上。在急救台上,他还不忘吩咐刘焕荣和吴敦:“我知道他是曾文,快,马上派人四处找他,找到他之后无论花多大的代价,都不能让他活着,不能让新闻媒体知道一点消息。”

吴敦领命而去,刘焕荣留下保护陈启礼。既然曾文动了要杀陈启礼的念头,第一次不成功,肯定还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

陈启礼大难不死,虽说行武出身的曾文枪法不错,可惜开枪时陈启礼本能地转了一下身子,这一转,使原本射中心脏的子弹偏了位置,从肩膀的肋骨间穿过去,血流了不少,性命倒无大碍。

陈启礼“遇刺”的消息通过陈虎门不仅惊动了汪希苓,也惊动了蒋经国。蒋经国怎么也想不通,堂堂一个黑帮老大也会被遇刺,而且凶手竟然就是自动辞官不做的曾文。一连出了那么多事,已经使党国的声誉深受舆论的攻击和诋毁,如果让曾文刺杀陈启礼的事再曝光的话,社会舆论会闹翻天。所幸新闻媒体还未捕捉到凶手是昔日堂堂刑警大队队长的消息,都以为这是一起黑帮利益冲突的仇杀事件。

为引开新闻媒体的视线,《华美日报》和《美华报道》披露陈启礼遇刺是芳明馆珍珠呆所为。将这件事的内幕隐瞒住。

两天后,竹联帮开办的中仁证券公司在台北市仁爱路如期开业,中仁证券在台湾各大城市都拥有分公司,规模很大。这中仁证券虽是竹联帮一手开办的,但总统府秘书长俞松涛却拥有50%的股份。

奈于身份特殊,俞松涛不能在开业典礼上公开露面,他与汪敬煦一起,在公司楼上的办公室里陪着陈启礼,透过窗户,看着下面热闹的场面。

对于陈、汪二人的计划,俞松涛自然一清二楚,他笑着说:“那个人扮得还不错,好像没人认出是假的。”

在楼下,吴敦和董桂森等人陪着假陈启礼向前来祝贺的人应酬。凡是视线以内的各个角落,都安排了竹联帮的杀手或是安全局的人,只要曾文一现身,立刻会遭到伏击。

三个人的眼睛既兴奋又紧张地盯着下面的人群,期盼曾文的出现。这时,办公室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一个人闪了进来。

三个人同时转过头,惊恐的神色立刻在他们的脸上僵住。

陈启礼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曾大队长,你是怎么进来的?”

“曾文,你不要乱来。”汪敬煦挡在两人中间,“陈启礼杀不得。”

“为什么?”曾文问,“他勾结腐败官吏,制造金融风暴,鲸吞政府资金,在此之前他身为 黑帮老大,贩毒贩军火,开赌场妓院,利用帮会势和控制一切行业生意,这样的人坏事做尽,难道还不该杀,还有,他派人杀了我的老婆和儿子,”曾文一脸悲愤,看了看汪敬煦和俞松涛,似乎明白了什么:“噢,我明白了,你们两人和他在一起,一定和他又勾搭上了。”

汪敬煦说道:“不止是我们,政界和他有关系的人大有人在,就算你杀了一个陈启礼,可台湾还有千千万万个陈启礼,你杀得干净吗?”

曾文愣了一愣,苦笑着说:“不错,台湾那么多帮会,每个帮会都和你们有勾连,就算我杀掉陈启礼,又有什么用呢?”

“你明白就好。”汪敬煦说道,“你自动辞职的事,总统已经知道,他吩咐我们找你回去, 另行任职。”

汪敬煦知道曾文的目标只是陈启礼,只要他挡在陈启礼的前面,曾文就不会开枪。他和曾文说话完全是在拖延时间,他身后的陈启礼已通过窗户向楼下的人传去了求救的信号。

曾文刚要说话,办公室的人一下子被人撞开,刘焕荣持枪冲在最前面,一进门就朝曾文举枪便射。

曾文在地上翻了两个滚,避过朝他倾泻过来的子弹,迅速靠近汪敬煦,当他起身想把枪口瞄准陈启礼时,耳旁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紧接着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他只说一个字,身体仰面朝天倒了下去。他自认为动作极快,谁知还有一个人的动作比他更快,就在他将枪口瞄准陈启礼的一刹那,汪敬煦已拔出手枪将子弹射入了他的头部。

近距离开枪,一枪毙命。

曾文倒在地上,头部血流如注,他已说不出一句话,眼中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很快,他的瞳孔渐渐变大,最后一丝神色瞬间不见。人虽死了,眼睛还硬睁着,他死不瞑目。

汪敬煦放枪入怀,俯下身子,替曾文合上眼睛:“你之所以有今日的结果,只怪你自己。”

曾文一死,陈启礼的心安定下来,着手处理完手头的几件事后,于1984年9月14日,在伤口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与帅岳峰一道乘飞机到了美国,一同赴美的,还有从美国回台湾向陈启礼汇报竹联帮在美国发展情况的“黄鸟”陈志一。

到了洛杉矶后,赴美定居的“灰鸭”柳茂川和“青蛇”邓国沣、“白狼”张安乐等人带堂下弟子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陈启礼。

竹联帮美国分部各堂下弟子已多达四、五万,大多以做生意为幌子,从事各种黑道买卖。

在洛杉矶休息两天后,陈启礼和帅岳峰便在柳茂川的陪同下到了旧金山。在柳茂川的帮助下,陈启礼很快查到了刘宜良的住处。刘宜良不在家,老婆和儿子都在。柳茂川问:“要不要把他的老婆和儿子先杀掉?”

陈启礼摇头:“我们的目标是刘宜良,如果他的老婆和儿子都死了,岂不打草惊蛇了

在旧金山停留了好几天,陈启礼便和帅岳峰返回洛杉矶。回洛杉矶后,帅岳峰借口家中出了事,先行返回台湾。

在洛杉矶,陈启礼进一步调查刘宜良的身份背景。他发现在美国的华侨界,刘宜良(江南)的名气很大,一般人都认识这个人。在文艺界,刘宜良不仅名气大,而且还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而且很乐于助人,得到许多人的敬仰。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写下了一本《蒋经国传》和几篇抨击国民党政治的文章,竟然惹来杀身之祸。其实这也是一个文化人的悲哀。

那本《蒋经国传》陈启礼也看过,其实里面的内容并无太多忤逆之处,虽然文中有些秘闻的内幕他并不清楚,但以他所接触的国民党人来说,几乎肯定那些事全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刘宜良只不过是照实写实罢了。

可是这种写实的手法是万万不能的,正如许多真实的事情都见不得光一样。那些事就好像是个马蜂窝,刘宜良要去捅,倒霉的只是他自己。

从刘宜良所接触的社会团体和近期发表的文章看来,陈启礼发现此人并不像汪希苓说的那么大逆不道,认贼作父。刘宜良虽然接受了不少偏向于中国大陆的思想熏陶,但具有那种思想的心,在华侨界是很普遍的,也是很正常的。

国民党不能容忍此人的存在,完全是那本《蒋国经传》惹的祸。国民党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无非是想遏制反国民党思想的蔓延。在美国华侨界混了一段日子之后,陈启礼觉得台湾当局的做法实在太幼稚,不要说杀掉一个刘宜良,就算将在美华侨全都杀掉,也无法遏制反国民党思想的存在。每一个从台湾赴美的华人,所带去的不单是一颗极度失落的人,还有一腔对国民党时政的无奈和愤慨。

事实上,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刘宜良所知道是以前的国民党,而如今的国民党,其腐败程度已远在他的意料之外。

经过一番仔细查探之后,陈启礼认为下手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避免走漏风声或事后暴露身份,决定不用在美国的竹联帮兄弟。他打电话回台北,要吴敦,董桂森及他的贴身护卫刘焕荣一同火速赶赴美国。在电话中,他得知自他走后帮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颜世锡以股东的名义从承安水电工程公司调走了一大笔资金,导致公司不能正常运转,吴敦和刘焕荣去找颜世锡时,双方发生争执,恼羞成怒的颜世锡当场下令要把吴敦和刘焕荣扣押起来,刘焕荣大怒,不加思索举枪反抗,结果他打死几名警察后逃脱,吴敦却被抓了起来,后董桂森和几个堂主带人去交涉,在交了10万块的保释金后,把吴敦保释了出来。吴敦虽然没事了,但刘焕荣却在警方的通缉中,根本不能露面。

和政界的人物打交道这么久,陈启礼知道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奸滑透顶的角色,用得着的时候,关系好得不得了,一旦有利益冲突,就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

“等我回去再和他算账。”在电话里,陈启礼对吴敦说道,“你和小董先到美国来,把这件事办完再说。”

1984年10月6日,吴敦和董桂森到了美国。

陈启礼自从到美国后,频频出现在华裔社交圈,宣称这次带了10个亿到美国是为了发展事业:(一)拓展《美华报导》的海外业务,(二)在美国办一个不受台湾当局控制的杂志,(三)与朋友合伙开银行,经营农场,(四)在旧金山盖一座妈祖庙,赚旅美华人的香火钱。

陈启礼之所以这么大造声势,并稍有介事地同美国一家杂志社签下了承包经营该杂志的协议,完全是有意的。果然,江南命案发生后,人们根本无法把他和江南命案的凶手联系到一起,后来还是“白狼”张安乐和“黄鸟”陈志一为了营救陈启礼而爆出此事。

吴敦和董桂森到达美国后,陈启礼带着两人到了旧金山,这一次他并没有去找“灰鸭”柳茂川,而是另外住在旧金山得利市一个姓宋的朋友家里,这里距刘宜良的家很近,他们开始进一步侦查刘宜良的行动规律及附近地形。

他们发现刘宜良除了不定期地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外,一般的时间都在家里,有时在家里写作,有时去渔人码头看看店子,甚至有时候陪老婆儿子去公园散心。有好几次,他们跟踪刘宜良,正准备下手时,不巧有旁人出现。

陈虎门打电话到美国,询问陈启礼到底什么时候动手,陈启礼回答:“就明天吧,明天是10 月10号,我要为党国的双十国庆献上一份厚礼。”

陈虎门高兴地说:“好,我们等你们凯旋归来,摆好酒宴为你祝贺。”

次日,陈启礼带着吴敦和董桂森来到渔人码头,但是渔人码头的工人正在闹罢工,警察很多,如果下手的话等于自寻死路,没办法,他们被迫放弃了计划。

“如果谁先打死刘宜良,不但可以获得10万元的奖金,还可得到中情局的重用。”陈启礼对吴敦和董桂森说道:“另外,汪局长那里,我会为你们请功的。”

眼见四海帮蔡冠伦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无法混入县议会,而杀一个人就可以得到当局的重用,这么好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吴敦和董桂森当即表示一定要杀死刘宜良。

既然在渔人码头无法下手,就只好选择在刘宜良的家里了。刘宜良的家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巷子很窄,车子开进去后要想退出来很难。经过两天的细心观察之后,他们知道刘宜良每天都有晨练的习惯。一般的人都喜欢睡懒觉,早上很少有人出门。

早上是刺杀刘宜良的最好时机。

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后,10月15日清晨,吴敦和董桂森骑着单车到刘宜良的住宅外,尔后潜入未关门的车库里躲了起来。陈启礼开着一辆小车在另一处街口做接应。

半个小时后,刘宜良下楼进了车库,他看到车库中有人时,并不在意。在美国,许多流浪汉晚上都是睡在别人家车库里的。当他看清吴敦和董桂森都是华人时,动了恻隐之心,说道: “你们的肚子饿了吧,先跟我上楼吃饱再说,这几天渔人码头的工人正在闹罢工,你们是不是码头工人?”

董桂森愣了一愣,本能地摇头。

刘宜良又说道:“看样子你们失业了,先到我家吃完饭,再帮你们去找工作。”

说完,刘宜良转了身,就在一刹那,吴敦从旁边冲击,拔出枪迎面一枪,击中刘宜良的眉心。刘宜良的头朝后一仰,来不及叫出一声就倒在地上了。

董桂森见吴敦抢了头功,忙拔出枪对准刘宜良的腹部补了两枪。枪声惊动了刘宜良的老婆崔蓉芝,崔蓉芝把头探出窗外,大声问:“宜良,出了什么事?”

吴敦见董桂森还要补枪,忙一扯董桂森的手:“快走,快走!”

两人用衣服蒙着头,窜出车库,朝停在旁边的单车冲去,骑上单车后没命一般朝巷口逃走。逃到陈启礼停车的地方后,两人丢掉单车,上了陈启礼的小车。陈启礼迅速启动车子,转了几条街后,混入川流不息的车流中。

当天,他们便回到了洛杉矶。安顿好吴敦和董桂森后,陈启礼马上奔赴洛杉矶的郊外,与一个农场主商谈有关购买这个农场的事宜。当他傍晚回到洛杉矶的住处时,便从电视上获知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被杀的消息。

由于江南的名字在美国华人圈广为人知,所以江南死的当天就成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紧接着,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社会为之震动,有关江南命案的新闻,报纸上连篇累牍,对其死因更是议论纷纷。

其实对于江南的死因,根本就不难猜测,一个素不与人争斗的文人怎么会成为被谋杀的对象呢?无需仔细分析,只要看他写的作品,那里的内容,一切就已清清楚楚,他能惹上谁?离除了国民党,除了蒋氏家族,还有第三者吗?

一时之间,“江南命案”轰动全美,不少报刊文章指出必与台湾官方有所牵连,迫于社会舆论,美国官方表示一定会查清此事,联邦调查局出动反间谍人员200多名全力侦查此事。 10月17日,陈启礼在洛杉矶打电话给负责联络的陈虎门:“陈处长,生意已成交,准备返台,请接机。”

陈虎门根本没想到刘宜良的死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面对舆论界的如此强烈反应,台湾当局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付。在李登辉的建议下,蒋经国出面澄清此事和台湾官方绝无半点关系。

蒋经国的话无异于推波助澜,使“江南命案”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政治色彩。

李登辉知道这是情报部门干的“好事”,把汪希苓叫来臭骂一顿之后,并暗暗吩咐汪希苓一定要把这件事处理好,以免留下什么后遗症。

陈虎门思忖一番后,对陈启礼说:“别急着回来,既然生意谈成了,干脆在美国那边多玩几天再回来,家里的事有我替你处理。”

两天后,陈虎门又打电话给陈启礼:“家里有事,爸爸叫你们三个人一起回来,快点,越来越好,记着,三个人一起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你们。”

陈启礼和陈虎门的两次通话,都被美国电话公司录了音,随即被联邦调查局所获,于是美国警方已经肯定是台湾官方买通黑道杀手下的毒手。另外,陈启礼等人在察看刘宜良的住处时,被一名华裔女大学生看见,此人后来成为审理此案的重要人证。

前两天才说要他们三个人在美国多呆一段时间,现在又这么急着催他们回去,跟台湾当局打过不少交道的陈启礼深知当局的为人行事,他担心像曾文那样被当局“秘密处理”,为以防万一,他将事情的经过口述录音,将录音带交给“白狼”张安乐和“黄鸟”陈志一,并一再叮嘱若他回台湾后被当局控制,想方设法利用这盒录音带进行营救。既然台湾当局害怕社会舆论,必要时就利用这盒录音带多造些舆论,当局慑于舆论压力,一定不敢把他们“秘密处理”,最多判个无期徒刑。

陈启礼的猜测在后来发生的事中一一得到印证。这足以说明,他太了解台湾当局,若刘宜良不死,和他来比试对国民党当局的了解程度,只怕刘宜良会甘拜下风。

10月20日,陈启礼同吴敦、董桂森三人乘飞机离开美国,先抵达日本东京。在日本,陈启礼与山口组骨干成员永野一郎,商谈合作开一家贸易公司的事,并打算在日本成立竹联帮分部。

21日,他们三人乘飞机返回台湾,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陈虎门和帅岳峰去迎接他们。随后,在桃园县的中情局秘密联络处,陈启礼向陈虎门详细地汇报了这次赴美执行任务的经过。

“嗯,不错,不错。”陈虎门听后大加赞赏,“辛苦你们了,你们为党国立了一件大功,过两天汪老板(汪希苓)会当面听取你的汇报,并给予嘉奖。”

陈启礼说道:“请陈处长多向汪局长美言几句,这件事小董和吴敦出了不少力。”

“我一定会的。”陈虎门说,“你们先找个地方安定下来,暂时不要外出。

至此,陈启礼、吴敦、董桂森三个人不管是“荣归故里”还是“自投罗网”,总算暂时松了 一口气。

两天后,10月23日,陈启礼、帅岳峰被陈虎门接到台北中情局招待处,汪希苓和胡仪敏设宴为其接风。席间,陈启礼再次汇报了赴美刺杀刘宜良的经过。

汪希苓点头称赞一番后,示意胡仪敏拿出三个小锦盒:“这里有三个奖章,分别奖给你们三个人,恭喜你们获得如此殊荣。”

陈启礼接过奖章:“多谢局长栽培。”

汪希苓又说:“至于那两千万奖金,由于政府现在资金紧张,所以暂时压后再给你们。” 陈启礼眼中掠过一丝不悦,却说:“那些钱其实应该归中情局,无论是局长、副局长 ,还是陈处长,都出了不少力。”

汪希苓佯怒:“你这是哪里的话,事情是你们做的,功劳和奖金当然归你们。”

陈启礼谦虚道:“我本人是中情局的成员,杀敌报国仍是本人的职责。”

“那就给吴敦、小董两人好了。”

“他们两人也不会要的。”陈启礼想得很清楚,钱的话他不在乎,至于功劳,如果不能得到当局的肯定,何来荣誉之有?他说,“依我之见,局里最好派人去安抚他们,如果能吸收他们进来,他们一定会拼死为党国效忠的。”

汪希苓笑了笑:“这事就交给陈虎门去办,你把这次行动的详细情况尽快整理成材料,我好向大老板(蒋经国)汇报。”

然而,陈启礼再度会见汪希苓,却是在数月之后的公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