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比以前更累。
安在单位当头头是越当越不会当了。刚当上领导干部的头几年，他还确实有些如鱼得水如鸟入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的感觉，但后来的感觉就全变了。总而言之概而括之他的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字，那就是累。真他妈的累！他周围的人许多都混成了官场“油子”，一个比一个会溜，一个比一个会拍。比他这个小领导更大的上级领导们也都越来越习惯于让人拍让人溜，大概是因为拍着溜着特别舒服的缘故。溜须拍马是如今在官场上混很重要的一项基本功，但这项基本功是安同志绝对的弱项。安同志不乏书生气和知识分子的迂阔，安同志天生脸皮太薄而且不认真研究“厚黑学”，所以安同志就越来越吃不开。眼看着官是再也当不大了，而且时不时地还会受气，时不时地感受到吃苍蝇的味道，时不时地产生一些危机感。安同志于是就觉得没什么奔头了，干工作也就有些得过且过的意思，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投入那么认真负责那么有成就欲了。这样他也就难免有些吊儿郎当有些无所事事有些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的意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安也就有些喜欢卡拉OK了。他这人天生乐感不错，唱卡拉OK不仅字正腔圆，而且音高、节奏都与伴奏相吻相谐，美好得无可挑剔。他的卡拉OK演唱在单位的联欢联谊活动中往往能博得满堂彩，在给大家制造出一些美感的同时，也给他自己制造出一点成功的乐趣。他自然也就乐此不疲。安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在近几年的官场中自然也就有许多公款吃喝之余上歌舞厅卡拉OK的机会，于是他的酒量在锻炼中成长，演唱卡拉OK的技能也在实际中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除了唱歌跳舞之外，也有那么一次半次，安作为被招待的人员之一，在对他们单位或者单位的人有所求的主人难以谢却的盛情下，也就拥有了一位歌舞厅的小姐作陪，甚至有一次他与一位十分职业的小姐也就进了封闭式的包厢。在那黑包厢里，安同志经历了一阵不习惯的尴尬之后，就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表达对小姐的同情和理解，而小姐一点也不理解他对她的理解，反而也居高临下地教导他要及时行乐及时享受人生，弄得领导干部安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受人教诲的尴尬。后来，当小姐娇滴滴地扭动着身子向安同志讨要小费时，安同志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恶心感，要反胃，他于是逃也似的从包厢里撤退。以后他就再也不去卡拉OK厅“消费”了。
不去卡厅，并不等于不犯想卡拉OK的瘾。好在可以播放VCD的影碟机价位已经降到了像安这样的家庭可以承受的地步了，安同志于是就买了设备，建起了家庭影院，兼做家用的卡拉OK厅。他们家于是也就常响起安同志演唱卡拉OK的声音，对邻居也就形成一些可以不必计较的干扰。安在家里演唱卡拉OK和在单独演唱一样地受到欢迎。安的儿子晨说：“我爸一不小心就成了OK歌星了”，安的妻子秋跟别人说：“我家那位唱歌行呢！”安在家里的地位无形中就又提高了一截子。
安的老妈又要从乡下来城里小住。安的弟弟来信说，老妈最近在原有的肚子疼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头晕的毛病。老妈希望能到城里来诊治一番，顺便再到安的家里住一段时间，一直住到过完春节。
“这是啥？”老妈进了他家的门时间不长，就指着摆放在家具上的影碟机向安问询。安刚刚要了单位的小车从火车站把老妈接了回来。
“这是影碟机。”
“这是啥？”老妈又指着家具两侧的两个大音箱问。
“这是音箱。”安回答。
“这能做啥？”老妈继续问。
“能看电影，还能唱歌，唱卡拉OK。”
“这些东西多少钱买的？”
“好几千呢。”安用模糊数字回答，而且打了不小的埋伏。
“就恁贵？”老妈还是发出了不出安预料之外的感叹。
“嘿嘿嘿嘿嘿嘿……”安习惯性地在脸上制造出一种又傻又甜的笑。
“妈，您洗完了就吃饭。”秋也做出一如既往的贤惠状。
“就恁贵！如今啥都贵。”老妈还在继续感慨。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老妈到来之后，安也就很少再在家里演唱卡拉OK。而以往他在饭后茶余，如果不出去办事或应酬，他总是要吊两嗓子的。这已经成了习惯，就像抽烟的人饭后一支烟那样自然而然。
“爸，你不唱一阵子吗？好几天都没听到您的歌声了。”儿子晨在一天晚饭后对安说，“我奶奶还没有听过您唱歌吧？您不给她表演一下吗？”
安的嘴里未置可否，却用眼神与儿子交流了一下。那眼神被晨理解成了爸爸让他安装启动卡拉OK设备。
“你不抓紧时间去学习，唱什么歌呢？”音响设备已经响起来了，安却用一种很温和的口气指责儿子，以掩饰自己因在老母亲面前而产生的莫名的窘迫，“把你奶奶聒的。”
“我奶奶不嫌聒。”晨却一点儿也不窘迫，他自作主张地调节好了音量，把话筒递到了安的手里。
“这孩子！”安接过了话筒，也就做开始演唱的准备。
因为老妈在场，安首先选择了一个曲目比较老的唱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那桃话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等几首歌，他都唱的高亢、悠扬并且圆润，十分耐听，使秋和晨情不自禁地鼓起掌声。
“好听不，奶奶？”晨向他奶奶发问。
“我不知道。甭问我。”晨才发现他奶奶一脸的不自然，一脸的窘迫，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
“给你唱吧，叫你奶奶听。”安也发觉了老妈的窘迫，比他预料的还要严重。他不好意思再唱了，就把话筒递给了儿子。
“您是咱家的歌星，有您在，我哪敢献丑？”晨很调皮地对爸爸说。
“我唱累了。你先唱，然后再让你妈唱，”安说。
晨唱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同桌的你》。
“妈您唱一首歌？”秋拿到了话筒之后，朝婆母客气了一下。
“我不会唱。”安的老母亲用了很大的声音拒绝。对于儿媳妇的礼让，她不久没有领情，而且还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烦恼。
秋也没有窘迫或者不愉快。秋的涵养极好。
秋也唱了两首。她演唱一首歌名叫做《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歌词内容是唱给一位失去了父爱而后自己又被汽车撞死的小女孩的曲目，唱得声情并茂，自己把自己感动的掉眼泪。他演唱得太投入了，以至于没有发现坐在旁边的婆母已经很生气地离去了。
“我妈也唱得太棒啦！我宣布，咱家第二号歌星是我妈。”晨说“我奶奶咋走啦？这么好的艺术她老人家竟然不欣赏！”
“不唱啦，不唱啦。”安说。
第二天早上，安的老妈就起床晚，起床以后就又睡下了。
老人家犯头晕，而不是像上次来城里小住时那样犯肚子疼。正像安的弟弟在来信里说的那样。安于是亲自带着老母亲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病因不详，无以施治。安感到过意不去，就给老妈买了一大堆好吃的，香蕉、苹果、一包甜而不腻的糕点、一种老少皆宜的烤肉干，甚至还有两块很大很大的巧克力。
安所买的好吃的实际上大半让晨给消费掉了。老妈说香蕉太贵，苹果太硬，糕点和肉干她从来就不爱吃，巧克力是娃娃吃的，她吃到嘴里觉得犯恶心。安同志于是开始认识到老妈头晕的毛病和前次来常犯的肚子疼一样，是并非西药中药可以医治的。安同志于是自己也添了心病，轻轻摇头，轻轻叹气，有一个晚上也瞪着眼睛失了一回眠。
晨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高二的学生自己都以为自己是准大人了，高二的学生也就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一个星期天，正好安和秋都有事需要加班，家里就剩下了晨和安的老母亲。于是晨就弄了一大帮自己的同学在家里聚会。晨召集这样的聚会也不需要安或者秋的批准，晨自以为可以自作主张于是也就真的自作主张了。
晨把家里弄得很热闹。晨和同学自己动手就搞了一桌子的菜，白酒不会或不敢喝，饮料和啤酒还是要有的，猜大拳不会或者不敢就来“老虎杠子”或者“石头剪刀布，”总之也要较个胜负。当然，一打开卡拉OK设备就更热闹了。一伙忘乎所以的高中生对仅有的两个麦克风你争我抢。稚声稚气唱出一股奶油味的居多，也有故作深沉装出一副大人状的，或者模仿港台歌星拿腔拿调的，更有五音不全唱出鬼哭狼嗥的效果的。晨和他的同学唱着唱着就把他奶奶唱得不见了。晨知道他奶奶和周围邻居的人们都不熟悉，对这个城市的街道也不熟悉，他老人家基本上无处可去，所以发现奶奶不在了的时候就有些担心，但自己请来的好同学好朋友玩得正高兴，他也不好意思丢下大家去找奶奶，况且晨认为奶奶也是绝对不会丢的。
晨和他的同学于是玩得尽兴方散。
“你奶奶呢？”秋下班回到家里首先就发现婆母不在家。
“我也不知道。我跟同学正玩着呢，她就不在了。”晨说。
“妈呢？”下班晚了的安也是一进门就向妻子打问母亲的去向。
“你问晨。”秋向已经出去找了一圈奶奶而没有找着的晨努努嘴。晨也噘着嘴。
找不着老母亲，一家人晚饭吃得没有滋味。
安的老母亲一直到很晚才自己回来了，而且脸上还是黑煞黑煞的。安多方问询，老妈才告诉他，她是到离安住的地方很远的一个老乡家去了。这个老乡是安很近很近的同乡，老妈与他家的人熟悉，但安近几年却是很少和人家打交道的了。
老妈在老乡家没有吃饭，回到家里也不吃，喝了点儿水就睡了，而且头晕，晕得站立不稳，晕得安和秋就又有些手足无措。
“以后再不要和同学在家里疯啦。你看看把你奶奶气的。”安背过老妈教训儿子晨。
“同学来玩玩又咋的啦？”晨认为爸爸责怪他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有点儿不服气。
眼看春节就到来了，节日气氛一天浓似一天。安和秋也就筹划着置办年货，筹划过年都要给那些人拜年，要请几次客，要买那些东西和礼物。紧接着就大包小包地开始往家搬东西，烟呀酒呀鸡呀鱼呀，糕点糖果，各式礼盒，各种水果和蔬菜，甚至油盐酱醋，购置得十分丰富。
“买这么多的东西，咋能吃得完呢？”老妈不止一次地说。
听到老妈这样说，安只是笑笑。他知道老妈也就是说说而已，现在的家又不是老母亲来当。
“安咋也变成这样了？他把过去受的苦都忘了！就过个年嘛，买这么多的东西！有几个钱？咋能这么浪费呢？”老妈对儿媳妇说。
秋不吭声，只是笑笑。
“你爸跟你妈把自己的根本都忘了。能挣几个钱？咋就这么地浪费呢？”安的老妈又对她的孙子晨说。
“咱家过年算是节俭的。我们同学家里置办的年货大半都比咱家的多！”晨说。
安的老母亲在儿子家里找不到知音，就只好更多更长地叹气。
于是在头晕之余，老人家就又时常叹气。安发现了老妈时断时续地叹气，知道老人家又添了新的心病。他想给老妈解释一下，仔细一想又觉得还不好解释。于是，在单位是领导在家里也能算是领导的安同志竟然感到给老吗做思想工作还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好在事情并不大，安以及他的妻子儿子该干什么还就干什么，也并不因为老妈的摇头叹气而改变什么。
除夕之夜。
安的小家庭过年的仪式也早已程式化和城市化了。传统的饺子只是最后的一道小程序，在此之前还有酒有菜，水果瓜子糖点小吃之类自然不在话下。家庭饮酒各取所需，品种上不强调一律，白酒啤酒果酒饮料听便，但大家要共同举杯以示庆贺。
“为了你奶奶的健康，干杯。”安对着儿子说。实际上他是在倡议全家人共同举杯。秋和晨都及时地端起了杯子，但安的老妈妈却不动。
“妈，您也端，您也端。”安说。
“我不喝，我不喝。”老妈说。而且她老人家又是一脸的窘迫。
“过年呢，妈您也喝点儿。”秋也劝婆母喝酒。
“我不喝，我不喝。”老人家不仅窘迫，而且有了些恼怒的意思。
“新年快乐！来年万事如意！”秋说了自己的祝酒词，然后倡议大家举杯。
“我不喝，我不喝。”安的老妈不仅窘迫和恼怒，而且有些坐不住了。
“为爸爸升官发财，为我妈妈越活越年轻，干杯！”晨的祝酒词更为独特。
“我不喝，我不喝。”安的老妈真的站起身来，要走。
“不喝了，都不喝酒了。看电视，看电视。”安说。安的心里实际上已经在暗自抱怨老母亲的不合时宜和不给面子。
中央电视台老少皆宜的春节联欢晚会总算给安的老母亲带来了些许欢乐，特别是一个用安的家乡方言表演的喜剧小品，更是让老妈笑出了声。
“你爷可怜的，惜惶的，一辈子都没享过福。”老妈突然发了一番感慨，对着孙子晨。
安在除夕的下午已经将去世多年的老父亲的遗像供奉到了显眼的位置。因为老母亲在，他们一家对老父亲的祭祀比往年要隆重更认真一些。尽管如此，老妈的感慨还是让安有些伤感。老父亲含辛茹苦一辈子，确实没有真正地享受过。新春佳节，像安这样有了一定阅历的人本来就难免感慨人生，思乡思亲，老妈的感慨无意中拨动了他的心弦。
十二时，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全城鞭炮声大作，经久不息。安的老母亲又发了一通感慨：“炮仗响上一点儿就对了嘛，那都是钱买的？这城市的人就是糟蹋钱呢嘛！”
“啥时候了，还不睡觉！”后来老妈又说。
“大年三十兴守夜，一晚上都不睡。”晨说。
“你们都不睡，我睡去了。”老人家说。
第二天，大年初一，安的老妈就又犯头晕，就又躺着起不来了。
就弄得领导干部安有些尴尬和狼狈。去给老妈看病吧，大年初一医院大夫护士恐怕也不一定能坚持上班，况且老妈的病是心病，是医生不见得能治得了病。不给老妈看病吧，她老人家又躺在**，还轻声呻吟，让来拜年的人看到了也不是一回事。
“妈，给你看看（医生）吧？”安说。
“不看。看得能顶啥？”老妈的口气倔倔的。
“妈，给你弄点儿啥吃的？”秋也来向老妈请安。
“不吃，啥也不吃。”老妈对秋的语气比对儿子的稍显柔和些。
安的家里大年初一空气也就有些小紧张。
从早上八九点钟开始，来拜年的人就陆续不断。这个小城市的人们大年初一拜年就是相互到对方的家里走一走，坐上几分钟，抽上一根烟，吃上一颗糖或者一个水果（甚至是一瓣桔子），再就是必须要喝上几盅酒（酒的品种也可以选择，但一般的男人是都要喝白酒的）。关系特别好的也就要尽量多喝几杯，以示对主人的敬重或者亲密。安大小也是个头目，平日为人也不错，大年初一来拜年的也就多，各种酒尤其是白酒也就是消耗得快。
这个城市的人号称一年喝倒一个酒的名牌，缘由一是人们“喜新厌旧”，追新猎奇，二是造假酒的动作太快（据说市郊一个叫西坡的村子里茅台、五粮液任什么都能“造”）。消费者换牌子不快就会净喝些假酒。今年全城流行临近一个地方所生产的一种老窖酒，清香醇厚，余味无穷，四十多块钱一瓶。安同志大年初一接待拜年的人一下子就干掉了十二瓶这种酒，价值人民币五百元左右。
当然，比起喝茅台喝五粮液的人家来，安同志的消费也是不算高的。
安的老妈大年初一一整天就在卧室里躺着，但她并没有睡着，家里的一切动静她都听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正好家里没有来拜年的人，稍显清净一些，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婆婆请到了饭桌上。老人勉强吃了一小碗饭，客厅里一个不明显的角落一大堆酒瓶子却让她老人家感到十分刺目。前几天在安和秋忙着置办年货时她就问过这种酒的价格，当时安还支只吾吾的，晨嘴快一些，就把价钱告诉给奶奶了。老人家那时候就感慨过一回：“就恁贵！啥都贵，啥都贵……”
安的老母亲一吃过晚饭就又睡去了，并且表示，头晕的厉害。
从初二开始，安就不断地到别人家去喝酒、聚会。这也是他每逢过年不得不参与的应酬，不得不进行的活动。他一去也无非就是吃饭、饮酒、猜拳行令，有时也再唱唱卡拉OK，但几乎每天都是迟迟不归，直至半夜。有一天被一个自己老婆开歌厅的朋友所邀，竟玩了一个通宵。
安忙于过年的应酬，一不留神就有好几天没顾得上过问老母亲的身体。而老母亲却正是由于他只顾忙自己的事而不过问她而感到恼怒，头晕的毛病也在加剧。她老人家甚至背过儿子儿媳妇在悄悄地抹眼泪，她在心里对大儿子包括儿媳妇以及孙子感到很失望。他觉得过年来到大儿子这里是一个错误，是自己找别扭找罪受，呆在老家不仅环境熟悉人缘好能过得十分畅快，而且绝对没有在城市里这么多看不惯的事情绝对不会气得又头晕又肚子胀鼓鼓。当儿子在年初三的晚上彻夜不归之后，她老人家终于憋不住了，第二天就在孙子晨面前说，你爸爸学瞎（坏）了瞎完了我没有想到他变成这号的了。结果惹得晨大笑，晨说奶奶你真逗真有意思我爸爸咋啦我爸爸一点儿也不“瞎”过年吃饭喝酒唱歌跳舞都没有啥不正常没有啥不对的这些都跟“瞎”不沾边不搭界我爸您儿子绝对是好人是好党员是好干部现在社会上像他这么好的人已经不多啦您再千万不要乱猜疑乱抱怨好好吃点儿饭多看点儿电视少睡点儿觉少犯点儿头晕咱家的气氛就能改善不少我爸我妈也就会少操心咱家的年就能过得更好啦……
在别人家喝过几天酒之后，安也就筹划着要在自己的家里也请一次客。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好在过年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无非就要妻子秋操劳一下，自己也不过是内心枯燥乏味表面还要精神饱满地应酬一天而已。
安也不是没顾忌到老妈的心态和身体。他在请客的前一天晚上也问了问老妈的身体，老妈没说啥，就是有点儿头晕这也是老毛病了。他也告诉老妈他要在家里请一次客可能要吵一些劳烦一些，老妈皱了皱眉头也没有表示反对。安于是决定请客。安同志对后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明显地估计不足，安同志于是就拥有了他没有预料到的麻烦。
好客大概是中国人的天性。明明知道大过年的谁家都是大鱼大肉的，吃得再也吃不动了，但秋还是准备得很丰盛。从早上她就开始忙碌，择菜洗菜切菜，又煮又蒸又烹。全家人的中午饭也顾不上做得很精细，非常潦草地吃了一点儿就拉倒了。一吃完中午饭她就又开始忙活。
吃过中午饭后，安的老妈就躺到**去了。秋只顾忙着准备忙着晚上请客的事，也一直没有顾得上问问老人家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等到了下午四点多钟，家里要请的客人也差不多快来了，安的老妈从**起来，给秋说要自己出去转转。秋感到诧异，因为婆母很少自己要求出去。正好晨在，秋就指令儿子陪着他奶奶出去转，并且叮咛：“别走得太远，吃饭前一定要回来。”陪奶奶出去转，晨心里也有些不大乐意。但他看到妈妈忙得不可开交，也就乖乖地陪奶奶出去了。
这天已经是正月初六了，商店大多都正常营业了，街上摆小摊儿卖东西的也都像以往那样大声吆喝叫卖了。尽管已是下午，街上仍然是熙熙攘攘的，人也不少。
安的老妈在儿子家住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跟儿子、儿媳妇共同语言都越来越少了，跟孙子在街道上转，她的心情还稍微要好一些。但街道上走着走着她的心情就又变糟了。
她老人家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了。
“你看，把那脸抹成啥了！又不是唱戏的。嘴红得像啃了死娃娃的狗。”这是老人家对脸上化了妆的城市女人评论。
“奶奶，你咋啥都管？人家化妆碍您什么事儿了！”晨说。
“那些红红绿绿的盒子里都是些啥？”安的老妈指着买食品的小摊问孙子晨。
“营养品，还有点心。”
“这多（少）钱？”老人家指着一个很漂亮的大礼品盒，操着浓重的方言问买东西的小商贩。
那小商贩报出一个在安的老母亲看来是天文数字的价格。
“这是抢人的钱呢！”老人家评论说。
“奶奶！”老人家议论越来越让晨觉得奶奶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奶奶，您想吃啥？我给您买。”晨过年还接到了不少压岁钱，尽管他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他认为他具有孝敬奶奶的经济基础。
“我啥也不吃。你再甭糟蹋钱。”奶奶说。
“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咱们回家吧。”晨说。他觉得陪奶奶逛街道简直太累了。
“我不回去。屋里弄了一堆人，喝酒就喝酒，还要划拳，把人能聒死！还唱歌儿，狼嗥一样的。”
晨听了奶奶的话有些犯愁。妈妈今天派给他的“苦役”不知道啥时候是尽头！
“天都黑了。我肚子都饿了。咱回吧，奶奶。”晨说。
“我不去。”安的老妈说。
正好晨在街道上碰到了他的几个同学，同学叫晨：“跟我们一起去玩吧。”那几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个漂亮女孩子名字叫婧婧，晨对她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于是这几个同学的召唤就无形中增大了吸引力。
“奶奶，我把您送回家去，我再跟同学去玩。”晨说。
“我还不想回去。”晨的奶奶说。
“那不行，我把您丢了，爸爸还不得把我的脑袋拧下来。”晨半开玩笑地跟奶奶说。晨和他的同学约好了会合的地方，就纠缠着奶奶朝家的方向走去。
安的家里这天确实很热闹。安知道老母亲由儿子晨陪着出去了，可以不必为她老人家操心。家里朋友们的聚会也少了一份心理障碍。
他们吃饭喝酒猜拳行令，直到有两个朋友都醉了，做东的安同志也明显地感到头太重而脚底轻飘飘的，舌头也远不如平常的灵活。喝完了酒就又开始唱卡拉OK，一伙人借着酒劲唱得也高亢也尽心也鬼哭狼嚎，一直闹到深夜方散。“妈跟晨咋还不回来？”安头脑稍稍地清醒一些了，但舌头还是有些发硬。
“就是的，我也着急了老半天了。”秋说。
他们正说着，儿子晨回来了。但晨是一个人回来的。
“你奶奶呢？”安和秋异口同声地问晨。
“我奶奶不是早就回来了嘛！”晨说。
“你奶奶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你没回来，你奶奶啥时候回来啦？”秋的口气里已经在责怪儿子了。
“就八点半那会儿，我把她送到楼口，眼看着她上了楼，我才跟同学去玩的。”晨辩解说。
八点半那会，安的家里正热闹。
安丢失了老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第二天，他除了在这个小城市里到处找以外，还给老家的弟弟发了电报。晚上，市电视台就开始给播发领导干部安同志寻找走失的老母亲的寻人启事。
一直到第三天，安的老母亲还没有下落。
（一九九五年）